本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度的解读。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描述了浙江民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性的特征。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3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生发于浙江，进而绽放于中国。

正是循着这样的视角，我们清晰地发现了改革开放3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本书以客观的记叙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再次感受并分享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宏大篇章。

序言 一个模范记者的《中国模范生》／吴晓波

自序 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002

来一次人的解放／004

温和派改革的胜利／006

下一个30年／008

第一部 1978—1984早春的萌动

 第一章 “阳关道”还是“独木桥”／003

迟到的“包产到户”／003

比小岗村早22年／009

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背影／014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包产到户”名词解释／023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数字浙江之30年比较／024

 第二章 我们来了／025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025

刀尖上的舞蹈／033

走私狂潮／039

“偶像”步鑫生／043

邓小平点将“宁波帮”／049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步鑫生的“忏悔”／055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小省”浙江／056

第二部 1985—1991在神奇中绽放

 第三章 温州打开“潘多拉盒”／061

到温州去／061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067

“假的”还是“真的”／075

金钱大爆发／079

[浙江改革史档案] 学者眼里的温州／084

 第四章 市场“大发现”／087

山坳里的市场神话／088

义乌的秘密／094

来自浙江的“候鸟”／100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1978—2007年浙江商品市场年谱／106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麟浙江市场的部分中国之最／107

 第五章 “向左”或者“向右”／109

中南海派来调查组／110

不戴“帽子”更凉快／116

杭嘉湖“杀机”风波／119

陈云书赠李泽民／123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一位温州老百姓对“温州模式”的质疑／127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129

第三部 1992—1999大突破

 第六章 致命的产权／133

天上掉下个陈金义／133

“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137

集体经济“转身”／143

“国有者”突围／150

[浙江改革史档案] 浙江改革的“所有制效应”／157

 第七章 集群为“王”／159

“第三意大利”寓言／159

“小的”很美好／165

往何处去／171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浙江产业集群分布概览／178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2000年浙江总产值前20位产业集群列表／179

 第八章 政府的角色／180

北京“浙江村”大清理／180

温州官员怎么办／188

“无为”与“有为”的边界／194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温州“下海”官员谱表／201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浙江“下海”官员中的两类人／202

第四部 2000—2008与“成长的烦恼”同行

 第九章 焦虑的富人们／207

徐冠巨“出山”／208

浙商的“政治经济学”／213

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221

父辈旗帜下的“富二代”／228

[浙江改革史档案] 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234

 第十章 饱暖思民主／236

我们可以说“不”／236

倾听草根层的声音／243

“非政府组织”胎动／251

[浙江改革史档案] 浙江“先富群体”的竞选参政冲动／258

 第十一章 “浙江制造”变局／261

外面的世界／262

千根断指的背后／268

“2008”之痛／274

阿里巴巴“芝麻开门”／281

[浙江改革史档案] “八八战略”：科学发展观的“浙江版”／287

尾声 浙江“三问”／289

一问浙江：“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290

二问浙江：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292

三问浙江：“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295

后记 生逢浙江／298

附录 浙江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300

集体经济“转身”

浙江是中国特色股份合作经济的首倡之地。这一新型产权制度的诞生，最初是因为浙江南部个体家庭工业欲逐步做大而必须走向联合，同时又敬畏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压力，最终“杂交”形成的特定产物。由于其兼容了产权清晰与集体主义色彩的双重优势，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急于实现改革突围的浙江北部、东部乡镇集体企业的主要制度选择之一。这一幕，在1993年后大戏开场，并不断深入。

社队经济原有基础的厚实，以及相对靠近计划体系的中心城市，决定了浙江北部及东部绝大部分地区农村改革开放启动后，走上了类似“苏南模式”的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发展道路。由此带来的乡村经济的迅速复苏与繁荣是显而易见的。到1990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上升至70.5％，其中乡镇集体企业产值占全部乡镇企业产值的78.8％。

但乡镇集体企业先天产权不清晰，地方政府凭借行政权威肆意干预，造成其从很大意义上无法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乡镇集体企业的制度缺陷开始显露，活力衰减，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效益下降。1985—1990年，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利润率由39.8％降至26％，减少了13.8个百分点；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也由20.67元减至13.6元，下降了34.2％。

浙江乡镇集体企业为此开出的第一帖药方是推行“承包制”，即以协议约定的方式，从乡镇政府手中争得有限的经营权。

鲁冠球可能是在“承包制”问题上看得最清也走得最远的乡镇集体企业经营者。1987年10月8日，他参加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时坚定地表示：“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

此时的鲁冠球已经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并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他领导的万向节厂也已成长为能与同行业国际巨头相抗衡的中国乡镇企业首领。鲁冠球以自己卓越的经营才华和强势的行事作风牢牢地掌控了企业。但从产权关系上说，他一手造就的万向节厂仍完全归属乡镇政府所有，谁也不能保证，乡镇政府不会在某一天用一纸公文让他卷铺盖走人。

1988年，心中一直隐隐难安的鲁冠球和万向节厂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官员面对面坐下来谈判。他把万向节厂多年积累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元，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元明确划归乡政府所有，其余归“厂集体”所有。乡政府的利益继续用基数定额、逐年递增上缴利润的“承包制”方式予以保证，而乡政府的角色则从过去可以为所欲为的企业产权完全代表者，转变成只能与“厂集体”平起平坐的股东。鲁冠球以这一后来被称作“花钱买不管”的和平赎买，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鲁冠球“花钱买不管”的经典手笔既是超前改革意识下的灵活手段，也是温和无奈的妥协。他的成功带有其强势身份所造就的个例色彩，难以大面积复制。

在左右尴尬的“承包制”之后，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的确需要一次普遍的制度性突破，以激发全新的发展活力。借着邓小平南方谈话“胆子再大一点”的东风，以产权关系重构为核心的又一轮改革于1993年在浙江乡镇集体企业中审慎启动。

因乡村工业星火燎原而崛起为浙江“第一强县”的绍兴，这一年将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最早试点选在了杨汛桥镇。时任县农经委主任陈楚卿回忆说，对改制问题，用当时省长沈祖伦的话讲就是建立“捆绑机制”，即要把企业的命运与经营者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改制的具体方式上，或“租”、或“卖”、或“并”、或“包”，但大多数还是选择了股份合作制。  杨汛桥的厂长们对改制既感到兴奋，又有些迟疑。因为那个时候谈论产权“仍然很敏感”，通过改制成为富翁“仍然很危险”。

经过多次整夜的开会磋商、激烈争吵，杨汛桥镇政府与镇上的大小企业反复“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性的折衷改制方案：评估资产后，切出总资产的60％—80％留作“政府股”，剩余的20％—40％量化到个人，其中企业经营高层、中层、一般员工各占1／3；以现金购买股份，并按1：1的现金进行配股，但所有个人只是享有股份分红权，没有所有权。

显然，这一方案不得逾越的几条高压线是：政府仍掌控企业绝大部分股权；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持股摊大饼；所谓个人股份并非彻底产权。从表面上看，方案完全符合股份合作制的主要特征，但其结果却是，政企不分的痼疾“死不了”，厂长们渴求已久的独立自主“活不了”。

作为一次“失败”的试点，杨汛桥改革并没有在绍兴全县进一步推广。

一方面是改革推进如履薄冰、摇摆徘徊；另一方面，借锐意改革之名，大肆捞取产权红利的现象日益严重。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万民状告镇政府的“壶镇事件”。这一事件时间跨度之长、案例之典型、利益纠葛之复杂，颇为罕见。

壶镇地处浙江中部丽水地区缙云县，传统工商业小有名气，号称浙南四大集镇之一。1994年，镇上出了个被当地官员们视为“疯子”加“钉子”的“刁民”卢周喜，从这年起，他作为该镇团结村等18个村万余农民推选的代表，怀揣摁满血红手印的控诉信和16万元的告状集资款，100多次到县城、80多次到地区、40多次到杭州、3次到北京，奔走呼号，唯一的目的就是讨一个说法：我们农民集体所有的企业，乡镇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利擅自转让、拍卖？

此事要从1970年说起。那年9月，缙云县原白六公社农民卢德善、卢茂根、项连生、卢云进等人创办了白六农机厂。

“说是个厂，其实也就是一间修理农机具的小铺子。”据首任厂长卢德善回忆。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方便游走外乡时开介绍信有个合法身份，白六公社以泥水、木工、打铁为生的手艺人自行成立了手工业联合社，每个参加者每月上缴联社管理费3元。创办农机厂就是靠这笔管理费的378元节结资金起家的，而且这笔钱不归公社革委会。

刚开张时，厂里的职工都是自带铺盖、蓑衣、铜锅、蔬菜和大米等生产和生活用品。大家不领工资，而是实行工分制，年终回各大队参加分红。白六公社18个大队都曾经对厂子的发展伸出援手。南田大队送来过毛竹，前山大队提供过粮票，还有来自各队的诸如硫酸罐、梯子、磨具等大量实物投人。

情况似乎再清楚不过了：白六公社以及后来的白六乡政府从没有投入一分钱物，农机厂就是18个村农民亲生亲养的儿子。但后来，随着厂子规模一再扩大，产权归属关系就越来越模糊了。

1977年，白六农机厂升级换代，改产微型拷边机。1982年，迁址团结村新厂房，并更名为缙云县缝纫机厂。到1992年，缙云缝纫机厂已经堪称当地的乡村工业小巨人了：拥有职工445人，固定资产原值444.6万元，年创产值1543万元，利润216.4万元。其产品还获得了全国科技星火博览会金奖，并被评为省级明星企业。

这一年，浙江全省统一推行撤区、扩镇、并乡工作，原白六乡连同相邻的三联乡、浣溪乡、括苍乡和壶镇等四乡一镇，扩并为新壶镇镇。缙云缝纫机厂这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夜间被划转为壶镇镇办集体企业。将“老母鸡”辛苦养大的农民不甘心。原白六乡人民代表当即联名向壶镇镇人代会提交议案，要求明确缝纫机厂的产权归属，未果。

对原白六乡18村百姓执拗的质问，壶镇官员认为是“无理取闹”。1993年，浙江在全省范围开始乡镇集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镇领导觉得“彻底解决”麻烦的时机来了。当年底，壶镇镇人民政府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签下一纸协议，将缙云缝纫机厂以56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原厂长卢唐寿。半年后，卖价又不明不白地陡降至72.8万元。

农民们愤怒了。1994.年1月18日，原白六乡所辖18个村万余农民联合签订“18个村协议”，推选出18位代表，由见过世面、懂点法律的“刁民”卢周喜领头，成立“维护企业资产权益小组”，人均集资ll元，从此走上了艰难的告状路。

卢周喜四处碰壁后承认，原以为人多力量大，出了门才发现农民再多也只是一把草！不记得有多少次的哭诉和望眼欲穿的等待，不记得遭受过多少次的冷面和呵斥，等到的却是曾经红红火火的缙云缝纫机厂濒临倒闭。被卖掉的当年，缙云缝纫机厂原因不明地从原本年赢利数百万元一下变成亏损46.5万元，1995年亏损85.7万元，1996年更是巨亏了145万元。

急红了眼的农民们想到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缝纫机厂的产权纷争，缙云县法院却压根不予受理。

但农民们还是找到了一线希望。作为积累资金，原白六农机厂每年的利润均全部或部分上交给乡企业办公室，母鸡下蛋，蛋孵小鸡，当地先后又办起了缙云仪表元件厂、缙云饲料厂等。其中，缙云仪表元件厂跻身当时丽水地区人均创利税最高的先进乡镇集体企业行列。但其最终命运和生养它的“老母鸡”一样。1993年12月，壶镇镇政府以“明确产权，理顺关系，提高经济效益”为由，将缙云仪表元件厂的机器设备以43.08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原厂长徐福忠；3间厂房以50万元卖给中国银行壶镇支行；另6间厂房以76万元卖给壶镇信用合作中心社。至于那辆让人眼馋的八成新蓝鸟小轿车，“经镇政府研究决定，归镇企业办公室所有”。

P143-146

一个模范记者的《中国模范生》

吴晓波

这是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

这个偏居东南一隅、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是怎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的？那些不起眼的商人是怎样“洗脚上田”、成为最受关注的商帮集团的？温州模式的真实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聚集中国最大规模的专业市场集群？“中国制造”是如何在这里萌芽并遭遇困境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与自然、社会环境有没有可能和谐相处？

这都是让人着迷的“世界级课题”，在这些问号的背后几乎隐藏着“中国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胡宏伟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度的解读，他的工作让人产生敬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在国内学界还是国际学界，目前最流行的学术视角是制度变革，芝加哥流派的制度经济学因此颇受倚重。与之相比，胡宏伟的观察则显得更加的广阔，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描述了浙江民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性的特征。在过去的30年中，浙江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稳健，民众的富足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增长比较均衡，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基层民主建设循序渐进，正是这些发展成果让浙江经济成为最具标本意义的研究对象。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与解释，正是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共同课题。因此，胡宏伟提供的大量事实和数据堪称珍贵。

与此同时，胡宏伟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在本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历经百难的浙商群体。

从商业史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战争废墟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井直熏出现了。在3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烘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时代。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群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俱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他们的创业历程从穷乡僻壤起步，跌跌撞撞，倔强前行，终成一支显赫的商业力量。30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商业奇迹，他们自己也成为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败的商人。这群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不是“产生”于某个时代，而是他们自身创造了这个时代。以提倡大历史观而著名的华裔学者黄仁宇在晚年曾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变革，其深其难，实在于中国人的生活宗旨的改变”。胡宏伟的研究其实已经很真实地触摸到了这个深度，而这正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最大变数和挑战。

2007年底，浙江人民出版社楼贤俊社长问我：“如果要写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书，你推荐谁来写？”我脱口而出：“胡宏伟。”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相交近20年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

在超过20年（1986—2008）的传媒业经历中，胡宏伟几乎目睹乃至参与了浙江变革的所有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往的20多年里，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市。那不是一种类似踏青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一直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雨露之下，秋天，必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他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有过专著《温州悬念》；他是最早对浙江专业市场和产业模块进行研究的记者；他是“炒房团现象”的最早观察者，著有《温州炒房团》一书；他是很多著名浙江企业家的好朋友，写过《非常营销》一书。他用脚走遍了浙江的每个角落，用手写了数百万字的报道文字，用脑思考了无数个问题，如他这般“脚、手、脑”并用、持续20多年专注于一块土地万千演变之人，举目浙江，已是非常罕见。所以，他正是这一选题的最佳创作人选。

正如胡宏伟在后记中所深情流露的：“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生逢浙江。这个清秀的、有山有水的沿海小省，却蕴藏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最深厚、最强劲的动力元素。”我很了解这位知交多年的老朋友，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的内心激荡，也为他能以如此富有责任感的心境和充满才情的文笔完成一部即将流传的作品而无比的高兴。在他最终完成的这部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一种深思与反省的气质，他在改革开放的时空背景下，旧地重游、旧时再历、旧人再访、旧事再思，就跟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职业原则那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

《中国模范生》的价值既在当下，更在未来。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曾经说：“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事实上，胡宏伟用自己的心血凝造出了一个踏实而精致的台阶，从此往后，对浙江变革的观察将剑及履及、由此而进。

是为序。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大败局》、《大败局Ⅱ》、《激荡三十年》、《非常营销》等畅销书作者，“蓝狮子”财经图书策划人。）

生逢浙江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之人。

1982年考进大学，幸运地正好赶上了“文凭热”；

1986年得到第一份工作，又幸运地被“分配”进新华社当记者。彼时，伟大的改革开放炉火正旺。作为一名记者，没有比那个年代更能让人亢奋的了。

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生逢浙江。这个清秀的、有山有水的沿海小省，却蕴藏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最深厚、最强劲的动力元素。

同是改革开放，广东有来自北京的政策礼包，有来自港澳的华人资本；江苏有扎实的集体经济积累，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拉动；上海有无人可比的中国财经“一哥”的崇高地位；山东有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兼容并蓄的双重优势。

浙江几乎什么都没有。她有的，是千百万民众脱贫致富的勇敢的心，是自由飞翔、自由创造的晴朗的天，是被人类经验无数次证明了的物竞天择、进化发展的市场经济规律。

于是，浙江涅槃重生，一飞冲天。

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往的20多年里，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市。那不是一种类似踏青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一直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雨露之下，秋天，必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

去年底，当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我约谈整理撰写浙江改革开放30年书稿的时候，我知道，庄稼已经成熟了。

十分明确，这部书稿的写作仍是我20多年职业秉性的延续。我是记者，我的职责是竭尽全力地记录和还原历史真相，不会因为热爱与歌颂而忘乎所以。为此，我愿意并已经花费了数倍的时间，去查实、求证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地点、数字。为此，在开始着手写作后的半年，我被自己榨干了每一点滴可以榨取的空闲时光。

在电脑键盘数以万次计的敲打之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影像逐渐变得连贯和清晰起来，枯燥写作的价值亦呈现出来。对这片给自己以无限滋养的土地，我是必须感恩与回报的。

感谢浙江，还要感谢很多位与浙江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人。

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楼贤俊。如果不是他点题并极力相约，这部书稿就不可能降生。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杨林海及编辑室主任虞文军，也为此花费心血。

感谢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作为相知近20年的挚友，他总是能在书稿的思路梳理、框架确立等关键点上给予我莫大的帮助。他让我发现，当思想的分享成为友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是多么美好。

感谢东方早报社社长秦恒骥与总编辑邱兵。我的写作“副业”得到了你们宝贵的理解和支持，这个激情四溢的年轻团队令早已自认为“不惑”的我重新听到了自己狂野的心跳。还有东方早报社其他诸位同仁，张军、谢春雷、徐益平、吴正懿、吴昊，你们为我分担了因写作带来的额外的工作压力，每一次的热烈讨论及观点碰撞，都使我感悟匪浅。

感谢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前同仁。童宝根、陈坚发、虞云达、慎海雄、张和平、张奇志，你们是浙江改革开放30年前行的助推者和见证人。没有你们的无私相助，我的写作将不可想象。当然还要感谢新华社为我提供了眺望浙江的最佳平台，在这个中国最强大媒体18年的从业生涯使我学会了如何观察、如何思考，其影响令我受益一生。

感谢志同道合者。章敬平、杨轶清、郑作时、黄平、刘华、左志坚，你们有关浙江的充满智慧的发现使我确信，如果人类没有思想，这个世界注定将黯然无光。

最后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李靖。有人告诉我，深陷于书稿写作中的人往往会呈现难以理喻的精神状态。比如说莫名的亢奋，莫名的焦虑，莫名的莫名。我想，与之相伴的日子一定是一种煎熬。这已经是我第四部书稿的写作，每次她都得无条件地忍受，而且每一次的周期都是那么的漫长。

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完本书稿的最后一行字时，妻子悄悄提示我，明天恰逢农历七夕节。

良久，我仍是憨憨地笑。我一直没想好是否要告诉她，其实，由于莫名的原因，我完全忘了为此备下什么值点钱的礼物。如果有，那只能是这个30年风雨、30年拼搏、30年伟大创造的关于浙江的故事。

胡宏伟

农历戊子年七月初六于杭州

这本书记录了浙江改革开放30年。在中国，浙江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省，也是一个国家投入很少的省，而在过去30年间它却成为了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省。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两条简单原因。即人的创造力和制度的灵活性。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是人的思想解放。浙江对于中国，主要还不是代表过去，而是代表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范生》所描述的浙江，应该是未来的“中国模范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钱颖一

中国是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后来者”，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模范生”。胡宏伟的新著《中国模范生》以记者的洞察力、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学者的思辨，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浙江经济的宏伟画卷：从既无自然资源优势又无政策优惠的贫困落后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大、人民幸福感最强的省份，以及作为其经济主导力量的浙商如何从“农民”到企业家、从小到大、从单个到群体、从中国到世界的奋斗历程和贯穿其中的商业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何志毅

浙江的实践告诉我们，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中国模范生》本着激励我们充分运用自己才能的精神，启发我们在不断加快的变革中，重视一些不变的东西。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鲁冠球

以浙江的成长来看中国30年改革成就，这使本书有了独特的视角。窥一斑而知全貌，非常值得看，也非常值得珍藏于案头。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 丁磊

共同走过30年，方知浙江与浙江人改革历程的独特价值。胡宏伟以客观的记叙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再次感受并分享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宏大篇章。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在中国的历史上，过去的30年，第一次让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自由去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本书刻画的不仅是浙江的足迹，也是中国的梦想。在这里，你可以读懂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