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痴心，十年寻访，百折不弃，千载绝唱，万里迢迢……倾心呈现独一无二的中国年画寻踪之旅。

由沈泓编著的这本《滑县年画之旅》是《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之一。它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作者寻找滑县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滑县民间年画艺人的叩访，以及滑县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这是一次全新的人文之旅，这是一抹深刻的文化记忆，这是一幅多彩的民俗画卷。

《滑县年画之旅》是《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之一。

由沈泓编著的这本《滑县年画之旅》以田野考察的写作方式，对滑县年画的传承区域、历史溯源、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年画传人以及濒危状况作了详细的记述，并配有百余幅精美年画，融知识性、艺术性和鉴赏性于一体，具有珍藏和存世的价值。

序（英）／01

第一章 滑县年画的发现／001

第二章  田野找到韩建峰／022

第三章 李方屯村访艺人／040

第四章 众说纷纭探源流／055

第五章 诸神狂欢题材纯／070

第六章 透过宗教看神像／082

第七章 艺术浑然有大气／098

第八章 比较鉴赏现特色／111

第九章 著述传播扬画名／131

第十章 魏庆选和他的书／140

第十一章 历史悠久传说多／153

第十二章 地方戏与戏出画／165

第十三章 民俗是母画是儿／178

第十四章 名胜古迹耀年画／193

第十五章 抢救保护探新路／206

后记／216

清乾隆年间进入鼎盛

有关资料也记载说，清朝乾隆年间，李方屯木版年画经过世代流变，形成了“兴隆号”、“兴义号”和“兴盛号”三家作坊。

这三大作坊有不同的代表人物，或者说是不同的掌柜老板，三大掌门人是韩凤歧、韩凤仪、韩凤祥，三人主宰着“兴隆号”“兴义号”“兴盛号”三家木版年画作坊。

李方屯木版年画的三大作坊，与笔者实地考察采访的名称有所差异。笔者采访时，当地年画艺人对我说的三大作坊是：韩建峰的“同盛合”韩国强的“天顺公”韩丙利的“万顺祥”。

或许，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三大作坊；或许，三大作坊的字号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演变中有所变化；或许除了三大作坊，还有其他年画作坊。

清朝乾隆年间，滑县木版年画进入鼎盛时期，村里几乎家家都会木版画、木版年画的手工制作，而且还能刻版绘画。

彩色年画的出现，是滑县木版年画的一个飞跃，以前都是在木版上进行黑白二色的“墨线”印制，然后销售，现在是印刷墨线版后，再由人工根据画中人物、神像的身份、官职等，分别进行涂彩和彩绘，实际上是“二度创作”。

在鼎盛时期的滑县木版年画，男孩子通常在六七岁就开始跟随父辈进行线条和色彩的描摹学习训练，以为将来谋生传承之技，因此对下一代的培养，造就了一代接一代的接班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印年画。

由于滑县木版年画的色彩鲜艳，画风新鲜，题材内容反映了民风民俗，符合百姓的欣赏口味，购销两旺，在本省，大多是通过浚县、内黄、东明、长垣、兰考、开封县及本县的画贩销售，并销往全国各地的。

滑县木版年画渐渐遍及全国多省，除在河南畅销外，在年画的旺季冬天，山东、山西、河北、甘肃、安徽等省的年画经销商人纷纷前来滑县采购。

每年一进入腊月，南来北往的商贩纷至沓来，争相订购滑县木版年画。他们排队等候，常住滑县艺人家里，一住就是十几天，等候画品。而年画作坊必须日夜加班赶货。

据李方屯艺人对我介绍，韩家的木版年画传人很小的时候就要学着画画，冬天天气冷，年画作坊日夜加班赶货时，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至0深夜了一家人都不能睡，因为客户就等着拿画回去，销售给那些眼巴巴等着张贴过年的人。小孩子不懂事，有时候因为画的太晚了气得直哭。

来批购年画的画贩和画商，专做批发木版年画业务，有的商户做木版画生意竟成世家，有的连续做到第三代、第四代。以此谋生。

后来，甚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也有年画经销商前来批发进货。

李方屯年画老艺人对我说：“据长辈讲，鼎盛时期，全村400多口人，就有30多户将近200人参与年画制作，每家都有二三十块木版，一人平均每天印制100多张，全村全年能卖出100多万张。”

滑县木版年画的鼎盛时期延续很长，从清朝乾隆年间，一直到民国初期。因为清末列强入侵，国势渐衰，再加上西洋传入的机器印刷术在中国突飞猛进发展，大有取代木版年画天下之势。于是，滑县木版年画从鼎盛时期年产百万张，逐渐缩至民国时期年产50余万张。民国时期，一些年画作坊还继续保留着，虽然比起鼎盛时期产量大大减少，规模越来越小，但在社会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滑县木版年画的交易还有一个奇特景观，就是钱粮交换和以物易物的场景非常繁盛。

新中国的滑县年画 新中国成立前夕，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制作艺人纷纷改行，开业生产的作坊屈指可数。  一则资料描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民心欢畅，滑县木版年画又时兴起来。”

另有一则资料则截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滑县木版年画更加衰落。”

衰落应该是从1958年开始的。当时，由于“大跃进”，反对“封建迷信”等活动，滑县木版画遭受了灭顶之灾。

讲到20世纪50年代李方屯木版年画的衰落，韩伦然对我介绍说：

“当时，个别艺人冒着被揪斗的风险，将双面刻的老木版单面刨平推光，或藏于地下，或置于猪圈，或放于灶台当案板，保住了一些老版。”

“后来还印过年画没有呢？”我问道。

韩伦然对我说：“到了1962年，政策放宽，木版画、木版年画市场开始复苏，从事木版年画制作的村里有200多人。每家都有二三十块木版，一人一天就能印出100多张，全村一年能卖出10多万张。当时产销两旺，俺印刷的年画是不打裱的（即不装裱），是宣纸软片画幅。当时，每张画的价格为4元至5元人民币，乡政府派专人在每幅画面盖上政府大印，以作收税纳税之鉴。外来商贩需住上四五天才能排队买到。那时是李方屯木版年画的又一个全盛时期啊。”

村里艺人告诉我，当时还有好多外地人来李方屯学艺，如滑县老店乡马兰村姓耿的兄弟二人，就是来李方屯村学的，木版年画的技艺也是这时传到该村的。

到1963年，李方屯木版年画生产和销售更是繁盛，甚至再度出现钱粮交换和以物易物的场景。一进腊月，画贩就推车挑担远道而来，以农产品小麦、高粱、玉米等换取年画。

“文革”时期的滑县年画 1966年，“文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滑县年画遭遇了十年浩劫，被迫停产，不计其数的雕版被砸被烧。

为何村里现在还有老版呢？当我提出这个问题后，韩国强对我说：

“也有几家不忍毁掉老祖宗传下的技艺，因为俺清楚版是木版画的根，根没了技艺就失传了，在冒着被批斗的情况下，俺将部分印版偷偷地埋于地下，或藏于房顶、夹墙，才保存了一小部分下来。”

因为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偷藏的印版，所以现在我看到的几家画坊的藏版有所不同，在印画内容上各有特色。

改革开放后的滑县年画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文革”结束，政治气氛有所变化，没有为这些木版年画“平反”，在文艺的春天里，一些艺人开始拿出藏的老版和工具，悄悄地从事“地下活动”，但当时印的年画数量十分有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李方屯村的年画艺人才开始了大量地生产和销售年画，画坊一时曾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繁荣景象。主要销往豫北安阳、濮阳、新乡等地。由于主要是供应农村贴用，神像年画当时价格低廉，其中中堂神像约二元一套，神马约五分至二角不等，在豫北一带十分畅销。

李方屯村的老艺人对我说：“当时有很多外地的批发商提前数日住在画坊，才可拿到年画，最多时几大画坊都会住十几位批发商。”

谈到这一点，韩建峰对我说：“这时版在村中是流动的，互相转借来印墨线版，各个画坊再自己着色，但如果销量很大的话，借版也要等候，为了方便，艺人们就借来印底开始刻新版，所以传至今日的很多印版是这个时期新刻的。这时用的木材材质也不像以前那么讲究，有用梨木，但更多用枣木。”

长期以来，政治运动中在村民头脑中形成的观念，仍认为这些神像年画是封建迷信，印年画则是封建迷信活动。因此，即使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繁荣景象时，村民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大张旗鼓，唯恐由此又引发什么政治问题。

韩建峰对我说：“到1993年，木版年画又遭遇市场冷落，社会需求稀少，作坊生产门庭冷落，木版画发展受到制约，木印版被束之高阁了。就在这时，古董收藏市场活跃，来自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古董商人与收藏爱好者深谙木版画的价值，纷纷来到俺村里购买。”

因为一些村民认为终于可以靠别的方式光明正大地挣钱，木版存着也没什么用处了，以少则二三十元，多则一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了收买的人，就这样，大量的珍稀古版流到外地。

这令韩建峰痛心疾首，每次他对我讲述到这里，都说头痛。

如今，通过韩建峰等一批民间艺人恢复性抢救的努力，通过魏庆选等文化人士和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抢救，滑县年画已成为民间手工艺珍品，收藏和观赏价值日益提升，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喜爱。

P62-69

这些年，我走遍了中国除台湾的各省市地区，寻访中国古代的各大年画产地，行程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走出了一条中国年画之旅。对于自由行的爱好者，这是一条全新的人文之旅。

年画之旅的结果，是这套《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的诞生。丛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我寻找各地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各地民间年画艺人的叩访，以及各地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我的年画之旅中，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很多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年画生产鼎盛一时的产地。如红船口、夹江、扬州、滕州、柳州、黄陂、北京、无锡、磁县、樟树等地。已经找不到一个民间木版年画艺人了！

现存的年画产地也仅十多处，其中大部分地区仅一两个老艺人在印制年画，如南通、凤翔、聊城等地。老艺人一走，年画就会断流，即使是现在宣传较热闹的绵竹年画、武强年画、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平度年画，民间也只有两三家艺人在做年画。传统的年画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在现代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民间木版年画已成为濒危艺术。在笔者开始寻访民间年画的十年间，很多年画产地第一次去的时候，尚能见到年画和艺人，第二次去，已物是人非。年画和艺人都已随风飘逝，渺无踪迹。那时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如今，民间木版年画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民间年画的工程已在各主要年画产地启动，关注和传承民间年画艺术就是弘扬传统文化，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自命清高的人是不会喜欢民间年画的，他们会说它匠气和俗气。它真的俗气简单吗？在民间年画中，耐人寻味的寓意表象随处可见，每一幅画都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象征、隐喻、谐音、寓意，这些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核心元素，我们朝圣般虔诚膜拜的元素，我们苦苦跋涉了一圈也只抓到皮毛的东西，重新回到中国民间年画中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元素原来早已存在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年画中，遗憾的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年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来源和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寓意和说法，哪怕是衣服上最细微的花纹都有讲究。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隐喻和象征吗？西方人对此感到神奇而神秘，神往不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抛弃自己的博大神奇而求索别人表象的神秘呢？

正如在中国年画最初级最原始形态的纸马收藏中，不断有人惊呼“我发现了毕加索”“我又发现了凡·高”一样，在民间年画这一最成熟的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师的完美，还有灵感的源泉。因为它原本就源自泥土啊！而任何大师都离不开泥土！现代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泥土。最简单的，才是最丰富的；最俗气的，或许是最典雅的：同一个圆上，终点就是起点。

那么，让我们顺着圆的轨迹。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精髓，终结我们每日每时此时此刻各种徒劳无益的疲于奔命，回归起点，背起行囊，去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即将逝去的民间年画吧！

沈泓

注：本书中的年画全部为作者本人收藏的年画原作。摄影照片均为作者本人摄。书中未注明产地的年画均为滑县年画。

民间年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形象“年话”，现今我们过年说的新年祝福“年话”，如“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四季平安”“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出门见喜大发财”等，几乎都可以在年画中找到。

年话年复一年地繁衍在新年的见面问候中，在邮递的信函中，在电话里，在手机短信上，在电子邮件里，然而，另一种古朴生动的形象年话——年画——却渐渐消逝。

年画表达了民间美好的愿望。在武强年画产地，一个老艺人对我讲述“关帝赐画”的故事：明朝永乐年间，武强城南宋家村有个叫宋良的穷书生，家贫如洗，却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获得关帝赐画，治好了老母亲的病。从此，就有了“武强年画一年鼓一张，不知花开落谁家”的传说。如今，武强年画和其他年画一样上了邮票，《鹤鹿同春》《五福临门》《步步吉祥》《吉庆有余》《五路进财》等都是吉利的年画。

在杨柳青也有年画年年鼓，一年鼓一张的说法，还有“金驹送宝”“黑驴拉磨”“美人就亲”“春牛耕作”等年画传说。如最常见的年画《莲年有鱼》，就有一个故事：

清乾隆年间，河北胜芳镇有个叫薛富贵的财主，他从卫里（天津市里）回来，船过杨柳青，他登岸游画乡，买了一幅神笔妙手白俊英的《莲年有鱼》。

这张年画往家里一贴，就见那画上的胖小子跳了下来，说：“想吃鱼，您老拿个木盆来。”薛富贵心里一亮，赶忙找来一大木盆。第二天早上，木盆里果真有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天天这样。薛富贵天天卖鱼，赚的钱越多越贪婪，掐着指头盘算整个胜芳都要姓薛了。

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可抬头一看，那张画变成了一张纸。他“啊”的一声，活活气死了。那画上的大胖小儿怕被钱玷污了自己的灵性，张起荷叶帆，架起莲花船，抱着大鲤鱼，沿着大清河，又回到了杨柳青。 《莲年有鱼》的谐音“年年有余”，年话寓意为生活富裕美好。

民间年画来自民间沃土，充满清新刚健的气息，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具有“从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教育功能。关公、岳飞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成为门神，年画被赋予了惩恶扬善、尊崇忠良、赞美勇武的主题，为劳动民众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起到了激励奋发的作用。可以说，在没有电视和报刊的古代，民间年画是传播最广的寓教于乐的媒体，是儿童成长的教材，也是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

每当春节将至，在我们给亲朋好友互相拜年说年话的时候，何不送上一幅民间木版年画？体味传统文化意蕴的同时，最丰富最深情的新年祝福也尽在年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