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童年在平乐
我对故乡记忆最深的就是漓江，江水浩荡，过往船只络绎不绝。我常和小伙伴背着母亲到江中戏水，倒也练出一点游泳的本领。从三十年代离开平乐，到九十年代再回故里，看到江水行将枯竭，已不能行船，很觉失落。
一九一九年九月，我出生在广西平乐府一个贫穷的家庭。其实所谓平乐府，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贫穷衰败的小县城，只因为管辖了几个更小的县，故称为平乐府。父亲生在广东肇庆地区的高要县，那是个富饶的鱼米之乡，但我的父亲却因为家境贫困而辍学，少年时在西江两岸的穷乡僻壤漂泊不定，后来才在广西平乐定居。他为人本分诚实，自学练就一手好字，在同乡老板开的大店里做了“先生”，兼做零售杂务。奋斗了十几年，只建成勉强温饱的家。在平乐县城，广东高明县和高要县的人很多，建有广东会馆和要明会馆，对同乡进行联络。这里的广东人因为见多识广大都有些优越感，我年纪虽小，也熏染了这种习气。父母能送我上学，直到初中，家中粗茶淡饭还能糊口，这在当时当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加上母爱深厚，我生活得顽皮快活，无忧无虑。
母亲给我起名字莲生，意为连生贵子。但父亲将我的名字写为廉生，意为廉洁一生。所以，母亲按她的意愿叫我，父亲也按他的理想叫我。到底是父亲的理想给我更大的影响。
童年时代，我是个不动脑筋的顽童。在学校受到男女平等的宣传，却不会想一想家里的重男轻女。我没有想一想，姐姐为什么只能在家里帮助母亲做家务，不能上学，形同丫头，而我可以上学去。家里最好的菜，总要留给我和父亲，母亲和姐姐很少动筷子。我对全家的溺爱习以为常，对社会现象更是无知。
到了三零年前后，广西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你来我去，无论谁占领了县城，都是搜刮地皮，横征暴敛。就连山里土匪也能劫掠县城。那些街上倒毙的饿尸和县政府门前悬挂的人头，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那时普通百姓已无安全可言，我们有好几次全家逃到乡下暂避。
漏屋逢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南方的商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这种靠工薪生活、没有恒产的家庭。立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父亲太老实，不会歪门邪道，被老板辞退。他与几个同病相怜的人合伙做点小生意，不过是苦苦挣扎而已，结果一败涂地，只能靠借贷度日。
但这些，年幼的我是觉察不到的，父母不肯外露伤痛，我对家中早已滋长的危机也不知不觉。所以后来真相暴露，对我的打击就如晴天霹雳，特别震惊。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不错，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喜爱。因为调皮，好奇心重，我特别喜欢到县城周边的小作坊、小工厂去观察、去琢磨，自己动手做些小工艺，学了光学原理后，我曾用一副老花眼镜的镜片做了一架照相机，居然还拍成了模糊的照片。
我的体育也很好，课余还参加学校的演剧队。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已十二岁，小学就要毕业。虽然广西远在中国的最南方，没有日本人即刻入侵的威胁，但广西各地的抗日气氛却很浓烈。住在学校宿舍，家境贫寒的小学老师，把自己用品中的日本货挑拣出来砸碎。小学生们也都组织起来，放学以后，到集市中，站在卖肉的案板上，向老百姓宣讲抗日。
从黄昏到黑夜，我们小学的夜呼队到县城的每条街道上去叫喊。
一队队的学生边走边喊：“我们民族已危险万分，东三省同胞已作了亡国奴……”
“中国就要亡国了，同胞们大家起来救亡啊。”
那些稚嫩的声音在黑暗的街道和老旧的木头房屋间回响，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真有些悲壮。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很多凄惶，因为真正苦难的生活还没有到来，将我带出顽皮的童年。
到平乐的第二天，我去了莲生的小学。阳光明晃晃地照耀在平乐小学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树荫下放着一张乒乓桌。当然，我晓得已经八十年过去了，这里已不是莲生上小学时的校址，小学的档案室里，甚至早已不再保存莲生的学籍档案，但莲生从小最喜欢的运动，的确就是打乒乓和游泳。他还有一双木头底的球鞋，因为家里买不起一双橡胶底的球鞋。他乒乓打得不好，因为每次打乒乓都要排很长的队，练习得不够。操场的～角还有一对篮球架，和八十年前的布局差不多一样。莲生不喜欢打篮球，拼抢的运动他都不怎么喜欢，其实我们几个孩子后来也是—样。
空气中能闻到小学生身上汗津津的气味，那是一种尚未完全消退的孩子皮肤上的香气，等到青春期到来，这种气味就会被充满荷尔蒙的微臭所代替。
想到莲生在上小学时，也是这样一个身上汗津津的小孩，我总感觉奇异而亲切。好像父亲因此而变成了一个与我已混淆了辈分的人，他总是让我想起自己孩子小时候身上的气味。甚至我孩子身上，现在已没有这种幼年孩童的气味了，但莲生学校的操场上，却还飘荡着那甜美的童年气味。
这是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学堂。八十年前，莲生在这间小学读书。
今天，我来这里经历莲生童年时代曾经历过的一天。
我要上一堂四年级的语文课。四年级，那也正是莲生参加夜呼队，学唱《满江红》的年级。那时，他是深得国文老师喜爱的好学生。就连老师夫妇到果园去玩，都愿意带上莲生一起。后来，莲生母亲死后，他的国文老师拜托桂林小康家庭的亲戚收养了他的妹妹，国文老师对莲生父亲说：“莲生妹一定也聪明，我要。”
莲生的亲妹妹就这样送给了老师家的亲戚。
家里人知道妹妹去的那家人，在桂林开着一间书店，都觉得放了心。
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果然不愧是莲生的妹妹。她读书也读得好，等她长大，也离开继父母去参加革命，从此杳无音讯，解放后再也没回家来。
我告诉语文老师，我很感谢莲生当时的那个国文老师，他将莲生培养成了一个喜爱文学的人。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个作家。
语文老师用白净的手指轻轻按了按我的胳膊，说：“我好紧张！”
老师说，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你是一个作家啊。”老师认真地说，“要是看到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是一个谦恭多礼的小学老师，写了一手方方正正的好字，说着有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想，这就是广西。
我悄悄地打量那些正在伏案早读的少年，他们的眉宇大多非常端正，和莲生小时候长得一样吧。原来莲生家乡的孩子，都有这样端正和宁静的面容。我好奇而恍惚的目光还是常常惊扰到他们，他们抬起头来，看到我，他们的目光非常良善，毫无大城市的小孩被陌生人打量时，目光里本能的戒备和疑问。他们礼貌地向我微笑一下，再垂下头去。他们不再注意我，但我知道他们心中正在努力平复自己的好奇。他们知道过多打量外来的人是不得体的。这就是广西人的教养吧。
早读的时候，他们在读《弟子规》中的《入则孝》篇。这正是莲生小时候背诵过的。语文老师说，他们学校最近开始重新要求学生背诵《弟子规》。八十年过去了，莲生的故乡，家家仍旧在堂屋里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红纸牌位，孩子们仍旧背诵着《弟子规》。
这里的古意与良善，令我在莲生长大的地方感觉很舒服，没有为所欲为的放肆带来的空虚感，也没有因为陌生带来的压力。这里似乎有一种莲生身上如今还携带着的气息，我从小就熟悉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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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广西的平乐，是距离北回归线二三百公里的亚热带的偏远县城，我的故乡。
我正站在我父亲莲生的回忆录中提到过的集市上，现在那仍是热闹的商业街。和所有中国的小县城的商业街一样，街上花花绿绿的，所有店铺都敞开着大门。塑料小风扇在渗出一层淡淡白色糖霜的柿饼上方哗哗地扇动着，驱赶苍蝇。香烛店门口堆着大串的锡箔和红色粗壮的蜡烛，那些都是清明上坟时用的东西。那家店铺有个我闻所未闻的店名——檀香，而且是按照古汉语的习惯，从右至左排列着的，很容易读错。
我想，十二岁的莲生从前就是在这里宣讲抗日的。
我忍不住要特别留意十二岁左右的少年。我看见一个面容白皙的少年，长脸，非常端正，我似乎在他身上发现了某些东西，那是一种在上海难以见到的文雅，一种古旧的、不自觉的文雅；’让我想到乡野中普通的竹子。莲生身上也仍旧留有这种古旧的文雅，一股身处偏远古老县城的读书人才能保有的礼义廉耻之气，清澈而背时。
看那少年缓缓经过了一处廊柱，又经过一户敞开着大门的人家，那家人堂屋墙上贴着红纸写着天地君亲师牌位。南方人家，早上起来的第一烛香，总是用来敬天、敬地、敬君主、敬祖先、敬师长。原来，莲生故乡的人们至今还保持着这样古老的价值观。
这些寂静的景象，似乎与商铺里播放的不知名的流行歌曲并行，却隔离着。
看那少年，虽然白皙细长，但也已血脉充盈，青春的身体开始发育了吧，南方的少年总是发育得早一些，因为南方的太阳很炽烈。多年前，莲生就这样走在这条街上，莲生的身体很健康，莲生身体里无数正在生成的精子里，其中有一个，是为他中年以后我的出生准备的，我是他最小的孩子。我童年的记忆里，莲生从来是个腹部隆起、皮肤白皙光滑的中年人，现在，他是个喜欢盆浴的老年人，身上纵横着成千上万道皱纹和淡褐色的老年斑。这渥热的南方小镇让我意识到，他也曾是个少年，身体细长白皙、灵活，脚趾微微分开，紧紧抓住凉鞋底。多年前，莲生的身体也在这渥热阳光中，好像一只水果那样暖洋洋地成熟起来，为我的出生作好准备。
我在太阳下看着自己的手，它也被暖洋洋地照耀着，这双手是我的，但它们的血脉来自这条陌生的街道。老旧的木头房屋，褪色的绿色油漆在木墙上留下毫无光泽的浅绿色。泰和行那三个周正的汉字从褪色的木板上浮现出来，好像风中之烛火那样飘摇隐现。离这家广东杂货铺五间屋子之外，就是莲生出生的房子。浮白的阳光与我的双手呈现出一些陌生，甚至神秘的东西。在皮肤下流过的血液里，也有某种我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此刻像水中缺氧的鱼那样，突然跃跃不已。
这是什么？
莲生十二岁时，我母亲在东北一个小市镇上生活，她两岁时剪着童花头，拿一只小碗，在小河里舀水玩。我看见过她的这张照片。莲生二十八岁时，在东北做地下党时遇到母亲，她那时是十六岁的女学生，跟着姐姐、姐夫从家里跑出来参加革命。他们在东北结婚。这是个天南地北的姻缘。
那个少年正沉默而轻松地经过水果铺，我在那里见到淡黄色的沙田柚，莲生家乡的特产，我最喜爱的水果之一。它们被堆放成宝塔状。多年来，我吃它的果肉，将它的皮放在门厅的衣柜里，吸掉外套上的气味。小时候，我在它白色粗糙的果核上画小孩的脸，它是我的玩具之一。
我被南方晕黄而渥热的阳光晃了眼睛，恍惚中他就是莲生。他转向江边的街道，那是平乐最古老的中心地带，名为大街。拐角处，古老的白墙上霉渍斑驳，好像水墨画。
那么，莲生在他回忆录里提到的黑暗的街道和老旧的木头房屋，就是这里，八十年过去了，它们仍旧伫立在街道两侧。
2010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下午，这里一团寂静，停滞，安适。阳光嗡嗡细语，那是南方式的颓废，还有莲生记忆中的那个词：衰败。街上的一切都还在原地。泰和行还在卖杂货，莲生出生的房子楼上，还半开着两扇古老的花窗，粤东会馆门前的狮子还是长着南方的脸相。
莲生要是当时不参加夜呼队，没有如此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也许他身上那种古旧的文雅之气会引导他成为一个小学教员？一个账房先生？一个地方小报的编辑？
那个少年轻快地走着。这个平乐少年，他将来还会为一个信仰而离家万里吗？
这个春天，当我前往平乐时，莲生已经九十二岁。他1945年随两广大队离开延安。最初两广大队的目的是南下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牵制百万敌军。在长途行军的过程中，日本投降了，他们这支部队转而去了东北。莲生在万里行军中将膝盖中的软骨磨损殆尽，到老年时几乎无法站立。
他在回忆录里写过这次历时半年的行军：
行军艰苦而紧张。我们常常为躲开敌人而整夜急行军，或者头一天下午出发，接连一个黑夜再一个白天，昼夜不停。那时条件简陋，连一个水壶也没有，行军途中渴了，就在路边的沟里舀一碗浑水，滴一滴随身带的碘酒就喝。有时情况突然变化，命令一下，哪怕是刚端起饭碗，没吃完饭，也得撂下碗，饿着肚子走。我在那时，能五分钟吃饱一顿饭。
后来到使馆工作时，需要讲究外交礼仪，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把自己吃饭的速度降下来。
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些书。在行军途中，看完一页，撕去一页，以减轻重量，这是大家那时通常的读书方法。我在照相馆做童工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这样连续每天百余里的行军，要比别人多费许多力气。艰难的时候，自己就在心里默念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居然也走下来了，想起来真有成就感。
我的战友、同乡、西公（西北公学）同学钟光（广西大学学生）因为过度疲劳诱发心脏病，卫生员以为是感冒，让他骑毛驴随队行进，等拖到了太岳根据地医院，医生大发脾气，责问心脏病这么重，为什么不睡担架，那时卫生员的医务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钟光到医
院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在赶往东北的路上，头顶上是美国替国民党运兵的飞机，我们则是凭两条腿。他们快，我们慢，但他们人少，我们人多。我们一路强行军，每天最少走九十里，多时一百三。一个月走了几千里，好不容易差几十里就要到山海关，以为不要再辛苦两条腿，可以乘上火车了。未料到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要我们往回走翻越长城去热河。
政局与战局就像一盘棋局，我们这些棋子需要按棋局的需要不断移动。
直到多年后，中共在战争时期的档案陆续解密，莲生才了解到，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走了整整半年，只是中共迷惑蒋介石的—种方式。
八十五岁时，莲生开始为我们几个孩子写回忆录，或者说，是我们怂恿他写，他那时开始就长住医院，生活充满局限。他年轻时代做过多年情报工作，从东北。到广州，以及后来的东南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至今未能解密，我们这些孩子，甚至我们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些什么。而他写的回忆录，即使语焉不详，也不能公开。怂恿他这般带着镣铐跳舞地写回忆录，我们不过是想让他因此找到打发漫漫老年时光的兴致。
莲生对日常生活毫无兴趣，除了喜欢旅游和游泳，但自从坐上了轮椅，两者皆废。于是，他终日握着一支红蓝铅笔阅读。他的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六年，得六万字。
平乐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一个户籍上的地名而已。莲生总是淡淡地说，家乡已经没人了，解放后，他将爷爷和姑妈接来我家—起住，好像已将自己连根拔起。
他本姓李，去延安后，怕连累家里，遂改姓陈。后来他的工作很特殊，不能再叫莲生，于是用了不少化名，后来索性就叫自己化名，不过用的是谐音，化明。有一个阶段，他的同事叫他华明，取的是中华光明之意。他的孩子也都跟着姓了陈，直到1978年他的长孙出世，他的第三代才姓回了李。但这个姓李的孩子有时会不太方便。每次到升学和报户口这样的重要关口，他都被要求解释自己是否过继，是否领养。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户口本上的一家人都姓陈，独独这个小孩姓李。
对我们大家来说，姓李已有些不适应。
整整二十年前，也是在四月，我开始了国际旅行。从去日本看樱花的旅行之后，我在亚洲、欧洲和美洲旅行了二十年，去到过许多地理上完全陌生，但文化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然而，却从未计划过要回莲生的家乡去看一看。
要是没有莲生的回忆录，我想我不会来到平乐。这里的亚热带阳光热烈而朦胧地照耀着一切，阳光散发着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热力，好像安眠药渐渐在体内产生作用的时刻。我看见临街木屋的门槛边，有个容长脸儿的中年女人，穿了浅蓝色的褂子，左脚安适地搭在右脚上，向后轻轻靠在木门口，她正在做针线。当然，她不是莲生的母亲。他的母亲，我应该叫她奶奶，但我从未有机会这样叫过一个妇人。
两代三人的对话，长者的回忆与作者的叙述在交织中展开，亲情缝绻，意象流转，时空交错，唱和于彼此迥然相异的精神世界中……一本与生死、革命、宗教信仰有关的书！
《莲生与阿玉（关于信仰的事）》是著名作家陈丹燕和她父亲合写的纪实作品。
《莲生与阿玉（关于信仰的事）》中有父亲的回忆，有女儿的感悟。诚如陈丹燕所说：“这是我的成长。莲生（父亲）用他的回忆录指引，而阿玉（姑妈）则是用她最后的生命，让我理解信仰的必要。”
红色书生的父亲，一辈子投身于党的情报事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终身守护宗教般纯洁的革命信仰；一生未嫁的姑姑，早年孤苦伶仃，失去了对菩萨的依赖，将要告别尘世时，她的恐惧是：灵魂将要到哪里去安顿自己？
作者陈丹燕第一次踏上故乡广西平乐的土地，追随父亲和姑姑，开始寻根之旅缮。
《莲生与阿玉（关于信仰的事）》是著名作家陈丹燕和她父亲合写的纪实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