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经济学的视角探寻“文明”之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本书剖析了西方文明的困境和与之相对应的中华文明的价值问题。全书分六部分，包括什么是文明；世界诸文明中的中国文明；走向新的国际规则；探寻新的全球文明；冲出达尔文丛林及对世界永久和平的思考。

“文明”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经济学的视角探寻“文明”之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

本书以文明为核心、经济学为视角，探讨“经济学与历史”、“英国的‘自由贸易’”、“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长城与科斯定理”、“国家兴衰的制度经济学”、“经济学精神”、“恐怖的经济影响”、“战争凯恩斯主义”、“从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等一系列问题。

经济学家从大视角探讨一个大话题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种种新的思考，让我们在思想上有所收获。

前言：从“为往圣继绝学”到“为万世开太平”

第1部分 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文明

 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为万世开太平

 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第2部分 世界诸文明中的中国文明

 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

 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

 东方世界的兴起

 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

 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长城与科斯定理

第3部分 走向新的国际规则

 南海：一个新的国际规则诞生的地方

 纸上的帝国

 国家兴衰的制度经济学

第4部分 探寻新的全球文明

 文化复兴与经济发展

 东西文化交融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精神和文化建设

 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5部分 冲出达尔文丛林

 能避免下一次吗

 恐怖的经济影响

 建立一个惩罚战争的世界

 隔次报复

 帝国宣言

 战争凯恩斯主义

 战争损益表

 一件重要的“小事”

 石油需求与国家行为

 民族主义：定义，还是被定义

 勿替掠夺洗钱

 帮助法国洗刷耻辱

第6部分 对世界永久和平的思考

 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

 终结核达尔文主义

 谁让奥巴马孤掌难鸣

后记

增订版后记

为万世开太平

1.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错了

在解释近代历史时，有一种很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历史观借助于进化论在解释生物世界时的巨大成功，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对社会演进的解释，不仅证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之间生存竞争(或斗争)的结果，而且给那些在残酷竞争(其极端形式就是战争)中的胜者罩上一层道德的光环。对于公众来说，这种历史观并不陌生。譬如在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当时的村山内阁的文相就说，日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日本不就是战败了吗？优胜劣败嘛！我想很多中国人、亚洲人会对这种说法很反感，然而反感之余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日本当时没有战败呢？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这样问，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侵略者，他们由于战胜了而确实没有道歉？

这样看来，似乎有些问题。于是我们就要弄清楚，为什么一种理论在解释自然史时是对的，而在解释社会史时就会错呢？关键在于，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除了人以外的生物不具备改进“斗争武器”的能力。例如，一只狼在争夺狼群“霸权”时失败以后，是不会想再发明一种“先进武器”以便卷土重来。因此在生物界，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和不同物种之间的“武器”水平总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生物的进化是通过被动地淘汰实现的。但是人则不同了。我们常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会造工具。人经常使用的工具的一种，就是对付同类的武器。人既然可以造它，就可以改进它。就会有一种可能，当一个(群)人在与他人进行武力对抗失败后，就会改进武器以图东山再起。同样，胜者也会改进武器，以保持他的优势地位。就这样一点区别，使得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的结果完全不同了。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把上帝赐予的聪明才智大量地用于对武器的改进上，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武器已经从大刀长矛变成了核武器；同样的时间里，狼的爪子没有变长一寸。其原因不仅是战争的胜负实际上决定了各国间的利益分配和世界政治格局，而且还有一种理论证明战争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因此，近代史中充满了战争。仅在20世纪，就有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直到今天，尽管战争似乎少了，但尤其是那些争夺霸权的国家，谁也不想停止武器的改进。尽管世界上已有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地球数次，“大国”们还是在把人类技术的最新发明用于开发新的武器，如信息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武器不仅占用了大量本来可以改进人类生活质量的资源，而且随时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

当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和平的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市场竞争、科举制度和学术争论。但这些竞争的前提恰恰是要消除用暴力决胜负的游戏规则，阻止人之间的恶意竞争。不幸的是，确立这样的前提是异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和平与善意的竞争规则是建立在大家都遵守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一个一诺千金的社会中出现一个骗子，他就是最成功者；如果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出现一个战争狂人，他将无往而不胜。如果这种情况不被制止，反而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所谓的成功者受到崇尚，社会信用和世界和平就会被瓦解，人人都去当骗子，每个国家都扩军备战。我们知道，在一个骗子遍地，战争频起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文明可言。文明的形成，恰恰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克服。最初人们可能感到，互相骗、互相打只会使每个人、每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更加贫困，进而达成愿意共同遵守的和平竞争的规则。到后来，为了维护这一规则，强调善意合作，反对弱肉强食，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就是文明。在文明的社会中，贸易才开展，财富才涌流，艺术才繁荣。如果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文明有所发展的话，那一定是从战争到和平，从恶意到善意，从不合作到合作的过程，而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功劳。未来的全球文明也只能是在对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否定中脱颖而出。

2.文明有优劣之分吗

十年前，我还是个“全盘西化”论者，我一度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中国变得和西方一样。有趣的是，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我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看到唐人街前的孔子像，坐在中国城的餐馆里，我突然感到，中华文化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替代，它们之间只是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事情果真如此吗？

后来在对经济学的探索中我获得了某些启示，我指的是哈耶克的理论。稍微关注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哈耶克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证明计划经济是错的。他的基本逻辑是，有关具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只有身临其境的当事人最清楚，而这些分散的、特质的信息，在理论上不可能被汇总起来或被完全反映到计划当局那里去，因而它根本不可能制定出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计划来，更不用说，在计划经济下人们缺乏动力去执行计划了。而人们自愿的分散的交易，却会自动地给交易者带来好处，将众多交易的信息叠加起来形成价格体系，并通过竞争激励人们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在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使资源流向最佳用途。这一逻辑的更为一般的结论是：自发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比人们刻意设计的要好。纵观人类历史，那些非常成功的制度，如市场、家庭、宗教和伦理规范，都是自发形成而非人类设计的。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经过千百年的演进而形成的各种传统，包含了理论家们所无法全面把握的经济内涵和人文价值，因而要受到尊重。

哈耶克似乎并没有把这一结论用于文明间的比较，但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很容易将其推而广之，即不同文明的传统没有优劣之分，都应受到尊重。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尽管他们的禀赋不同，属于不同的文明。在这一前提下，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一群各自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互相冲突的个人，经过长期的互动过程，可以达成一种每个人都接受的、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规范。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只是由于在不同的地域中有着不同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禀赋所致，就像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大陆上有着不同的变种一样。文明是生成的。它们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之分。根据这套逻辑，制度经济学家很少主张“全盘西化”。例如，当我与科斯教授讨论俄罗斯、东欧和中国的改革时，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照搬美国或西方的制度，因为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除了经济学，其他学科的人，如社会生物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哈耶克非常类似的结论来。他总结道：“既然一个文化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性质的系统，是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去适应自己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以这样毫不思索地接受外来习俗，必定导致适应不良。殖民地的历史已经有许多实例，证明不只会毁灭文化，而且害及人民与种族。”其实，文化人类学本身早就有这方面的结论。最近看到费孝通先生追忆其老师马林诺斯基的文章，其中讲到马老师的研究的重要结论就是，“各民族的文化尽管不同，但不能从生物演化的基础上来划分优劣”，并说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了。

当然，强调文明无优劣，并不意味着各文明无需改进了。尤其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当各文明由于现代交通通讯革命而更多地互相交往时，每一种文明都要调整自己以应付变化着的环境，都要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优秀的成分以改进自己。这也并不排除，在某一时期，某些文明有更多的地方值得他人学习，某些文明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改进。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文明间的平等。P48-51

中国文人有谈论“天下”的传统。但在近一百多年来，他们谈论得少了。他们关注的，不是“天下”，而是“国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关心的“天下”，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而近代以来其他文明的挑战使他们发现了“天外有天”；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去优哉游哉谈论天下的前提，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近代以来，这个屏障被打破了，他们都忙着“救亡”，哪有工夫谈论天下。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这首先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等强国，但它至少没有灭亡之忧。这使中国的文人，有一些工夫看一看天下了。并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国”变成“大国”的过程。这不仅指实力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由于中国人口庞大，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中国的事情注定具有天下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中国人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关注，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只要涉及对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最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开通，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之大。因为大，就更接近于天下。正如奥尔森所说，一个局部的群体所履盖的范围越大，它的利益也就越接近整体的利益。由于中国人口占有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天下的事情。

而这个天下并不太平，也不完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说明，那种通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规则，还在隐蔽地支配着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相继崩溃暗示，产生于市场的新的金融技术，又有可能成为摧毁市场制度乃至全球经济的垄断力量；民族、国家、宗教间的对立，恐怖主义的猖獗则告诉我们，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并不能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坐在全球网络终端后面的，是互不理解的心。

很自然，我们希望天下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作出努力，使这个天下更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我们的愿望符合所有其他人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才是“天下的”。因此，我们对天下的关注，不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谋略，也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而应是一种博大的、宽容的爱。与此相应，如果中国能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的话，最有可能是通过文化的影响。与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以至军事影响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如果能产生影响的话，对于接受文化影响的人来说，一定是一种福利的增进。所以，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

应当承认，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还是刚刚开始。甚至在不久之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要谈论“天下”。这种变化和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有关。但与我们的心理准备相比，这一变化来得相当突然，以致我们还没有资格直接进入主题，就像一个在物质上突然变富的人，心灵还没有丰富起来一样。我们不得不在讨论天下问题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别人，一是认识自己。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眼睛向外，但也许是由于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过于急切，他们对外国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以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即使为他们所注视的西方，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也只是被看作希腊传统的现代变型，而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另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文化源泉——希伯来传统。由y-总是与西方较劲，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忽视了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一般来说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也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甚至不亚于某些西方人。

在另一方面，向外关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一个经济上崛起的民族要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的话，一个民族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越大，它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尽管在传统上，中国有“慎大”之说，但在今天，这种传统似乎已经失落了。很少有人去检讨，中国的道德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而实际上，中国在道德上的灾难，决不亚于那些有形的，如长江洪水带来的灾难。中国既没有从它的传统中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成功地移植外国的文明，因此人们会担心，中国人是否能驾驭那突然涌现的巨大财富。而这恰恰是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责任的知识分子所要努力改变的，即在充分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果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尽自己的努力，催发和培育中国新的文明。

为了上面讲的种种目的，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天下论丛》。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纵论天下的地方。天下之大，海阔天空。我们可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民族、国家、宗教。我们同时也很希望，就天下问题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即讨论其他文明究竟如何，以及中国的文化资源究竟如何。既然讨论天下，就要有胸怀。本论丛唯一的规则就是宽容；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破坏规则。我们期盼着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进行对话，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沟通，我们尊重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由于天下的问题过于复杂，本论丛也许给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开辟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场所，我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如果文明间的融合与整合不可避免，就必须借助于文化间的互动；如果一个全球文明的形成是解决天下问题的唯一方案，它也只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虽然我们决不低估理性的力量，但只有把它置于更为强大的自然秩序之中，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都应转化为对文化互动秩序的尊重。只要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只要我们认真地推进《天下论丛》的编辑和出版，它就会给我们带来超越个人想象的、积极的文化结果。

盛洪

于北京郎家园

自2001年《为万世开太平》第二次印刷以后，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大事，包括“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这些大事强化了本书的主题，即中国变成一个“大国”以后，将如何行事，而这引起了国内各界的讨论以及世界各国的关注。很显然，本书的主张是各种意见中的一种。并且我相信，这种意见对中国是重要的，世界也需要。

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决定出版《为万世开太平》的增订版，借此之机，我增加了自2001年后写的相关文章，包括“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石油需求与国家行为”、“从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终结核达尔文主义”、“长城与科斯定理”和“谁让奥巴马孤掌难鸣”等较长篇的论述，也包括对各种事件的简短评论，如“能避免下一次吗”、“恐怖的经济影响”、“建立一个惩罚战争的世界”、“隔次报复”、“帝国宣言”、“战争凯恩斯主义”、“战争损益表”、“一件重要的‘小事’”、“勿替掠夺洗钱——中国如何对待流失海外的文物”和“帮助法国洗刷耻辱”等。此外，还有一篇由会议发言改定的文章，如“民族主义：定义，还是被定义”。一共增加了17篇文章，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些文章在继续坚持天下主义取向的前提下，更贴近当今世界的现实，并且更多地思考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行道路。

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宋东坡认真而辛勤的编辑工作，也感谢陈威威老师和谭天歌为设计制作本书封面的努力。

盛洪

2009年11月21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