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双耳再也不能倾听美妙的声音，或是眼睛无法欣赏美好的事物，抑或是嘴巴失去了说话的功能，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海伦·凯勒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又聋又哑又盲的她，凭着坚韧的意志力和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与命运抗争，与时间赛跑，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本书再现了奇女子——海伦·凯勒如何在恩师莎莉文的引领下、在亲人的关怀下、在朋友的鼓励中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谱写了辉煌的人生之歌。

海伦·凯勒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盲聋女作家和演讲者，她凭借坚强的意志考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里夫学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曾被授予“总统自由奖章”，被誉为人类意志力的伟大偶像。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一篇散文代表作，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视光明，关爱人生、关爱他人。本书还收录了《我的人生故事》和《海伦·凯勒书信选》两部作品。

序言 罗伯特·巴尼特

我的人生故事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书信选

译后记 王家湘

我是带着一种恐惧开始写自己的历史的。可以说，在撩开一层如金色薄雾般笼罩在我的童年生活上的幕幔时，我心中怀着因迷信而生的踌躇。撰写自传是个困难的任务。当我想梳理自己最早的印象时，我发现跨越了将往昔和今天连接起来的岁月，事实和幻想看起来十分相像。成年女人以自己的幻想描绘出了孩提时代的经历。有一些童年的印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出来，但是“其余的都处在牢狱的阴影之下”。此外，童年的许多欢乐和悲伤已经失去了强烈的感染，我早期教育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也被忘却在了巨大发现的喜悦之中。因此，为了避免单调乏味，我将尽力在一系列的描述中，只把我感到最为有趣和重要的一些经历呈现在此。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做土斯坎比亚的小城中。

父亲的先辈卡斯珀·凯勒是瑞士人，移民来到马里兰州。我的一个瑞士先辈是苏黎世第一位教盲人的老师，写了一本关于教育他们的书——真是奇特的巧合；尽管确实贵为王者家族中会有奴隶，贱为奴者家族中也会有王侯。

我的祖父是卡斯珀·凯勒的儿子，他对亚拉巴马州大片公地“提出了所有权要求”，最后在那儿定居下来。家人告诉我他每年一次骑马从土斯坎比亚到费城去购买种植园所需的物品，我的姑姑还保存着他写给家人的许多信，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的这些旅行。

我的祖母的父亲亚历山大·摩尔是拉斐德侯爵的副官之一，她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是弗吉尼亚早期的殖民总督。她和罗伯特·李还是表亲。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是南方联军中的一个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比他小很多岁。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古德休，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居住了许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他搬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内战爆发后，他为南方而战，成了准将。他和露西·海伦·艾弗雷特结婚，露西和爱德华·艾弗雷特及基督教神学家爱德华·艾弗雷特·黑尔属于同一个艾弗雷特家族。内战结束后，查尔斯·亚当斯一家迁居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在那场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的疾病之前，我一直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四方的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仆人睡在小房间里。在南方，人们习惯在家宅附近盖一所附属的小房子，以便偶尔使用。在内战后我父亲就盖了这样一所房子，和我的母亲结婚后，他们就住了进去。房子爬满了青藤、攀缘蔷薇和忍冬，从花园望去像一个凉亭。黄色蔷薇和南方天门冬如一道屏障遮住了小小的门廊。蜂鸟和蜜蜂最爱留连于此。

凯勒家族居住的家宅离我们的蔷薇小舍只有几步之遥。我们的小舍叫“常春藤园”，因为房子和四周的树木及围栏都爬满了美丽的洋常春藤。它那老式的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即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沿着方正硬挺的黄杨树篱摸索前进，在嗅觉的引导下找到初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我也是到那儿去寻找安慰，将炽热的脸埋在清凉的树叶和青草中。沉湎在那个花园中，在各处漫步，直到突然来到一条美丽的青藤前，她的叶子和花朵使我识别出这是爬满了花园尽头那座破败的凉亭的青藤。这是多么地快乐啊！这里还有蔓生的铁线莲，垂悬的素馨，以及稀有的叫做蝴蝶百合的香花，她们娇嫩的花瓣形状像蝴蝶的翅膀。但是蔷薇花——她们是最美丽的。我在北方的温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像我南方家中的攀缘蔷薇这样给人以心灵满足的蔷薇花。这些蔷薇花从我们的门廊上像花彩般垂下，使空气中充满了未被任何尘世的气味玷污的清香；在清晨露水浸润后摸上去是这样柔软、这样纯洁，使我禁不住琢磨她们会不会像上帝花园里的长春花。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的，和别的幼小的生命差不多。我来到了世上，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总是这样的。给我取名字时有着惯常的大量讨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不能轻易地取名，大家都强调这一点。父亲建议用他十分尊敬的一个先辈米尔德里德·坎贝尔的名字为我取名，并拒绝参加任何进一步的讨论。母亲说她的愿望是我应该以她母亲的名字命名，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是海伦·艾弗雷特。但是在把我抱到教堂去的兴奋中，父亲在路上把名字给忘了，这很自然，因为名字是在他拒绝参与之下决定的。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记得决定用外婆的名字给我命名，把她的名字说成了海伦·亚当斯。

我听说在我会走路之前，已经表现出许多迹象，表明我具有热切和有主意的秉性。看见别人做任何事情都坚持要学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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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海伦·凯勒小姐孑然一身。这孑然一身意味着她著名的“老师”安·沙利文·梅西和她的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后来的助手波利·汤姆森小姐先后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或者也许还有随后来的第三个人，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肉体存在的海伦·凯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衰老的过程给她的精力造成的损害和给我们大家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然而，她的意志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对别人的鼓舞力仍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地存在着——也许会在她也必然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证明任何人不论出生或运气如何，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小孩、一个女人、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们神往，尽管他们和她不一样，却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和她的认同感。

凯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独的。毫不夸张地说，她每年得到成千上万的信件、诗歌、奖励、表彰——一条永不停息地流动着赞扬和爱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不是孤独的。她住在康涅狄格州西港城她称之为阿尔康山脊的舒适的家里，她从1936年开始和汤姆森小姐一起在那里工作，直到后者1960年去世为止。她家里的工作人员和临时护士——出于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够通过将手语字母拼写在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帮助发展起来并加以示范的所谓的震动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过去两三年里放弃了大部分的写作和所有的公开演讲。她仍旧读很多书，特别喜欢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她赏花，和宠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过去她款待许多客人，从农夫到王侯，现在为了避免劳累，她不得不放弃这一乐趣。

凯勒小姐是在几乎不曾停歇的写作后停笔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里夫学院本科的学习之前，年纪轻轻的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尚未度过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传。本书是这部先在《女性家庭杂志》连载，后来于1902年出版成书的自传的新版。

在自传出版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安·沙利文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一直协助海伦·凯勒。凯勒小姐那时经常说，在严重的身体残疾面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不论什么成就其实是属于她的“老师”的，后来她也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话。

在今天有许多志愿者和政府机构从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大多数人意识到，身体或精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数目之大是惊人的。所有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证明了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事情——身体的残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上的贫困。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进行了教育，我们中还是很少有人在情理上懂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其他的海伦·凯勒们——意思是有些人不仅是全盲或只有部分视力，而且还全聋或听觉很差。

没有人知道在凯勒小姐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时代，还可能有多少这样的盲聋人。今天，估计至少有四百个学龄儿童——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约五千个成年人处于盲聋状态。对他们具有的特殊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尽管问题很严重，需要扩大对他们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纪来，盲聋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安·沙利文的学生将她个人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师——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利文小姐为今天对盲聋儿童或成人的关注和特殊服务的发展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时候，她们两个人的家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波利·汤姆森，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女子。波利接受过的训练使她能够在安·沙利文·梅西——在此期间她结了婚——于1936年去世后接过作为凯勒小姐的伴侣和助手的任务。那种训练极其广泛，深刻严格——特剐是当这个助手必须在精力和决心上能够和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一个人匹敌的时候。

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毕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扩展对残疾人，特剐是盲人或盲聋人的理解和服务。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声主要基于她在其他普遍关心的领域中的活动。她和安·沙利文早年时在全国小城镇进行的杂耍式的巡回游说——她们甚至真的做过一阵子巡回杂耍演出——可能向好奇的人显示出一个盲聋的“哑巴”能够思考和说话，而且所思考和所说的关心的话题是相当尖锐和有挑衅性的。她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她的热情和信念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比得上。她因参加反战运动而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因此可能触发了后来认为她过于“左倾”的恶毒无稽的指控。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她还奋力从事消灭性病的斗争，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场合或在公开讲演中首先说出“梅毒”之类字眼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巡回游说确实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复及培训项目的努力。几十个城市的头面人物听取了她的关于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组织的援助的请求，州议会议员开会听她有关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务的论据。这一切都是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个人斗士在进行的，对她的鼓舞做出呼应成了十分紧迫的事情。

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机构、当时和今天人们称做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组织在1921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个领域里的知识，传播给寻求为盲人居民提供先进的社区服务的人。基金会建立以后不久，凯勒小姐成了这个团体的人数不多的创始领导人小组的一员，此后一直协助发展基金会本身的技术和财务力量。

不管需要出现什么样的过程来承认某些人是“世界公民”，显然海伦·凯勒是符合标准的。她访问并研究过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和别的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个人一样多。她掌握几国语言，学习语言的能力仅仅是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本能和深刻的尊重。

在她的特殊关怀领域——失明——中，凯勒小姐早在1915年就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协助在巴黎建立了一个那时叫做美国盲文出版社的服务性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纽约，成为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姐妹组织。

海伦·凯勒——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演员和在公众场合多次出现的老手——于1961年4月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在华盛顿召开大规模的地区会议，她被邀请参加接受年度人道主义者奖。顺便提一下，凯勒小姐是这个纯男性组织唯一的荣誉女会员。她按照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接受了这一邀请，目的是能够再一次得到为了残疾人的利益而对一群重要的人物讲话的机会。

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本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邀请凯勒小姐到白宫拜访他。从记者的笔下看，这次接见是肯尼迪在当年早些时候就职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会见之一。正式的会见很快变成了私人聊天，从这个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位杰出人物毫不费劲地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凯勒小姐用自己的声音足够清楚地说话，总统能够容易地听懂她的话，她对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总统使自己很快适应了需要通过凯勒小姐同伴的手语字母的传达来和她交流，他说他们都很好，他很遗憾他们那天不在华盛顿，不能和她见面。

不管是不是能够引用总统在这样随便的闲谈中说的话，至少报纸欢天喜地地报道了凯勒小姐的下一句话。她请总统把她的吻带给他的女儿卡罗林。总统丝毫没有失去作为个人和总统的泰然神情，向她热情地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就在要乘汽车从旅馆出发到白宫去之前，一个记者问她见过几个总统。可能只有海伦·凯勒才会说出的回答逗得房间里的一小群人大为开怀，“我没有数过”。当记者用另外的方式追问，问她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总统是哪一位时，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格罗夫·克利夫兰”，在场的年纪稍轻的人不免有点肃然起敬。

肯尼迪总统是否把那时八十一岁的海伦·凯勒的吻带给了三岁的卡罗林，这件事从未报道过，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一定的信心估计他这样做了。

罗伯特·巴尼特

美国盲人基金会执行董事

王家湘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当我能够用英语阅读原著后，我读到了海伦·凯勒的自传。这个又聋又盲的女孩用自己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在老师沙利文女士的帮助下，打破了无边的黑暗和死寂，掌握了书面语言后又学会了说话，并进而学会了法语、德语和拉丁语，和耳聪目明的女子一起从顶级的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毕业。她身处逆境时的奋争和取得的成就打动了年轻的我，使她的名字深印在了我的心中。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不久自己的生活中也会出现坎坷和阴霾，更没有想到海伦·凯勒那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会在冥冥中鼓舞和激励着我。五十年后重读并翻译《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激动和感动依然，感受却更为深刻。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会漏过的许多东西，今天却具有了别样的重要意义。凯勒不屈服于命运的不公，也不怨天尤人。她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一个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人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但是她以永不言败的精神，坚持按正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决不因残疾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她意识到，为达到目的，她需要付出多于常人无数倍的努力，于是她一步步地走、一点点地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取得杰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这也是打动读者最深的一点。但是这次重新思考凯勒的一生，我在她的成功中除了读到她个人的努力外，还读到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具体表现在人们对她的无比关爱和照顾之中。从当时的名作家名诗人，到致力于盲聋儿童教育的专家；从家人朋友，到社会名流，都把这个小姑娘放在心上。旅行时想着给她寄去美丽的贝壳，参观博物馆时给予她触摸一些展品的机会，收到她的信后给她回信，在交往中和她进行平等的对话，带她游玩时耐心地为她描述诸如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样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壮观景象，她需要帮助时向她伸出可以依靠的臂膀。沙利文小姐更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帮助凯勒、使她的生命价值获得了最大的实现的事业。如果一个正常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社会的关爱的话，一个残疾人就更是如此了。对残疾人关爱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个体的素质。如果没有了社会的支持，凯勒就是再努力，恐怕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有了社会的支持，如果没有凯勒自己的努力，她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对于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冰霜王”事件早年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次重读却震撼了我。一个十二岁的盲聋姑娘，给自己敬爱的珀金斯盲人学院的阿纳诺斯先生写了一个故事作为生日礼物，阿纳诺斯先生将故事登在了学院的一份报道中。有人发现“冰霜王”和坎贝小姐早已发表的“冰霜仙子”雷同，认为前者抄袭了后者。为了调查此事，珀金斯学院甚至组织了由学院官员和教师组成的调查庭，十二岁的盲聋小姑娘被带到庭上回答问题。此后，为了对凯勒负责，沙利文小姐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一直追溯到四年前她休假期间，友人霍普金斯太太可能给八岁的凯勒读过坎贝小姐所写的故事。当时的凯勒对故事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故事中抒情的语言却留在了她的脑海里，几年以后当她开始学着写东西的时候，这些语句从她的笔尖流淌了出来。当我读到凯勒对这个事件的叙述的时候，感到对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是否抄袭的调查几近残酷。毕竟她只有十二岁，并没有真的有意识地去抄袭，再说也不是她本人去投的稿，为什么成年人要这么较真呢？在珀金斯学院进行调查的同时，许多朋友向凯勒表示了对她的信任，就连坎贝小姐本人在得知此事后也专门给凯勒写信，说相信她“有朝一日会写出出自你自己的脑海的伟大故事，它会给许多人以安慰和帮助”。这件事在凯勒心中造成了伤害，她在自传中说，后来即使是给母亲写信都会突然感到恐惧，问自己写下的句子是否在书中读到过；但是她同时也认为这件事“在我的生活和教育中很重要”。尽管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种较真几近残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深深感到这种较真的可贵。任何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的建立都离不开这种较真的精神。这种较真和以坎贝小姐为代表的鼓励和安慰的结合才能培养出一代代具有铮铮风骨的英才。虽然十二岁的凯勒并没有有意识地去抄袭坎贝小姐的作品，虽然当时的调查伤害了她，但是人格诚信的重要却从此深烙在了她的心灵之中，使她一生受用不尽。

在翻译凯勒自传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忘记她的生理缺陷。她使用“看到”、“听见”这样的字眼，她对景色的描绘充满了光感、色调感和音韵感。传记中对在海上遇到风暴和在铁路桥上遇到火车的惊险状况的描述之生动，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个盲聋人之笔。她对音乐和艺术的看法，对音乐家和艺术家作品的评论会让你忘记她其实从来没有听到过音乐、从来没有看到过绘画。她的知识来自大量的阅读，来自人们向她描述的现实世界，也来自她和大自然的直接接触。凯勒以此为依据构筑起了自己丰富的想象世界，用自己读到和听到的文字来作为表现她想象中的世界的工具。她的这个世界是博大的，因为丰富和陶冶了她的精神和心灵的是古往今来的经典名著。这些从古希腊罗马哲人到欧洲大师的作品，经岁月和历史的积淀后成为了人类精神传承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凯勒终身与大师为伴，培养了她犀利的心智、独立的见解、高尚的情操、乐观坦诚的心胸和对人的关爱同情。完成自己的生活故事时的凯勒不过二十出头，但是从她矢志不渝的奋斗和追求中，读者可以预见海伦·凯勒的生命定会焕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