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作者吕元礼文字精炼，又富有洞察力，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新加坡政府人员的治国方略。他对新加坡体制入微的观察，书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与廉洁？和谐社会又是怎样建成的？通过本书，您可以从中找到想要的答案。

本书为想了解新加坡的读者提供了有用的参照。

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由吕元礼编著，围绕人民行动党党徽的上述三重象征展开论述。

意在揭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解析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

为什么能：李光耀喜欢讲硬道理／001

一 领导人的政治意志是治贪关键／009

为政在人：“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011

修齐治平：“我们这个文明的基本观念”／024

惜名如命：“害怕公开讨论的事不会私下去做”／035

二 一旦贪腐必遭揭发、处罚／057

扩大“贿赂”定义：各类腐败都受惩罚／058

“意图贿赂”：同意就算犯罪／061

“有罪推定”：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064

反贪意识强：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069

严密严实：“决不漏网一个”／076

提高透明度：让贪腐无处藏身／079

三 对很小的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089

不作最低金额限制：一元钱也可能坐牢／090

不管是否实施：一句话也可能坐牢／093

与养老金挂钩：一杯咖啡就值几十万元／097

四 让腐败者身败名裂。倾家荡产／105

身败名裂：国家发展部部长含羞自杀／106

倾家荡产：商业事务局局长穷困潦倒／116

五 制度见效要靠利于其运作的整体风气／123

崇尚诚实：视贪腐为癌症／124

公务员纪律：内化为行为方式／128

堵住最常见漏洞：用震慑树立风气／133

六 反贪机构“权比天大”／139

贪污调查局的来历：取缔收取“咖啡钱”／140

贪污调查局的职权：只听从总理(或总统)调度／141

贪污调查局工作方式：举报立案，风闻出击／144

贪污调查局的工作作风：无私、迅速、透明／145

七 公务员须有符合市场水平的足够薪酬／155

正视现实：诚实的立场／160

实事求是：市场的做法／173

薪酬制度：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179

八 让廉洁成为执政党生存的第一需要／191

行动党曾学共产党：所学何以能长期坚持？／193

“生于忧患”：建设制度化压力／199

冷水煮青蛙的启示：让反腐刻不容缓／207

如何更能：反贪腐也要讲大道理／221

后记／229

将新加坡治贪关键归结为“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强调的是领导人个人品质在防治贪腐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与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相一致。众所周知，李光耀倡导儒家思想。但其受英文教育的出身，又让人们对他有关观点与儒家思想的联系产生怀疑。不过，在了解了李光耀相关理念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与儒家思想的确有着惊人相似。

有治人，无治法

廉洁是好政府最为重要的特性。新加坡领导人在如何实现好政府的问题上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其中论述最为详明透彻的是李光耀。1994年，他在为薪金白皮书辩护演词中明确指出：“没有好人掌管政府，能不能有好政府？美国自由主义者相信可以，认为政府制度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开，外加三方相互制衡，像美国国会和白宫定期争斗，众议院和参议院定期争斗，就会有好政府，哪怕是软弱的人或不太好的人赢得选举和掌管。但亚洲经验使我得出不同的结论：要有好政府，必须有好人管理政府。我40年来观察到的是，甚至当政府制度差，只要有好人掌管，政府就会过得去，会有适当的进展。另一方面，我看到过很多理想的政府制度垮了。这些政府是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获得独立时，由英法两国成立的，但由于掌管的领袖不称职，这些国家在暴力、政变和革命中倒了，制度垮了。过去的菲律宾、过去的锡兰、过去的巴基斯坦和许多国家，它们统统是领袖差或不合适而失败了，虽然他们的政府制度好，是以最好的自由宪法作为模式的。”

上述李光耀的思想与苟子的论述十分相似。苟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者，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的意思是说，只有致乱的君主，没有自乱的国家；只有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没有能一定治理好国家的法。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法制才能产生实效；失去了那种人才，法制就将形同虚设。法制，是治理的末端；君子，是法制的本原。因此，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应付一切；没有君子，即使法制齐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变化，反倒容易造成混乱。这里，荀子的意思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法律是死的物，而不是活的人。光有死的法律，不会自行运作。它需要活的人去将它运作起来。因此，“有良法而乱者有之”；其二，“君子足以为治”，即君子是活的人，他品质高尚，具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这两个方面恰恰与李光耀所阐述的相吻合。

P11-12

2011年1月，将近放寒假的时候，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老师几次来电联系，该社钟永宁副社长、卢雪华老师又专程来到本人所在的深圳大学，邀约本人撰写有关新加坡反腐保廉方面的著作。出版社的热忱让我感动，同时，自己也深感有关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于是，在出版社的关心、催促下，结合自己多年来有关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心得体会，经过一百多天的日夜苦战，笔者终于奉献出大家手头的这本还不成熟的作品。本书的撰写和出版，首先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和老师的热忱！

本书参考、引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等报刊的大量报道，绝大多数注明了资料来源或引文出处，但因时间紧迫，难免有所遗漏。在此，谨向上述报刊及相关报道的作者致以深深感谢，并对自己可能存在的疏忽致以歉意！根据本书需要，笔者对所引资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整理。在有关引用中，引述最多的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三节主要参考、引用了《联合早报》多篇国会报道；第四章主要参考、引用了《联合早报》中有关郑章远自杀事件的多篇报道、言论和《新加坡法律英汉词典》附录2《新加坡最高法院判例选》中的《商业事务局局长欺骗案》中的资料；第五章第二节主要参考、引用了陈新民先生所著《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书的资料；第六章主要参考、引用了陈天明先生发表在《联合早报》的相关文章。在此，特别加以鸣谢！

本书引用了《李光耀图片集》(新加坡《联合早报》社编辑、联邦出版社出版)、人民行动党建党45周年纪念册和《新加坡图片史(1819—2000年)》(葛月赞女士著)中的一些图片。有关图片由本书编辑卢雪华老师选定，并注明了出处。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征求著者意见，在此深表感谢，并致歉意！出版社将在本书出版之后与相关单位、人士进行联系。未注明出处的其他图片多为本人所摄，个别图片由本人朋友所摄。

本书资料来源，得益于深圳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在此深表感谢！这里，要特别感谢王连美老师、高小行老师和谭慧芳老师的帮助！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就相关问题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理事刘炳森先生、国会前议员白振华先生、《联合早报》总编林任君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学术主任黄朝翰教授、资深研究员杨沐教授、薄智跃教授和企业家刘文添先生等人请教，他们对本书给予了热情关注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黄朝翰教授也是本人所在的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他对中心发展非常关心，对本书写作给予提示。他在来信中指出：“李光耀说过，反贪污是从他开起，从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他告诉笔者，在1972年的一次集会中，他亲耳听到李光耀说，如果他自己从办公室将公家的一支笔或一张纸带回家供自己使用，那么，他的秘书也会同样这样做；然后，每个官员也会跟着这样。黄教授的上述提示，让我更为坚定地将“领导人的政治意志是治贪关键”作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

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告诉我，应该比较新加坡过去状况，才能说明现有政策、制度的有效性。我吸收了沈老师的意见，在本书开篇用了一段篇幅专门描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前新加坡的贪腐状态。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前副部长杨希光先生，广东行政学院前党委书记张承奎教授、前副院长唐代望教授，中共南山区委宣传部前部长陈禹山先生对本书写作给予了亲切的关注，他们多次打电话询问本书写作状况，为本书的写作出谋献策。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陶士平先生多次在交谈中希望我对新加坡治贪经验给予总结，以期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就有关中国政治现状和新加坡经验的许多分析，使我深受启发。在此，谨致深深感谢！

本书书名原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出版社方面提议改为《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他们认为，后一个书名更吸引读者，也更有市场。我起初并不接受，但还是先后征求了王挹之同学、陈禹山先生、张承奎教授、郑永年老师、赵灵敏女士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后一个书名更好。于是，笔者改变态度，接受了新的书名。新的书名是否更能吸引读者，还有待于市场检验。但是，我之所以能够在有所抵触时还去征求他人意见，的确是得益于李光耀先生的一段话。他说，所谓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是说你必须要虚心，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笔者在2007年曾出版过《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本书可以视为该书的续篇。

感谢本人所在的深圳大学的领导！感谢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公共管理系和MPA教育中心的全体同仁！这里，笔者没有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但感激之情，充满心中。他们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自己能在这样一个亲密合作的集体工作，深感荣幸！与大家在学问上的切磋，也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许多教育过我的老师！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养育、关怀！他们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工作的动力。感谢妻子李洪对我的新加坡研究给予的许多帮助！书中许多内容，她都是第一读者或听众，也吸收了她的许多看法。同时，她对家务的全部包揽和对家庭的精巧安排，使我得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教学科研之中。

本书动笔之时，恰逢九十八高龄的祖母起病之日；本书定稿之日，又恰在祖母去世之时。因为忙于写稿，对于病中的祖母少有照顾；即便是在为她老人家办理后事的时候，也因为还有为本书搜选图片、校对清样的任务，而在本该慎重(即所谓的“慎终”)的时候，难免草率。孔子说：“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耶？恐不孝子孙弃亲而薄葬也。”我不确信死者有知，但也难以断言，自己能否算是孝子顺孙。在广州校对清样的时候，我曾询问编辑，是否可在书前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母”？编辑摇头，我即刻明白，这样的字样放到一本企图流行于市场的著作之前，在风格、情调上也许有些“满拧”，便立即不予坚持。这样，我就只好在后记中表达对祖母的思念，并请她安息！这又印证了我一贯以来的行为方式：在追求所谓的事业与关照自己的亲人发生矛盾时，我总是为事业牺牲亲情。这提醒我，自己所写的那些东西，必须的确对社会有所裨益，才能够在情“无”可原的情况下，理“有”可恕。否则，写那些东西，又有何意义？如果写作既牺牲了亲情，又无益于社会，就应当确信，自己真的是不孝子孙了。

吕元礼

急就于201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