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乍然开启的思想之门，一段不可复制阅读之幸。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了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

《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由向继东主编，憋了十年的阅读能量顿时井喷式地释放且不可遏阻。疲软的神经勃然奋发，饥渴的人们大口饕餮……

《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由向继东主编，书禁初开，《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巴金的《随想录》、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钱钟书的《围城》、老鬼的《血色黄昏》、李泽厚的“三论”、拍岸登陆的西方思潮……带来狂喜与惊奇。

憋了十年的阅读能量顿时井喷式地释放且不可遏阻。疲软的神经勃然奋发，饥渴的人们大口饕餮……

书禁初开

《读书无禁区》并附记／李洪林／002

《读书无禁区》触碰“禁区”／陈晓／010

那个年代，那种阅读的幸福

没错过，刚刚好／卢周来／016

诗忆／王彬彬／022

师大80年代的读书风气／格非／029

出井感言／符号／035

读书何处觅疯狂／魏得胜／042

刚有书读的那些日子／徐南铁／046

读书人短暂的幸福时光／周孜仁／050

读书太少／王跃文／056

我怀念那种“饥饿感”／罗韬／059

白加黑与红加蓝／刘诚龙／061

回忆那时的读书生活／刘兴雨／067

爱读书，但没有读书生活／谢泳／071

我的读书历程／汪秀枝／074

少年不知读滋味／易水寒／078

80年代那些云烟／赵野／082

刻骨铭心的那本书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朱学勤／092

毫无目的的残酷／景凯旋／098

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毕星星／103

真诚，让阅读变得可爱／朱大路／109

带着《围城》漂泊／孙玉祥／114

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徐怀谦／119

靠什么填补鸿沟／汪强／127

《解冻》唤醒了我心中的人道主义／王志龙／132

并非怀念那“蓝蚂蚁”生活／孙丹年／138

我与《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势》／王重旭／146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黄波／152

染乎世情的阅读／蔡瑛／157

奥威尔的《1984》在中国／闲田野牛／161

那个年代：老鬼与《血色黄昏》／岳建一／166

一部禁书的中国遭遇／陈晓萍／173

80年代的阅读／何小竹／179

从80年代一路读来

阅读是成长的宿命／梁卫星／192

我的阅读／林贤治／201

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雷颐／210

80年代的出版热

钱伯城谈80年代的出版热／黄晓峰／216

说说80年代的几套丛书／数帆老人／221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像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像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来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做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1978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P2-3

大约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种凭吊》的短文，说的是有关作家何士光的书事。上世纪80年代我做着文学梦，喜欢读何士光，他的小说大都读过，印象深刻。大概是2000年吧，在一特价书店见到何士光的小说集《蒿里行》。书是海南出版社出的，里面收了《草青青》、《青砖的楼房》、《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种包谷的老人》、《喜悦》、《日子》等十多个中短篇。这些小说我都读过了，且被感动过。见到这本书，我毫不犹豫买下了，但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一种凭吊。今天编这样一本书，说实话，也是为了“一种凭吊”……

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新启蒙的年代，还是思想分化、多元开始的年代。由于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在“读书无禁区”的鼓动下，当时读书热蔚然成风，如《走向未来丛书》、李泽厚的美学、《第三次浪潮》等等，几乎家喻户晓。一个作家，只要有一个短篇获奖，一夜之间就全国知名了。其实，文学是边缘化的，变得如此轰动倒不是正常的。就如现在，哪怕你写出了准《红楼梦》，关注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活动，那样直接地揪人。但那时就是这样，征婚广告往往不忘加上“爱好文学”字样，好像如此就可以为自己加分——这就是80年代的真实图景。

记得周扬曾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他说中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我在这里引述“三次论”，并非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如“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就有不少新成果，能否算得上还值得商榷。这里引述，只是强调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重要。80年代末，王元化先生曾主编《新启蒙》(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四辑，至今还放在我书架上。每每重读这份沉甸甸的丛刊，总能勾起我对那时的回忆和无限遐想。

在80年代，什么主义和原则，什么流派和风格，什么新论和悖论，都可以读，可以讨论。有人说：80年代是一道永远唤不回来的风景。此话确否？我以为有点过于悲观，从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提出的“四大自由”肯定是发展的主流，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逆转，当然任重道远也是无疑的。

回想那时，文艺界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出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韩少功的《爸爸爸》等；史学界以黎澍为代表的觉醒者，大胆质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农民战争动力论”等传统史观；理论界更是风起云涌，仅从198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洪林的《理论风云》一书，就可见一斑。该书几乎记录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全过程，如《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领袖和人民》等系列文章，都是那时争相传阅、脍炙人口的。本书组稿时，我本来约李老写一篇“我与《读书无禁区》”之类的文章，但李老晚年寄情于书画，对于为文，惜墨如金，几乎不接受任何稿约了。后来我再三坚持，李老发我一篇六万余言的《往事回忆》，其中有《(读书无禁区)的故事》一节。李老回忆说：

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懈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返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这里特别感谢李洪林先生，得他允诺把《读书无禁区》收入此书，并专门补写了一个新的“附记”，使读者在阅读这篇旧文时，能捕捉到更多的信息，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还得说说本书的缘起。两年前的深秋时节，我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钟永宁先生、市场读物编辑室主任肖风华先生等出差上海。旅途中，钟永宁先生谈起出版社将要推出的“亲历历史”丛书，让我编一本“回忆80年代读书生活”的书，可以放在该丛书里推出。而此书需要向作者约稿，考虑到稿费标准不高，组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迟迟没有响应。后来在钟永宁先生的一再催促下，才做起来。现在书已付梓，钟先生对此书的编排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文章的取舍和分类，钟先生斟酌再三，没有他的努力，还真不知道此书能否顺利出笼。还有责任编辑周米亚、谢海宁为此书也倾注了大量辛劳，在此谨致谢意。

最后还要衷心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他们有的虽然写了文章，也写得很好，但出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或受本书篇幅所限，有些很好的文章我们不得不割爱，有些长文还略有删节。在此一并说明，特致歉意。如有作者出书两个月后尚未收到样书，请直接与出版社责编联系。

向继东

2011年4月21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