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尉天骢的散文自选集，分“原乡”、“历程”、“岁月”三辑。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表述了怀想第一故乡原乡与感怀第二故乡台湾的情深意切，同时也并不避讳一些与温馨并存的阴暗事实。

　　从该书中，我们得以窥到很多过往文人英豪难得见到的面貌，诸如台静农、俞大纲、唐文标、纪弦、聂华苓等。他们的名字或熟悉或生疏，或是从大陆去台、或是台湾本地人，但无论如何，同宗同脉的血性成为了产生共鸣的最基础原始力量。

　　尉天骢(1935— )，作家、文学评论家，原籍江苏。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创办《文学季刊》，为台湾文坛重要作家集结地，历任台湾《笔汇》《文学季刊》《文学双月刊》《文季》主编。著作包括小说集《到梵林敦去的人》，评论集《文学札记》《民族与乡土》《理想的追寻》《乡土文学讨论集》（编著），散文集《天窗集》《众神》《枣与石榴》，论著《路不是一个人走得出来的》《荆棘中的探索》等。

《岁月》是尉天骢的散文自选集，分“原乡”、“历程”、“岁月”三辑。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表述了怀想第一故乡原乡与感怀第二故乡台湾的情深意切，同时也并不避讳一些与温馨并存的阴暗事实。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序二 生命断层的体认／张错

第一辑 原乡

 众神

 巨柱

 鸡蛋草

 尚大爷

 淑琴

 秧大娘

 老南瓜奶奶

 长素

 众鸟之什

 关山

 丽江

 西安

 延安

 海拉尔

 京城

第二辑 历程

 百年冰雪身犹在：记台静农先生

 苍茫独立唱挽歌：说高阳

 他影响了那么多人：纪念王梦鸥教授

 和姚一苇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素朴坦然一君子：记俞大纲先生

 找回失去的星光：怀念子于

 孤寂的旅程：怀念何欣先生

 独步的狼：记诗人纪弦

 燃烧的灵魂：怀念唐文标

 悲悯的笑纹：记王祯和

 府城的李白：怀念叶笛

 诗人与同温层

 遣怀：赠尤弥

 初雪

 去奚淞家看画

 江湖寥落那汉子：怀念逯耀东

 怆然的回望：聂华苓《三生三世》读后的断想

第三辑 岁月

 马铃

 枣与石榴

 井上

 叫魂

 邵莲花

 血碑

 那一盆炉火

 还乡

 烟

后记

巨柱

辗转读到弟弟的来信，得知将近八十高龄的母亲仍然和弟弟一家住在乡下的老宅子里。弟弟说：“这些年来，我干的都是些体力劳动的工作，生活虽然苦，却从来没有丧失掉上进的意志，也从来没有动过歪脑筋，想去占别人的便宜。这些年，虽然四处都闹得天翻地覆，母亲却一直像一根巨柱那样支撑着这个家。多少夏天的晚上，我们母子二人常坐在院子的枣树下，对着满天星光而聊到深夜，聊到我们家的前几代人物，聊到父亲的早逝，聊到远在外乡的家人，言语间自然充满了感叹和凄凉，但是，这些过去了的人和事却不知不觉中给予我很多启示；母亲虽然不认识字，她的话却成为鼓舞我要不断奋斗的力量……”弟弟是父亲的遗腹子，生下来便碰上了时代的大变动，父亲死了，家里的人也东漂西散；因此，这样一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从小以来，便与家中很多人处于隔离的状态，然而，读着他的信，真叫人无法相信他竟然保有那样浓郁的亲情。

读着弟弟的信，也就更加地想念着母亲，连带着也想起了母亲常向我讲述的关于老奶奶的故事。小时候听人说过：我们家原也有着中上等的产业，那时爷爷是县里的知名人物，于是家中来来往往的人便成天络绎不绝。但是，这种日子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先是祖父去世，接着瘟疫流行，家中一连办了四五次丧事，再接下来，便是那些你来我往的仗一直打个不停。爷爷和奶奶都过世了，家中就只剩下我们叫做老奶奶的曾祖母，带着几个要成年而还未成年的孙子孙女，来撑持这个日渐败落的家。而我母亲就是在这个动荡、衰败的时候嫁给我的父亲的。母亲说：父亲的结婚是属于农村里早婚的类型，结婚过后不久，就到城里念他的高中去了(当然那时就学的年龄也比较大些)。于是在乡村里，母亲和伯母就跟着老奶奶学着过日子，听母亲说：那时北洋军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今天要粮草，明天要壮丁，原本穷困的日子便更加过得艰苦了。那时候，生活既咄咄逼人，很多人的为人处世就脱出了常轨。有人来跟老奶奶打商量，要跟我们家合作将小麦田拿来种植做鸦片的罂粟，这样就会有十多倍的收入；如果罂粟被官厅铲掉了，他们也愿照种小麦的收成按亩赔偿。但是我们家的老奶奶任别人怎么劝说也不答应，她说：“我家可还有两个孙子，到时候烟土进进出出，谁也保不准他们不会学上吸大烟。等人毁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

所以，在老奶奶的引导下，她要家里的人不要为了钱财去跟人争吵。田里收获的时候找人帮忙，一定要给人吃得好，老奶奶吩咐母亲和伯母时总是这样说：“肉多的咸鱼一定要多准备几盘，庄稼人汗水流多了得补充；青辣椒炒蛋一定要有，天热胃口不好，没辣吃不下饭；泡茶的缸子里要多放些红枣，吃起来才有滋味！”我没见过老奶奶，她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她讲话的神情，做事的章法，都在我心中保有鲜活的印象；因为母亲和我的父亲、姑母们一谈起话来总是喜欢奶奶这样、奶奶那样地去安排一切，以至于在我童年的时候，很多事我也能够按照章法晓得如何去做。譬如等谷子收好了，一定要送几袋给村子里日子过不去的邻居，而且要有礼貌地说：“这是今年新收成的，请您尝尝新！”还有，爷爷墓地后面有两座坟，埋葬的是两个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外乡军人；过年过节给爷爷上坟的时候，大人们总一再吩咐着：“可不要忘记给老军坟烧纸啊，孤魂野鬼地死在外乡也真可怜！”

据说，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的伯父、伯母就相继去世了，姑母们有的在外念书，有的嫁了出去；等老奶奶一死，家中的棒子就由母亲接了过去。跟母亲没见面已经快四十年了，她的很多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记得有一年夜晚，村子里有一家的房子失了火，男人们都提着水桶去救火，小孩们都吓得发呆，而我看到母亲和村子里的一些婶子、大娘们一起跪在村子的广场上向老天磕头，喃喃地说：“老天爷如果要降罪，就让大家分担好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暗地里取笑母亲的迷信和愚昧，特别在进了学校以后，更以为那是我们农村落后的象征’一直等到自己年岁大了，多经历了一些人事的炎凉，我才渐渐懂得就在这些迷信和愚昧之中蕴含了多少血肉相连的关怀。就好像有一年秋天，一个跑江湖的马戏班子来村子里表演，一根几丈长的竹竿撑在广场上，然后在班主的吆喝下，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就光着身子往上爬，爬到上面又倒挂在绳索上不停地打转转。就在这么惊险的时刻，我的母亲和邻居的一些大娘、婶子们忽然对马戏班主说：“放下来Ⅱ巴！放下来吧！多可怜的孩子。”然后每个人回到家里，提着一些小麦、蕃薯、花生一类的东西送给马戏班子，要他们不要再逼那个孩子爬竹竿。

我曾取笑过母亲，正如我曾经多次取笑过老奶奶。母亲说：我们那个村子里，是难得和外边的人联络的，所以每一次穿着绿衣服的邮差出现，立刻就会被人包围起来。每到这时候，老奶奶总叫人给邮差倒茶，搬凳子，一年三节总不忘送些土产到邮差家去。老奶奶说：“难得人家跑几千里，也不知道要磨破多少双鞋子？”老奶奶虽然处处替人担心，但有时面对一些别人觉得无限惊慌的事时，却会平静得让人难以相信。据说，她临死的时候非常安详，她把孙子孙女都叫到床前，嘱咐他们在她死了以后怎样办事情：某月某日哪家亲戚来吊孝，该怎样接待；灵前的供品要怎样摆才不会腐烂；狗和猫要赶得远远地不准进入灵堂；灯里的油要小心，以免烧了房子；剪刀要收好，不然做孝服时找不着会手忙脚乱；送殡时每个人都要多加件衣服，以免受凉。及至她看着孙子、孙女、孙媳妇们哭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哭什么呢？我已经八十了，要活多老才算够昵？”她走了，好像只是出一趟远门。

以往我不懂得老奶奶，总以为她的一生只是在一些琐碎的小事物里打转转，而且至死还只想着那些琐碎的点点滴滴。及至自己长大，经历了一些折磨，也在五光十色的人生中打滚，因摸不稳要走的道路而感到一片虚无时，我才慢慢了解到老奶奶那样的人生。在她的一生中，她的日子都是与四周的人、四周的事、四周的作息结合在一起的，她看到这世界怎样变化，也知道自己的世界该如何安排；于是当她看到别人的生命，就会觉得自己仍旧在那些生命中延续。正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千变万化中总是有一道和谐的、谁也破坏不了的轨迹，所以她才能够面对那些在历史上短暂出现的屠杀、斗争等等而无所惧怕，因为在信心中她知道自己栽下的树会结怎样的果实。老奶奶是不识字的，但是在她的身上我却真正领会了“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的真实意义。

在历史的苦难中，老奶奶的脚步走过了，母亲又接着走下去；当母亲有朝一日走完了她的脚步，弟弟又会接着走下去。这些年，在这个海岛的土地上，我也看到无数的人像我的老奶奶和我的母亲那样，虽然缓慢却非常扎实地走着同样的生活脚步。于是，从这些脚步中，我渐渐领会到一股坚强的力量，在不断地突破商品的污尘而发芽、茁壮。正因为如此，再一次读古人的诗，才能真正懂得“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滋味。

……

P5-8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俪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闹，其实岑寂，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00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收在《岁月》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多是我六十岁以后写的，只有一两篇是我年轻时的作品。我之所以把那些早期的作品收了进来，一方面是作为纪念，另一方面也想把近年的种种和青少年的感慨与情怀联系起来，从而咀嚼其间的滋味。这里的一些作品在台湾曾以《枣与石榴》的书名出版，那本书的后记中的一些话，也可以摘引下来，作为本书出版的心情：

这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感慨，也是我们那时的似梦一般的回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都已经老了。那时心中所萦怀的故乡原以为再也回不去了，哪里知道在人事全非的情况下，竟然又重临了故土。这种亘古未有的变化，岂是单纯的“乡愁”两个字可以说得了的。这里面已经不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伤，而是在其中装载了更深沉的悲怆和无奈。所以，我的老友黄春明说：“表面上好像一样，其实一步步走向更深沉的所在。”正是因为这样的深沉，一步一步走下去，有时竟然到了无以为言的难言地步。

这不是由于几十年来个人与整个世界的紊乱、无理所产生的对于人世的绝望，倒反而是：在经过人间的种种遭遇以后，更能看清哪些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去珍惜的。那不是显赫一时的名利权势，而是平日并未察觉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与人之间的际遇与关怀。当我们体认出那些当年拼了性命去争夺的东西不过是过眼云烟之时，那些际遇和关怀却像天边永不会消失的星光那样，仍然温暖着每个人的心，让人觉得那才是历史持续永存的重心。

就这样，我的写作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写作，而是一种在无言的境遇中对过往的一切所作的追思。我的故友王祯和在写作处于瓶颈状态时，常喜欢引用亨利·詹姆斯说过的话：“即使休伯特，也有无言以对的时候。”我现在也有同感。这无言不是遗忘和逃避，而是一粒种子在成长中的孕育过程。在本书中，由“原乡”、“历程”到“岁月”，正是我一步一步由外部感受至于内心反省和探索的过程。这种成长如果只是年岁的增加，它的终点必然是老去和死亡。而心智的反省和探索，则是生命进一步的成熟和发现。

这样的进程，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诱惑和追寻，也是层层折磨和考验。而经过一番折磨，当人生有了新的进程时，就不免对一些过去迷恋的事物和想法作个痛苦的诀别。当我想到过去岁月中的温馨回忆，却总也无法忘掉与那些温馨并存的暴力、残忍等阴暗事实。这就如少年时代读《水浒》，喜爱它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中年读《水浒》，喜欢它的反叛和狂野，而到了现在，则是经由个人感官的短暂“过瘾”而在其中产生了对人性的种种怀疑。这些年，经历过人世的沧桑以后，我渐渐觉得艺术的追寻应该是经由人间的种种体验而超然于事件之上、情节之上、功利之上的沉思。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的境界，让人低徊，让人留连。即使那是偶然的刹那，当我们把它捕捉到而又能呈现出来时，它就成了永恒。这样的作品(如前辈作家沈从文的《连长》、汪曾祺的《持戒》和《复仇》)是我向往的，也是我努力学习的。“岁月”一辑所显示的正是这样的历程。对人世的种种不得其解，多少次都让我想放弃写下去。这不是我懒，而是我思考的困局常让我不知如何适应。

虽然如此，桂芝和儿子总想尽办法替我打气，甚至有时采用各种激将法，使我不能不再写下去。这一写，就带动我继续的思考。而桂芝的过世，更带给我更深更广的回想和反省。平常和朋友们争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问题，现在想起来，那实在是无谓的争执。不管为人生也好，还是为艺术也好，如果缺乏生命的真诚体认，其实只不过浮面的喊叫而已。因此出版这本书，最让我感念的，其实还是过去那段时日与家人和朋友相处之乐。犹记《众鸟之什》、《关山》、《丽江》、《淑琴》诸篇在报刊发表之时，很多入都给予赞赏和鼓励；《遣怀》更因《美洲日报》的转载，使得一些将近三十多年不见的朋友又重新互相联系，这种喜悦，使人真正了解到“以文会友”和“得失寸心知”的真意。

这一年来的写作，包括这本书的出版，都是我的儿子可可推动出来的。以往他和他妈妈一起逼我写作，他妈妈过世以后，他每天除了关心我的生活起居，便是谈论我的写作进程。我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国文教学，为了让学生容易了解，语言和文字之间不知不觉地充满了概念性和逻辑性的叙事方式，他是我的第一位读者，便经常提出他的意见。他常常说我太爱用“因为、所以”，不够生动，要我“先革掉桐城派的命”，有时又说我“太文艺腔”，而当我说理太多时，他又用电影作比，说我“太黑泽明化”，“不妨多一点小津安二郎”。父子二人的讨论不仅把七十岁和二十多岁的两代融为一体，也让我的作品尽量减少僵化的语言。现在这本书出版了，应该可以告慰桂芝在天上对我们父子的关心。所以，这本书可以算是我从幼小时到今天的心路历程。现在我再加上第二辑“历程”中的各篇，也许更可以让人认识到我们这一时代的各种面貌，而引发出各自不同的感慨。这第二辑中所书写的人物，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活动在台湾文学界的人物，大部分都已故世。他们终身漂泊、流浪，总想尽一份心力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见到另一类知识分子的风格。如果这些作品能引发我们这一时代人的同感，那就是我最盼望的事了。

至于第三辑“岁月”，那是想借用散文诗或“小说诗”(我杜撰的名词)的方式，来怀想那一从我祖父辈以来的，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不要以为那些已经快要消失了，其实隐隐约约之间，仍然觉得我们生命之根，还仍然和它们纠缠在一起。称它们为乡土，其实还是肤浅的。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们。

尉天骢

二00九年三月

尉先生六十之后的文字，当真如“庚信文章老更成”，无论是谴怀忆旧，还是原乡追思，深情中不失从容，重墨里更见散淡，是那样的新，又是那样的旧！

——罗岗(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