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煤，是最好的红煤；红煤，是带血的煤。最具震撼力的中国小煤窑黑幕！一个煤老板的奋斗与堕落史！本书曾荣获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生生死死小煤窑，明明暗暗人生路。”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主人公宋长玉是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矿长借故将他开除了，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力作。

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主人公宋长玉是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矿长借故将他开除了，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将红煤厂村支书的女儿追到手，成为村办煤矿的矿长。随着金钱滚滚而来，他的各种欲望急剧膨胀，原先的自卑化作了恶意的报复，将人性的恶充分释放了出来。

刘庆邦是中国煤矿文学旗手。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矿区，只要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后记

宋长玉上的是夜班，人们睡觉时，他正在井下用火药和铁器采伐煤炭。他不是夸父，却追赶着太阳，跟太阳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傍晚，当太阳落入地下，他便披挂整齐，下井去了。清晨，太阳刚从东边的山梁冒出来，他也乘坐罐笼从井口升了上来。在井下干活，宋长玉是个惜命不惜力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至于力气，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最不怕挥霍的也是力气。太阳落下还会出，年轻人的力气，头天用出去的越多，第二天生出来的也会越多。把力气藏着掖着，会被工友看不起，对自己的力气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力气不用白不用，别的东西用多了可能会造成浪费，力气不用才是浪费。每天从井下出来，宋长玉总是习惯性地朝东边的天空仰望，看太阳出来没有。因在煤层洒下了足够多的汗水，他是带着繁重劳动后的轻松和大量付出后的满足仰望太阳的。在朝霞的烘托下，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使以黑色格调为主的矿山霎时间变得亮堂起来。那一刻，宋长玉的愉悦心情不言而喻，他在心里念着太阳的名字，几乎对太阳伸出了双臂。时令到了初春，徐徐拂来的是万物复苏散发出的清新气息。气息扑入鼻腔里，还涌进自动张开的毛孔里。气息是湿润的，还有那么一点儿甜蜜。这时他的心情不只是愉悦，还升华为呼之欲出的诗意。在没当煤矿工人之前，他对阳光和空气并不怎么在意，你有我有他也有，有什么可稀罕的呢！等到每日下进深深的地底之后再出来，他对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才敏感和亲切起来。

他没有过多地与太阳对视，也没有做深呼吸运动，匆匆到灯房的窗口，交上用乏了的矿灯，就转入更衣室去了。井口的工业广场老是有人在走动，那些人有男工也有女工。而他，脸是黑的，脖子是黑的，手是黑的，脏兮兮的工作服上充满刺鼻的汗酸味儿，他不愿以这样的面貌示人。特别是那些在地面上班的女工，不管是车工还是电工，不管是描图员还是炊事员，她们不是戴着有檐的蓝工作帽，就是戴着无檐的白工作帽，一个个干净得很，也骄傲得很。在尚未洗澡和更衣的情况下，宋长玉在女工面前有些自惭形秽，不知不觉就有所躲避。往灯房交灯时也是一样。因在灯房发灯的都是女工，有的矿工趁交灯时，愿意以煤面子遮脸，将目光探进小小窗口，把里面的女工满鼻子满眼地看一看，喂一喂又饥又渴的眼睛。还有的矿工，把矿灯的充电盒交进去了，却把灯线另一端的灯头还拿在手里，女工在里面把线拉一拉，他在外面也把线拉一拉，做成男女之间一线牵的意思。直到女工恼下脸子，说了难听话，他才嘻嘻笑着，把灯头放开手，要人家别生气，一语双关地说：“拉什么拉，你要我给你还不行嘛！”宋长玉从不干这样的事，也不占这样的小便宜，他交灯时都是站在灯房窗口一侧，并侧过身子，把矿灯送进去，换回錾有号码的金属灯牌就走了。

矿工大都爱抽口烟，可井下绝对不许抽烟。一种叫瓦斯的透明气体，作为原煤的伴生物，无色无味地在井下各处潜伏着，超过一定浓度，见火就炸。瓦斯一爆炸就不得了，那种灾难是毁灭性的。矿上在井口专门设了检身工，对每一个下井的人都要从头到脚严格检查，一旦从哪个人身上搜出烟卷或打火机来，处罚相当严厉。一个班捞不到烟抽，他们馋坏了，也憋坏了。来到更衣室，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更衣箱里拿出烟来抽。第一口他们总是吸得很深，差不多能吸去一支烟卷的三分之一。又香又甜的烟雾吸下去，仿佛直达肛门。他们怕把香气放跑似的，都把后门关紧。结果烟雾在体内兜了个圈子，还是从两个鼻孔呼呼冒出。烟雾一冒出来，他们终于出了一口气似的，全身才通泰了。有的矿工嘴角还叼着点燃的烟卷，就下进澡塘的热水里去了。吸一支烟尚不过瘾，这叼在嘴上的往往是升井后的第二支烟。他们背靠着池壁，慢慢往热水里缩，一直让热水淹到脖子那里，只露出抽烟的嘴巴和不抽烟的耳朵。在热腾腾的略带尿骚味的水汽中，他们眼睛微微眯着，双手在前胸后背来回抚摩。他们不着急洗澡，还要泡一会儿，在享受香烟的同时，还要享受一下热水。池里的水一点儿都不清，黑中泛白，已稠糊糊的。按矿上的要求，每个洗澡的矿工必须先淋浴，后池浴。澡塘周边的墙上确实也安装了淋浴器。可那些淋浴器不是不出水，就是莲蓬头被人拧掉了，形同虚设。矿工们只得把身上的煤粉子仍洗在大池子里，只得仍在大池子里往头上身上打肥皂。好在习以为常的矿工对水的清浑从不挑剔，好像水越稠，越显得有质量，越能保持水温似的。只要水的温度够了，初下进去稍稍有点儿烫皮，他们就洗得很满意。泡着泡着，他们会禁不住摇摇头。摇头是痉挛式的，他们摇头不是否定什么，谁都明白是下面刚排泄出一泡尿液。小头排了尿，必定会在大头上表现出来，谁都不会例外。热水一激，尿液在膀胱里膨胀，排泄是不可遏止的。澡塘四周的墙根有浅浅的排水沟，也是排尿沟，他们有尿，或许应该尿到沟里去。然而他们正泡得舒服着，谁愿意中断舒服，跨到池子外面去撒尿呢！池子里的水是热的，尿液也是温热的，权当向池子里再续进一股活水吧。池子外面靠墙的地方滑腻得很，像是洒了一层新鲜的精液，踩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滑上一跤。倘是因为到池子外面撒尿而摔倒，并把屁股摔成两瓣，只会给工友们徒添笑料。把长尿射进热乎处，他们才彻底舒服了。

宋长玉不抽烟，也从不往洗澡池里撒尿。他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也是胸中怀有大目标的人，自然应当与普通矿工有所区别，并与普通矿工的行为适当拉开一点儿距离。他打听过了，和他同一批被招进矿的二百多个农民轮换工当中，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也混进个别小学毕业生和个别文盲。而持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只有两三个，他就是其中一个。高中毕业意味着离跨进大学门槛只有一步之遥，或许再有那么几分十几分，他们就是一名大学生了，毕业之后就可以进机关，当干部，吃皇粮。然而他们毕竟被无情地挡在了大学门外。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特殊的心态。他们既有落榜后的失落、幽怨和沧桑之感，因有文化底子垫着，又有准大学生的自信、清高和矜持。如同实行科举制度时的读书人，他们虽然没有中举，但差不多具备了秀才的资格。一个“秀才”，远离故土来到井下挖煤，本来就是低就，甚至有些自暴自弃，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再不斯文一些，所作所为再不检点一些，立在矿工堆里不显得高出一点儿，十多年的寒窗之苦岂不是白受了！如果再动不动就与那些把尿水撒在洗澡池子里的人同流合污呢，那不仅是糟蹋了自己，简直还糟蹋了圣人。宋长玉目前瞄准的目标是一个姑娘，一个在矿医院上班整天穿一身漂白衣服的护士。护士的身量不高，也不胖，属于那种小巧型的姑娘。从单位体积来看，这个目标不算大。但从宋长玉现在所处的地位和他的角度来看，并联系到姑娘的家庭背景，以及宋长玉的前程，这个目标就显得大了，很大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目标之所以显得大，是因为他离目标距离远，他与目标的差距大。这么说吧，在宋长玉看来，姑娘好比是天上飞过的天鹅，又好比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而他，连待在地面都不算，只是一个在地层深处的掏煤人。他对姑娘只能是仰望，起码在目前情况下，是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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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我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可以说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代表着权力、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有出头之日，或出人头地，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打拼，去发展。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本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之所以反过来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把农民变成生产机器和生殖机器，防止农民进城动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日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下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许多年前，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是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就自觉地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观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人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还是幸好，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出来之前，我对进城做工有着特别的渴望，却苦苦求之不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矿区当上了煤矿工人，我欣喜异常，如同获得新生一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在矿区当工人时，我也遇到过一些人生的挫折。母亲知道后，让人给我带信儿，要求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再回老家，要是回到老家，再想出去就难了。这些深切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使我对千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有着感同身受贴心贴肺般的理解，我相信我能够写好他们。

我把人物的舞台赦在煤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但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这样说会给人一种行业感，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至于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烧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2005年9月30日

(国庆前夕，秋雨淅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