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示要》是熊十力的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为熊氏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任教时为学生讲解六经而作，也是熊氏写作的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论述儒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今当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数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论定。由是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书中极力推崇六经中之《易》与《春秋》，并以“六经注我”的精神，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读经的意义与方法，是熊十力对国学的打通与梳理，究天人之际，成大家之气象。

熊十力，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秉“中体西用”模式对佛教唯识论加以改造，创发以“恒转”为本体的哲学体系。本书是熊十力的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之一，为熊氏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任教时为学生讲解六经而作，也是熊氏写作的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论述儒家哲学思想的著作。

序：读熊十力札记

题记

读经示要印行记

自序

读经示要卷一

第一讲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

读经示要卷二

第二讲 读经应取之态度

读经示要卷三

第三讲 略说六经大义

国难人蜀，栖止北碚。旧日从游诸子，掌教勉仁中学。颇以课余，相从问学。余喟然日：汝曹顾可不读经欤？诸子请日：“六经古籍也，恐非今日所急需。且吾侪出身学校，不曾诵习经书，即有稍事浏览者，亦茫然不知所入。六经浩如烟海，学者难得津梁。西汉去圣未远，而太史氏之睿敏，犹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遂至讥儒者劳而无功，博而寡要。则经旨难识，已可见矣。且二千年来，诸儒治经，其态度颇不一致。略陈流别，则汉、宋门户之分，其间得失，既非小子所悉。即难自定趣向，而莫知所用力矣。总之，经籍是否为吾人今日所必须读？一问。如其须读，又应持如何态度以读之？二问。且六经大义，可否略为提揭，使初学得有准绳，以便进而求之？三问。诸所疑问，愿先生一一示其要。”余日：善哉问也！二三子必求信诸心而后从事，是即为学不苟之精神，而立德之基也。今当以次酬答如后。

清末，西学输入渐盛。维新派之思想，初尚依经义，以援引西学。如《易传》之尚名数与制器尚象，及《苟子》之制天思想，资以吸收科学。《周官》有许多大义，用以比附当时所期望之宪政。而《孟子》有民贵之论。又言舜为天子，其父杀人，只有窃负而逃，不得以天子之父而枉法。又言民治，必始于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甚多精辟之论，足与远西学说相融会。当时士大夫称述经义以为西学张目者，其征引甚多，此不具举。然此中消息，极不可忽者，则尔时据经义以宣扬西学者之心理，并非谓经学足以融摄西学，亦不谓经学与西学有相得益彰之雅。而且于经学之根本精神，与其义蕴之大全，或思想体系，实无所探究，无有精思力践。精思力践四字吃紧。思之精，自必践之力。浮乱之思，不足言践履也。先儒用功，只是精思力践而已。其于西学，虽闻天算、物理、化学等等学术之精究，与夫政治法纪之整肃，而于其学理，实一无所知晓。但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而怖其声威，思慕效之已耳。然以朝野大多数仍是守旧，自恃数千年文化之高，礼义之隆，不曾驰域外大观。虽屡经挫败，犹以华夏自居，夷狄西洋。故奉圣经贤传为无上至宝，不肯以夏变夷。此等气习，正未易转。于是维新人士，将欲吸引西学，不得不择取经文中有可以类通之语句，而为之比附张皇。使守旧之徒，乐闻而不为峻拒。此其用心甚苦。然此等心理，实由震慑西洋之威势，而想慕其学术，欲与之亦步亦趋。其隐微之地，盖早已失其对于经籍之信仰。而二千余年来，为吾民族精神所由陶养成熟，与为吾国思想界甚深根底之经典，将频于废绝，固造端于此矣。

是时南皮张氏独戒履霜之渐，乃著《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士子，于中西学既两无所知，故于南皮之说，亦无甚感觉。夫南皮所云中学，似不专指经学。本文各处所用经学一词，与清儒所标榜之经学一词，不必同意，容后另谈。然中土学术，依过去情形言，可分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湘乡曾氏，颇主此说，可谓允当。儒家关于哲理方面，固称义理之学。而诸子学，亦合人义理一科。即佛学亦当属此。经济，则儒家之言，最深远广博，而诸子中，如法墨道诸家，亦各有其经济理论。法家如商君等之农业政策，墨家之交相利，是其经济原则。道家崇俭，亦其经济思想。考据，则治语言文字、治经、治子、治史、治集部者，其流甚广，其分工最密，大抵出儒家。词章，则今所云文学也。其要旨原本风雅。四科之说，就吾国学术界过去情形而言，不可谓之不当。四科之学，无一不原本六经。如义理一科，自两汉经师之言礼，迄宋、明诸师言心性，皆宗六经不待言。老、庄言道，亦《易》之别派。略见《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及《十力语要》。《墨子·天志》，则从《诗》、《书》中敬天与昭事上帝之观念而来。兼爱兼利，亦自《春秋》太平大同，与《论语》泛爱众之义而出。法家谈法治，其说不涉及义理，然其崇法之观念，实本《春秋》。但《春秋》不徒恃法，而本于仁，依于礼，以法为辅，以德为归，所以为人道之极也。法家狭小，乃欲偏尚法以为治，则不善学《春秋》之过。要其为说，未尝不本于经。故诸子之学，其根底皆在经也。

印度传来之佛学，虽不本于吾之六经，而实吾经学之所可含摄。其短长得失，亦当本经义以为折衷。如明乎《大易》变易与不易二义，则说真如只是无为，却不悟无为而无不为。说心物诸行，只是生灭流行，却不曾于流行洞识无为实体，是犹析体用为二，其由趣寂一念，差毫厘而谬千里，断可识矣。夫至极之真，万物之本，不待向外穷索，返求之于心而自识，《大学》所云“明明德”是也。离身家国天下，心意知物，无所谓涅槃。即诚正格致，修齐治平，便是证涅槃。斯不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乎？故佛法须断以经义也。则举经学而足以含摄佛氏，非■言已。P3-5

读经问题，民初以来，常起伏于一般人之脑际，而纷无定论。余虽念此问题之重要，而无暇及此。且世既如斯，言之无益，不如其已。去年责及门诸子读经，诸子兴难。余为笔语答之，惧口说易忘也。初提笔时，只欲作一短文，不意写来感触渐多，遂成一书。六经究万有之原，而言天道。天道真常，在人为性，此克就人言之耳。在物为命。此言命者有二义：一、流行日命。言天道流行，至健而无息也；二、物所受日命。物票天道而生，即一一物皆天道呈显。不可说天道超脱万有而独在也。此中言物，亦摄人。言命，亦即性。命以所受言，性谓人物所以生之理。言异而其实一也。性命之理明，而人生不陷于虚妄矣。第一讲首释道。顺常道而起治化，则群变万端，毕竟不失贞常。通万变而不可易者，仁也。知变而不知常，人类无宁日也。今世列强，社会与政治上之改革，与机械之发明，可谓变动不居矣。然人类日习于凶残狡诈，强者吞弱，智者侵愚。杀机日炽，将有人类自毁之忧。而昏乱之群，复不思自存自立之道，且以其私图，而自伤同气，尤为可悯。盖今之人，皆习于不仁，即失其所以为人之常道，宜其相残无已也。第一讲以九义明治化，通万变而贞于大常，实六经之撮要。《大学》三纲八目，总括群经。三纲八目，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为常道不可易。《儒行》十有五儒，归本仁道。行不一，而同于仁。仁，常道也。凡此，皆为第一讲所提揭。经为常道，庶几无疑。夫常道者，万变所自出也。本书道字，略有二义：一、谓宇宙本体，乃万化之原也；二、谓凡事理之当然，通古今中外而无可或易者，亦名常道。如《大学》三纲八目，立内圣外王之极则。由此而体道，由此而修学，由此而致治，由此而位天地，育万物，赞化育，此便是当然。不可异此而别有道。天下言道者，或有从事明明德，而不务新民与止至善，是佛家小乘也。大乘誓度众生，而以人间世为生死海，只求度脱，而无齐治平之盏业，吾儒之外道也。致知而疏于格物，宋、明学有遗憾也。格物而不务致良知，即难言诚正，西学未立大本也。《大学》为常道无可疑。又如《儒行》十五，总不外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此亦是当然。若不务立达，使自暴自弃，而不可为人矣。又如革故创新，必行之以至公至明至诚至信，是变动之必本常道也。不能公明诚信，而言革新，则失常道，自取乱亡而已。略举三例，余可推知，然道字之义虽有二，而第二义实依第一义以立，究竟无二也。天地密移矣，天地大物也，世俗见为恒存。其实，诸天与员舆，刻刻移其故而新生。参看《新唯识论》。而所以成其清宁者，未有改移也。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者，绝对义，谓常道也。天日清，地日宁，皆以其德性言也。天地由道而成，道则真常而无可改移也。人事屡迁矣，群变万端，不可胜穷。而干济必本公诚焉，无可苟渝也。当变革之任，而不公不诚，未有能立事而不乱亡者。公诚，常道也。事势万变，而事之成，必由常道。一国之事如此，国际尤然。死生诚大变矣，而存顺殁宁之理，谁云可变。人皆禀道而为性命。其存也，必顺保性命之正，而无或同。其殁也，乃全其性命，而无余憾。故张子云：“存顺殁宁。”是故学术千途万辙，必会归常道，而后为至。知不极乎知常，知常亦云见道。只是知识，而不足言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借用佛典名词。若泛释之，亦可云最高的智慧。老氏日：“不知常，妄作凶。”不见道者，徇私欲而灭天理，所作皆迷妄，故凶。斯笃论也。夫不悟常道，则万物何由始，人极何由立，万事何由贞，皆其智之所不及也。学不究其原，理不穷其至，知不会其通，则未能立大本以宰百为，体大常而御万变。则未能三字，一气贯下。欲免于妄作之凶，其可得乎？第一讲直明经为常道，以经明示常道故，遂言经为常道。无时可离，无地可离，无人可离。奈何吾国后生，自弃宝物，不肯是究。嗟尔违常，云胡不思；第二讲言治经态度。必远流俗，必戒孤陋。尚志以立基，砭名以固志。持以三畏，然后志定而足以希圣。圣者道全德备，而大通无碍。故读经希圣，非可专固自封也。今当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数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论定。由是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庶几经术可明，而大道其昌矣；第三讲略说六经大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发明内圣外王之道，莫妙于《大易》、《春秋》。《诗》、《书》、《礼》、《乐》，皆与二经相羽翼。此讲特详二经。二经通，而余经亦可通也。议者或谓余实以《新论》说经，《新论》，具云《新唯识论》。是固然矣。夫《易》、《春秋》虽并称，而汉人相传，《易》为五经之源，比《春秋》尤尊矣。惜乎汉师乱以术数，宋儒略于思辨。宋学注重体认，于人生日用践履问、修养工夫最紧切。修养深，而私欲尽，真体现，即真理不待外索，而炯然自识。孔子谓之默识，宋儒说为体认，佛氏亦云自证。余尝谓先哲尚体认，而西哲精思辨。体认自是哲学之极诣，然若忽略思辨，则不得无病。宋学终不免拘滞偏枯等病，由于忽略思辨工夫，而其道未宏也。《易》道晦塞，二千余年。余造《新论》，自信于羲皇神悟之画，尼山幽赞之文，冥搜密察，远承玄旨。真理昭然天地间。悟者同悟，迷者自迷。余非敢以己意说经，实以所悟，证之于经而无不合。岂忍自陷诬经谤圣之罪哉？如上三讲，结集成书。肇始于六十揽揆之辰。毕事于寇迫桂、黔之日。甲申正初起草，迄秋冬之际而毕。念罔极而哀凄，痛生人之迷乱。空山夜雨，悲来辄不可抑。斗室晨风，兴至恒有所悟。上天以斯文属余，遭时屯难，余忍无述？呜呼！作人不易，为学实难。吾衰矣，有志三代之英，恨未登乎大道。言未能登斯世于大道也。用顾宁人语。不忘百姓之病，徒自托于空言。天下后世读是书者，其有怜余之志，而补吾不逮者乎？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六月望日黄冈熊十力识于陪都北碚火焰山麓中国哲学研究所筹备处

六经究万有之原，而言天道。天道真常，在人为性，在物为命。性命之理明，而人生不陷于虚妄矣。顺常道而起治化，则群变万端，毕竟不失贞常。通万变而不可易者，仁也。知变而不知常，人类无宁日也。……经为常道，庶几无疑。夫常道者，万变所自出也。

——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