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出版也有五个年头了，把以前出过的集子合成四大本珍藏版，也算给《老照片》留个历史照片吧！

“逝鸿片羽”、“旧事重温”、“凝望集”、“故时风物”、“名人一瞬”、“秘闻片影”、“私人相簿”、“环球影存”、“记者手存”、“法国专稿”、“照片考证”、“再品斋”、“事件写真”……在回荡着回忆的背景音乐声中，你可以慢慢咀嚼每一个故事、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细节，细细体味我们经历过的或未经历过的、听说过的或未听说过的，任这些云烟般的往事穿透时空、萦绕在我们的心头耳边……

《老照片》出版后风靡海内外，至1997年每辑销量达30万册，是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该系列图书至今仍畅销不衰，1999年底，《老照片》的出版被专家和媒体评为中国出版业50年间50件大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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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12月20日沈阳的新闻报道，冯庸的外甥张文琦说，为纪念冯庸，由民间投资创办的冯庸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已于2009年11月1日正式建成，占地面积二十亩，建筑面积三千平方米，总投资额近两千万人民币，将于2010年5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

冯庸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建于辽宁省海城市腾鳌镇，这里也是冯庸的故乡。现在提到冯庸，很多人都不知晓。他是冯德麟（麟阁）的长子，冯德麟是关外“红胡子”（东北土匪）的老大，与张作霖为盟兄弟。冯德麟原是秀才出身，但却没有不识字的张作霖诡诈，终被张作霖夺去兵权，张作霖因此成为东北王。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就说过：“大家都知道张作霖是东北王，都以为他天不怕，地不怕，其实他也有害怕的时候。至少他有点怕他的兄弟冯麟阁。他抢先一步，抢到了奉天督军的宝座，冯麟阁就在他的督军府对面，也照样造了座督军府，而且还在院子里摆上十来架大炮，炮口正对着他的督军府，张大帅也只有低声下气的去求和。”确实，张作霖生平自视颇高，俄国人不在他眼里，日本人也不在他心下，但只敬惮冯德麟一人。

冯德麟（1866—1926），原名玉琪，字麟阁，辽宁省海城县人。他幼年时代，家境贫穷，青年时投身绿林，以强悍闻名乡里。冯德麟短小精悍身材，肤色黝黑，脾气特大。在这批土匪中，算他最通文墨，而枪法也不差，喜欢穿件黑色长袍，腰间常佩手枪二枝。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俄国以“三国干涉还辽”为由，迫使日本交出辽东半岛，1897年出兵旅顺、大连。1900年7月，沙俄悍然出动十多万大军进行武装干涉，兵分五路入侵东北。辽西地方乡绅，纷纷组堡防、乡团、联社会，建立武装，保卫地方。冯德麟在辽阳界内的高家坨子成立大团，抵抗俄军，深受群众的拥戴。后来冯德麟踞有牛庄、海城和镇安（黑山）广宁（北镇），其队伍共有大小一百零八帮，号称一百单八将，符合“梁山泊天罡地煞之数”。沙皇军对冯德麟的势力，甚为恐惧。1901年2月，沙皇俄国派马队突袭冯德麟的辽阳小北河，冯德麟被逮捕，流放库页岛。在一次转押途中，冯德麟在俄国轮船上，遇中国司炉刁玉亭，刁乘黑夜将冯德麟藏于煤堆之中，轮船靠岸后冯德麟趁机脱险。1903年重返家乡，伺机再起。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同年4月，冯德麟出任东亚义勇军统领，随日人乔铁木将军差遣，与俄军作战；九月，于辽南首山之役，从辽河西抄袭首山右翼，攻俄不备，俄军败退，日军乘胜攻占首山，冯德麟因功获日本明治天皇特奖之“宝星勋章”一枚。日俄战争结束前后，所部由满清政府招抚，冯任河防营统带，后来一路升至巡防营左路统领，俨然成为清政府镇守一方的地方武官。民国元年（1912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9月1日，北京国务院电命张作霖为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可见冯张受抚，原无轩轾。到了1916年，袁世凯授张作霖盛武将军衔，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统握奉省军政实权。而冯德麟则被任命为军务帮办，居张之下，冯愤愤不平，迟不就职。冯的僚佐对他进言，说是“咱们对帮办就不就，倒不妨从长计议，但彼此老弟兄了，面子事似乎犯不着太认真，还是给他凑凑热闹好了！”冯瞪起眼说：“哼！凑凑热闹，单照着咱们老哥儿，他好意思居我之上？”张于是派吴俊升、马龙潭出而“劝驾”就帮办职，冯拒而不见。张作霖只好忍气吞声，亲登冯府言和。冯公然要挟另设“帮办公署”，其组织、开支、编制皆与将军公署同格。张作霖不悦，电袁世凯“裁决”。袁以“于体制不符”为由，回绝了冯的要求，只答应每月另发办公费十五万元。冯拒不接受，返回北镇。袁世凯乃派张锡銮来奉调解，未果。张作霖转而采用软招，派二十五旅旅长孙占鳌，携带贵重礼物及三十万元现款到北镇，恭迎冯回省城就职。5月20日，冯德麟率步、马、炮五营，班师进城，并在沈阳城南风雨坛设立二十八师办事处，与张作霖之将军府相对峙。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奉天张冯矛盾极为关注，派有恩于张冯两人的赵尔巽赴沈阳进行调解。冯向赵诉说：“我和雨亭（张作霖）闹翻，几次都是要添置飞机，他脑筋粗，有些不开窍，可也难怪，然咱们老哥儿俩是生死交，立有铁券，他居然架炮轰我，拿将军压我，教我怎么不生气？”终未达成协定，调解无效，冯德麟于3月6日重返北镇。

1917年6月，张勋突然电召冯德麟进京，密谋复辟大计。冯德麟之所以如此，在他看来，张勋复辟成功，不愁加封进爵，荣归东北，取张作霖而代之。7月12日，张勋的“辫子兵”天坛之战，全军溃散，复辟闹剧寿终正寝。14日段祺瑞进入北京。同天冯德麟从天津被押送北京，关押于十二师司令部，接受审判。8月15日，大总统正式宣布“冯德麟因叛变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张作霖虽然与冯德麟素有矛盾，但念其绿林情谊，应冯妻赵懿仁的请求，还是去北京找段祺瑞疏通。10月15日，段祺瑞政府始改判为“参加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鸦片罪罚八百元”而获释。冯德麟出狱后，当局为了顾全面子，任命他为段祺瑞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冯德麟回到沈阳后，二十八师已被张作霖乘机吃掉了！冯德麟从此失去了兵权，仅仅做个徒具虚名的“三陵都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看坟的头儿，看管清朝在沈阳的昭陵（北陵）、福陵（东陵）、永陵（在抚顺新宾）。1924年底冯德麟解甲归乡，安度晚年。1926年8月11日病逝，享年六十一岁。

冯庸（1901—1981），初名英，字镇雄、天铎、星旗、独慎，另号汉卿。他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同年出生，与张学良义结金兰，同号汉卿。张学良叫“小六子”，冯庸乳名叫“小五子”，但张学良大冯庸几个月，所以常有“六哥五弟”之称，冯庸说：“张冯两家为通家之好。”冯庸幼读私塾，继而昼学文，夜学武，通文墨，善写作。1919年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翌年卒业，即在东北军任少校参谋。1921年，外蒙活佛称帝，库伦发生事变，蒙疆经略使张作霖遣师长邹芬为援库军指挥官，冯庸随军远征外蒙。1922年，直奉战起，奉军败归，乃整军经武，期能雪耻再战，于是成立东北航空处，是我国有空军之始。张学良任处长，冯庸任上校参赞，勤习飞行，深感欲武器精良，必先振兴教育。1923年，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获孙中山复函特准。1925年，张作霖任冯庸为东北空军少将司令官，他殚精竭虑，训练有素，其所造就之部属，如后来在抗战期间为国捐躯之空军英雄高志航，已成名将，可见一斑矣。

冯庸虽历升官阶，但志不在此。对此，冯庸的学生也是著名的军事记者刘毅夫说：“当郭松龄叛离东北军之前，冯被好友张学良荐任为空军司令，率飞鹰、飞豹两个航空队，驻于国内，郭军叛变，冯曾奉令轰炸郭松龄叛军，但因冯不忍屠杀同胞，乃留书挂印，潜赴大连，张学良虽因此被张大帅严厉申斥，但张学良对好友冯庸，并未深究，冯亦趁此反璞归真，开始自我的理想生活。”他鉴于强国之道，首在培育人才，乃于1926年，以其所创之大冶铁工厂为基础，设立大冶工业专科学校。大冶铁工厂是1925年冯庸在沈阳与张学良合办的，产品是炸弹和手榴弹等，当时军队中各种武器的装箱上都刻有大冶厂的字样。同时，为了解决生产技术的问题，在厂内成立了大冶工科学校。起初招收学员三十人，讲授物理及专业课。后来成立冯庸大学时将这批学员转为大学第一期生，大冶铁工厂改为大学的实习工厂。

冯庸痛感国家积弱，在于工业落后，因而有工业救国的意愿。同时受到阎宝航办学思想影响和劝说，决定开办一所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筹措办学经费，冯庸曾向张作霖、吴俊升等人请求经济上的援助，但却被认为是动机不纯，借办学之机提高声望、培植亲信，以图东山再起。募捐的失败丝毫未能动摇冯庸办学的热情，他决心变卖家产筹措资金。在其父冯德麟去世后不久，即开始清理变卖家产。冯庸想：“我父亲的财产来得不义，我要把不义之财用于有益之处。”他在清理家产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佃农，多系欠冯家借债太久，以地契抵押后而失去产业，更多的是一欠再欠，沦为农奴式的长工，生活至为清苦。于是他集合欠债者，当众焚去债券，再集合典押土地者，又当众归还地契，焚去借据，于是欢声载道，老幼称颂。冯庸一件件清理家产，一项项变卖产业，为创建冯庸大学共筹措资金一百五十万元奉大洋，还将通辽县所有的私产土地十万余亩、商号三四处捐作校产。1927年春，创办大学的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便开始动工建筑校舍。选校址于奉天老城西十五里、浑河北岸的汪家河子颜粉屯，并亲自取名为冯庸大学。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在荒凉旷野上，冯庸大学的二百余间校舍宣告建成。

1927年8月8日，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冯庸大学正式成立了。校内有主楼两座，大礼堂一座，建筑物为红色。以礼堂（中庸楼）为中心，左边为“忠”字楼（教学楼），右边为“仁”字楼（住宿楼），两楼有空中走廊，俯瞰呈“工”字型。校门外两侧有八个金色大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主楼左边是体育场。场内有四百米跑道和田径场、球场和体操设备。学生在这里可以进行军事训练。体育场西为教职员工宿舍。体育场北面是工厂，有铁工厂、木工厂、发电厂、印刷厂、锅炉房。主楼后面的东北是食堂和仓库。北部距主楼略远的地方，为飞机场，购有三架飞机，修有小型飞机跑道。在这里可以骑马、射击。学校创办之初设大学部、中学部、小学部，招收新生共一百八十人，均采用三三制，各科三年毕业。1929年根据教育部私立大学的规定，将大学部的学制改为四年毕业，本科设有理、工二科。1930年学校不断发展，扩充为理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并同时开始招收女生，学生最多时达六百余人，教职员六十九人。为了贯彻冯庸“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学校成立的前两年大学部学生全部免费，中学部免半费，小学部自费。后来改为按智德考核分数，分为全免（95分以上），半免（90分以上），免三分之一（85分以上）三种。学校教师多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如讲授高等物理的穆继多，讲授高等力学的潘承孝都是留学美国的。还有教授中有些人就是青年党的上层人物或青年党的同路人，如霍维周、侯曜、王填庐、余家菊、王抚洲等。另有一些东北大学的教授在这里兼课，教学水平很高。

重视体育锻炼是冯庸大学的一大特点。为了消除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之耻，冯庸大学极力倡导发展体育。据刘毅夫的回忆：“冯大每晨五点钟起床，全部没有脸盆、没有浴盆，每个大寝室有一个冷水盥洗室，每个学生都要赤条精光、跑进去接受冷水淋浴，室外零下四十度时，冷水反而等于热水，浴后集合在风雪刺面的旗坛上行升旗礼，然后是一小时的晨间运动，冯先生说：‘要去掉东亚病夫的侮辱，就要先锻炼体魄。’”冯庸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他的百米成绩是13秒，高栏成绩是18秒5，曾在篮球比赛中一人独得四十多分。1928年4月北平举办华北运动会，冯庸亲自率领三十余名优秀学生前去观摩学习。1928年9月下旬，在冯庸的提议下，第一届东三省联合运动会在冯庸大学体育场开幕。经过五天的比赛，冯庸大学仅以0.5分之差，名列总分第二，在奉天名噪一时。这次运动会，正如冯庸在闭幕式上所讲：“开辟东三省体育之先河。”从此，在东三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搞体育运动的高潮，涌现出刘长春、孙桂云、于希渭等优秀体育人才。此后，冯庸大学的体育水平突飞猛进，到了1930年甚至超过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的足球队和篮球队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1931年在华北球类比赛中获得中级篮球锦标赛冠军。凡是冯庸大学的学生，人人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周不少于六小时学习军事操典、筑垒、教范和阵中勤务令，进行操场和野外训练。即使冬天积雪没膝的时候，学生也要坐卧在雪地上反复苦练；酷暑季节，大雨淋淋，学生也要顶烈日、冒大雨到操场跑步。他领导学生，春初到野外军训，大地泥水甚多，学生迟疑不愿卧倒。他第一个率先卧倒。膝盖划破也毫不在乎。

1929年，因中东铁路问题中俄发生冲突，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冯庸大学师生同仇敌忾，一致要求开赴边陲守土保疆。冯庸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鼓舞斗志，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而战。冯庸此举得到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将军的支持，铁路开了专用列车，载着冯庸和冯大的学生北上，列车上还载有冯庸自备的飞机一架。当时，在中俄边境守土保疆的部队，是黑龙江国防步兵第十五旅，旅长为梁忠甲中将，率全旅校级以上军官到车站迎接学生。当学生安顿好以后，冯庸和学生代表请缨参战。经梁忠甲旅长说明利害关系以后，婉言拒绝了。但为了表示对冯大全体师生的敬爱，建议由学生搞些战备的防务工作，得到冯庸的赞同，在满洲里以西约五华里的正西面的开阔地挖战壕。冯大师生在满洲里一共住了一个多月，守纪律，听指挥，精神饱满，为备战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立式散兵壕挖的很不错，十五旅爱国官兵非常感动，大大地激励了部队的战斗士气。偶阅罗家伦1930年1月28日日记：“有郝更生君方从东北大学回，谈东北此次御俄战争……嗣谈冯庸之为人，彼见冯庸桌上置人头数颗，系冯赴前线亲自割来俄人之头，以水煮之，去其皮肉，以为陈列品。亦一种野蛮现象也。”冯庸还自告奋勇开着飞机，由满洲里起飞，飞往赤塔侦察，梁忠甲旅长也跟着上飞机。后来魏长林副旅长也请冯庸带他再到俄国那边去看看，但这次俄国飞机迎战，冯庸的飞机紧急飞回，有两架俄国飞机追过来，并向我地面飞机扫射，然后又扫射我们的战壕，幸而冯大学生在校时都受过对空射击的训练，这时用上了，打得敌机不敢低飞，也不敢接近，如此对打了五六分钟，敌机终于逃走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北大营，夺取了飞机场，当然也抢占了沈阳城。据刘毅夫回忆，冯庸正筹划率领学生有所行动时，日本宪兵把他拘禁了，并以大批日军，围缴冯大的军械库。冯庸虽在日军拘禁中，但毫不屈服，日酋荒木，数度长谈诱之以“满洲王”，而冯庸毫不为所动。后经冯大教育长郭甄泰邀请冯大日籍教授冈部平太郎向日军申请担保，日军允许冯庸经大连乘船赴日暂居；又经人通知在北平的冯大同学，由王有庆面见张学良，张少帅故人情深，当即面交五千元，作为行动费用。根据《故冯庸先生生平事略》，10月3日冯庸偕郭甄泰王有庆二人夜走大连，17日飞东京，化名汤竞，避日探也；以教授名义，搭船赴美，10月26日，船过上海碇泊，乃弃船登岸赴南京，晋谒蒋委员长，深蒙嘉许，特嘱冯大复校，指定北平陆军大学校址，为冯大复校校址。

冯庸返回北平，正准备复课时，又逢淞沪战起，冯大师生本于爱国不后人的国民天责，又重组冯大义勇军，南下上海，被指定防守浏河阵地，经过数度血战，奉命转移苏州城防。值得一提的是，义勇军中还有一支由十六名女生组成的女子抗日义勇中队，由冯庸夫人龙文彬亲自出任队长，她们短发男装，被时人称为“现代花木兰”、“抗日花木兰”，一时传为佳话。沪战结束，返平复校，日军又进军热河，冯大师生又再提起武器，出古北口，过承德，越平泉，开上热河第一线的凌源东部布防。日军以装甲纵队，长驱直入，一日夜间下朝阳、被叶、百寿，冲向冯大义勇军阵地。义勇军猝然迎敌，伤亡惨重。三个月后，冯大再无复校力量了，师生们乃各奔东西，多数人都投考了军事学校，也有人转入其他学校，也有的回东北打游击，其余的则各自谋生。历时六载的冯庸大学就这样结束了。

自1935年以迄抗战胜利，冯庸先后出任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辕研究委员会中将委员长、第三战区昆山及宜兴戒严司令、第七战区第三处中将处长、军委会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中央训练团中将处长、第六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委会参议、军政部调查组中将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监察处处长。  1949年大陆易帜，冯庸辗转来台，出任高雄港口中将司令。有一次，他见一艘外国巨轮入港而没有挂旗，便派员上船一查究竟。船长高傲无理，坚不挂旗。冯庸便派一排宪兵到船上把船长及大副“请”到高雄港口司令部。船长、大副来了以后，又是抗议又是威胁，冯庸下令把他们拘留起来。第二天船长泄了气，不得不承认错误。冯庸命令他到商店去买旗，然后把船开出港外，悬上旗重新入港。1955年，任“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委员”，至1959年白请退休。1960年，“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拟找他担任“国有财产局局长”，但冯庸认为自己虽清廉自守，但手下人多，良莠不齐，设若监察不周，有玷晚节，因此坚辞不就。后先后应聘为台湾工矿公司董事、台湾省府顺问、台湾肥料公司苇事、台湾电力公司董事，后改聘为顾问。

冯庸淡泊荣利，居香港的东北作家周鲸文说：“1961年，在台北我会见独慎（冯庸）时，他的精神仍很健壮，谈笑风生，年岁只六十一岁，正是有为之年，可惜已投闲置散。自从那年起，我常到台北。他听到我到，必来看我；我只要得闲必去看他。有一年，我听到他的住宅失了火，烧到一干二净。隔一段时间，才搬到台北郊外花园新城，据说这也是冯大同学及朋友协助之力。花园新城这所房倒很整洁，有客厅有卧室，我去看他，倒为他得此幽静环境庆幸，他也满意这个新居。以后，不知为了什么（大概是因为经济穷困）又搬到涵碧路附近，租了一问房，客厅可公用。这时独慎的精神还很愉快，他的小女儿常来陪伴他。”刘毅夫说他隐居于台北市郊，“虽出无车，食无鱼，住无屋，衣无两套，鞋无二双，仍然安之若素，夕朝礼佛，日守慈母庐墓，以尽孝心。”

周鲸文又说：“独慎每年生辰，冯大同学必举行聚餐庆祝，我就赶上过三次，每次都被拉去作陪。在宴会中，可以见出冯大同学对他们的老校长多么亲爱、尊敬。”刘毅夫说：“冯先生晚年，收入微薄，自己省吃俭用，积存有新台币二十八万元，中美断交之时，竞以二十万元捐献作‘自强爱国’基金。”笔者日前走访冯庸的外孙女李丝丝时，还见到捐款的收据，其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慷慨性格，可谓终其一生。

1960年代以后，张学良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冯张两人有机会见面，只是别时两人都在英年，再聚首时已白发苍苍，人世沧桑，令人感慨不已。而到后来他们每年都要写贺年卡，相互问候。“六哥汉卿”问候“五弟汉卿”，“五弟汉卿”也祝福“六哥汉卿”。1981年2月5日冯庸病逝，就在他去世半个多月前（1月17日）张学良夫妇到医院看他，张学良至榻前，拉住冯庸的手说：“老弟，我们生时不能经常聚在一起，假如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你是否愿意和我相聚在一起呢？”冯庸深情地望着张学良，用微弱的声音说：“当然我愿和大哥在一起。”张说：“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天堂在上面，你要和我相聚就得接受洗礼。”冯答：“你是大哥，怎么说怎么好！”张学良立即派人请来周联华牧师，在病榻上给冯庸做了洗礼，皈依基督。

冯庸的原配是九门提督江朝宗的大女儿江锦涛，江锦涛很有文学修养，与冯庸育有两个女儿——宝琪、宝琳。后来两人感情不睦，在1931年仳离。后来冯庸和冯大体育系学生龙文彬相爱，于1933年结婚。龙文彬为沈阳名门龙英华先生之长女，后改名龙竞。龙文彬婚后育有子来为、女娜妮、安妮、欣妮。其中冯娜妮嫁给名漫画家、小说家李费蒙（牛哥），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牛嫂”，因此冯庸也成了牛哥的岳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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