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代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在狂热的基督徒们看来，没有“享受”基督福音的明帝国，仍是一块冥顽不化、拒不开放的顽石。嘉靖三十一年，负有宗教钦使特权的传教士沙勿略(B.Franciscus Xaverius)，登上了广东海外的上川岛，试图由此进入中国内陆，从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并进而归化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但明帝国的海禁使他只能望洋兴叹。在紧张的谋划和焦灼的等待中，身心交瘁的沙勿略猝死于同年年底。弥留之际，这位绝望的传教士曾对着中国大陆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沙勿略发出最后呼唤的前两月，意大利中部偏东的小城马切拉塔的望族利启(Ricci)家中，迎来了一名新生婴儿，取名马特奥(Matteo)。命运之神将这名婴儿的生与沙勿略的死巧合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微笑中赐与他以沙勿略未能得到的幸运——钻入“裂开的岩石”，并从事一番艰苦的劳作。
沙勿略死前曾向欧洲人发回一系列报道，他告诫人们，要想以基督福音归化日本、交趾，必须首先归化当时作为东亚文化中心的明帝国。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不疑态度，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沙勿略的报道及其进人中国的梦想，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天主教耶稣会。此后，耶稣会士们开始将其“精神狩猎”的目标，转向“文明鼎盛”而又神秘莫测的中国。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洛耀拉·依拉爵于16世纪中期创立的，反对宗教改革的狂热激情是该会的特色。他们的口号是“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念”，组织“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长征”，旨在为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天主教寻求新的信徒，并为欧洲的扩张服务。耶稣会的另一特色是注重选拔人才，重视对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教育。哲学家罗素认为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是当时欧洲无可他求的最好教育。
利玛窦(Matteo Ricci)天资聪颖，在早年教育中练就了过。
目不忘的学习本领，九岁时进入耶稣会在马切拉塔创办的学校，成为颇受器重的优等生。十六岁，他父亲送他到罗马进大学攻读法律，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利玛窦能踏上仕宦之途，扬名显祖。但年轻的利玛窦却颇受罗马神秘的宗教生活气息之感染，传闻中的沙勿略的“圣徒”事迹更唤起他对传教士们探险生活的向往，无穷的激情使得这位年轻人背弃了乃父之初衷，他扔下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叩响了罗马耶稣会总院的大门，并顺利进人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开始了其耶稣会士的生活。在他看来，尘世富贵的诱惑，远不及“上帝”在天国对“圣徒”的召唤。在罗马学院，利玛窦一面接受严格的神学教育，同时还吸收古典科学知识，他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克拉委奥(Cristofom Clavio)，听受几何学。多年后，当他以这些科学知识吸引中国士大夫时，利玛窦常常感激地提到这位数学家，并称之为丁先生。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时还曾涉猎过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书籍，在《交友论》中，利氏就曾引征过著名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的格言。或许正是由于当时人文主义思想氛围的感染，利玛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采取实际并带有宽容特色的态度，较为冷静地对待被视作“异教”的中国文化。
终日被宗教和探险激情萦绕的利玛窦，终于得到机会将其梦想变成现实。1577年，受“保教者”葡萄牙国王之请，罗马耶稣会总长决定选拔一批传教士送往远东。二十五岁的利玛窦随同罗明坚(P.Michael Ruggieri)等人于次年从里斯本出发，航波梯浪，开始了其向往已久的“万里长征”。这些“波涛间的使者”，历尽艰辛，绕道非洲南端，经过半年的航行，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地基地。资历甚浅的利玛窦，仍然奉命在果阿修道院进修神学。四年之后，也就是1582年，他奉远东教务视察专员之命，抵达澳门。其使命是学习中文，抓住一切机会，完成沙勿略未竟的事业。但饱受倭寇骚扰之苦并且担心殖民者人侵为患的明帝国依然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传教士们要想钻入这块未曾裂开的巨大“岩石”，绝非易事。
“岩石”是被凿开的，它毕竟不是无孔不入的。先期到达澳门的罗明坚使尽浑身解数，以西洋奇货贿赂广东地方官员，从而得到进入内地的机会。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引利玛窦入广东，得以在肇庆定居。
“岩石”裂开了。展现在利玛窦等人面前的是花园一般美丽而宁和的文明帝国。传教士们为岩石的裂开而欣喜若狂，更为归化中国的前景而充满热情和信心。但对传教士们来说，在将中国引向上帝怀抱的路上，并未撒满红罂粟，而是充满荆棘，有时甚至是无路可走。对古老的中央帝国来说，几个隆鼻洋人人华虽不过是开了扇小小的窗户，但自此以后，上帝的使者与孔圣的贤孙之间将不得不展开对话。中西宗教、科学、哲学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和冲突自此拉开了序幕。P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