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湮灭的文化革命历史悲剧！一场遗忘的台风海啸人间惨祸！以真实的名义，再现惨痛的历史！

1969年7月28日，广东汕头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18级特大台风和罕见的海啸。狂暴的台风和肆虐的巨浪纠集在一起，摧毁了无数辛勤经营的家园，夺走了众多原本鲜活的生命。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无法抵挡的自然灾害。本书全景式记述了40年前牛田洋这场台风海啸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

40年过去了，这段以众多生命为代价的悲痛历史已远离人们的记忆，但作为亲历者，我不能忘也不敢忘。查证、收集83位牺性的大学生战友资料工作量的艰辛远超任何人的预料。很多绝望的瞬间我差点放弃，但是有一个声音始终在飘荡：83位烈士背后尚有多少来为人知的悲伤故事？我知道那不仅仅是这些年轻的亡灵的呼唤！

从牛田洋走出来，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苦不能吃、再也没有什么坎不能过的了！

引子　记忆拒绝遗忘

第一章 初识牛田洋

第二章 灵魂深处的革命

第三章 海滩上的青春和鲜血

第四章 炊事班的故事

第五章 誓死捍卫“五七指示”的发源地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七章 生死劫难

第八章 悲壮的悲剧

第九章 灾祸过后的噩梦

第十章 给历史一个公道

附录

后记

(一)特殊的毕业方案

到了1968年中期，面对革命摧残造成社会的毁败，大家心中产生许多困惑。当初满怀激情横扫旧世界的狂热开始消退。个人前途成为每个大学生最为关切的命题，共同的忧虑是大学毕业后去向何方。

我是一个海外归侨学生，1949年回国，1964年考入华南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

三年级上学期，“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学校的宁静被打破，造反的呼啸、打倒的狂潮，荡涤一切原有秩序和规矩。

华农平静的校园格外骚动。校内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窘迫的生活环境，粗笨的田间劳作，成就农家子弟天不怕地不怕的豪爽性格。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土壤气候条件下，华农的革命行动走在高校的前列。

张贴大字报；揪斗教授、校领导；成立造反组织；造反派间的武斗；抢夺枪支、抢夺手榴弹；清理阶级队伍。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华农学生的出色表现。不同派系积怨很深，明争暗斗，气氛紧张。同学问互不信任，时刻提防对方的袭击和陷害。校园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我是归国侨生，有海外关系，出身成分中农，明白参与这样的政治运动，跟别人“冲冲、打打闹革命”很危险，中学生时代曾看到“犯右派言论错误”的老师的惨景，很多“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不懂什么叫“政治运动”，对现状存在弊端“多嘴多舌”，以致惹来横祸。

到了1968年中期，面对革命摧残造成社会的毁败，大家心中产生许多困惑。当初满怀激情横扫旧世界的狂热开始消退。个人前途成为每个大学生最为关切的命题，共同的忧虑是大学毕业后去向何方。

当时的社会惯例，凡是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由组织以“国家”名义统一安排。流传的15号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党向哪搬往哪搬”。这种工作安排的方式，可以保证得到党组织认可的同志进人机关、企业的重要岗位。每个人的学识高低、兴趣爱好，都只能作为组织参考的次要因素。政治忠诚才是选拔的最高标准。任何个人不可能摆脱这个“国家分配”的大网，因为有着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丧失户口意味着没有生存基本条件。从粮票、布票到煤票、糖票，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证供应，票证领取必须拥有户15。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获得户口，必须先从学校“毕业分配办公室”领到“毕业分配证”，才能按照硬性规定的去向，到就业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才能成为合法居民。这张薄纸关系到一生命运，大学毕业生几年寒窗，最后等待的就是这张“毕业分配证”。

处在“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的大学，许多旧规矩都被摧毁，统一分配的惯例却依然如故。可是分配去向发生根本改变。毕业生不再可能去大城市机关、企业坐办公室当干部或工程师。当时有着不少传闻和猜测。大家内心忐忑不安，焦急等待答案。

1968年中期校园广播站的大喇叭响起雄壮的革命歌曲：“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一个信号，传达强烈的暗示，毕业分配即将开始。从这一天起，这激越的旋律响彻校园，直到全部毕业生离开学校。

小道消息终于传出，进驻学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组成“三结合毕业分配领导班子”(工宣队、解放军军管代表、教师代表三部分人员)将要开展在校毕业生分配工作。

又有消息说，分配原则根据伟大领袖关于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最高指示制定。华农毕业生分配方案划分为三种去向。第一部分“学工”的毕业生分到广东省农垦单位的国营农场(其时包含海南岛，属广东省建制)，与农场工人一起生活、学习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第二部分“学农”的毕业生为数不多，全院校只有十余人。是从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的毕业生中精挑出来的政治精华，安排到广州市郊的花都县、从化县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人猜测这些骨干可能是重点培养的政治后备力量。第三部分“学军”毕业生的人数最多，分配到广州军区属下的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台山烽火角军垦农场、惠阳潼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工宣队”通知我们班级集中开会宣布分配结果。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长”是来自广州造船厂的老钳工。他挥舞着长满老茧的粗手，粗声大气地讲话：你们知识分子要到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好好改造，你们现在是一堆废铁，用烈火才能炼出钢材。

随后宣读名单。我的心仿佛被一只巨手攥住，既紧缩而又疼痛。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我被分配到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我松了一口气，庆幸能得到最理想的安排，回到距离家乡潮州不足百里的汕头牛田洋军垦基地。那时内心没有别的奢求，只要眼前得到安顿就已知足，对于以后的人生道路根本不敢于作任何想像。

(二)“红卫轮”

轮船驶过距离香港大约十几公里的海面。我明白许多人也有投向罪恶深渊的渴望和冲动，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眼前冰冷汹涌的海浪，隔断了他们内心隐藏的欲望。

1968年12月20日，离开母校的日子到了。同学们各自匆忙地收拾行李，与相处四年的老师和同学告别。“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派系和争斗，在同学间留下许多隔膜和怨恨，面对别离更有说不出的滋味。

中午时分，分配到牛田洋的同学在广州黄沙客运码头乘搭“红卫三号”客轮出发。没有热烈的欢送仪式，没有激动的惜别场面，同学各自默默地挽着行李登上舷梯。

汽笛鸣响，轮船缓缓离开码头。我的鼻子突然一阵发酸，四年前在父老乡亲的殷切期待中，我豪情满怀地踏上广州的土地，四年后在茫然惆怅的无奈顺从下，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广州的码头。

别了，广州；别了，母校。那一年我才26岁。

晚间10时许，轮船途经香港海域。站在甲板上的同学，突然见到天际黑暗中闪烁着一片灯火璀璨的夜空。一位船员悄声细语地告诉大家：“那片灯光就是资本主义的香港”。因晕船在客舱中休息的同学，听到消息，也都振作精神，纷纷来到甲板眺望。望着远处五彩缤纷的繁华场景，仿佛见到了传说中的瑶台仙境。不少人惊讶地张开大嘴，内心不断感叹。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出赞美的话，谁敢肯定，今天无意发出的议论，今后不会被人揭发、成为批判斗争的靶子？大家默不作声。

轮船驶过距离香港大约十几公里的海面。我明白许多人也有投向罪恶深渊的渴望和冲动，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眼前冰冷汹涌的海浪，隔断了他们内心隐藏的欲望。

经验丰富的船长，见惯了这种场面，为了避免惹出麻烦，开始加速马力，尽快驶离这个是非之地。人们激动的情绪在凛冽海风的吹拂下逐渐平复，甲板上聚集的人群慢慢散去。

我依着船舷上的围栏，望着渐渐远去的绚丽灯火，脑海里浮现出远去的人生岁月。

深夜降临，轮船在黑暗中驶向外海。迎着风浪进入驶往汕头港的海上航线，夜晚的天空乌云密布，船外漆黑一片，轮船颠簸前进着，在风浪和机器的共鸣声中，我被震得昏昏沉沉，渐渐进入梦乡。

睡梦中仿佛来到一个奇异境界，在缥缈的云雾中看到的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近处有焚香抚琴的童颜鹤发长老，远处有轻歌曼舞的妩媚仙女；到处安详恬适，空气中漂浮着时隐时现的幽香，绿树环绕，碧草连绵。我惊讶地发现，这里没有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没有武斗留下的累累弹孔；没有令人心悸的揪斗批判。我陶醉在这怡人的美景之中。

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洪水席卷而来，我被漩涡卷进大水深处。我无法呼吸，憋得透不过气来。我不甘愿就这样送命，求生的愿望鼓舞我在水里手舞足蹈地挣扎。

此时，睡在旁边的同学莫名其妙被我双腿胡乱猛蹬的动作震醒吓坏了。睡梦中好似听到有声音在呼喊着我的名字，同舱的伙伴把我从梦中摇醒过来，当我睁开眼睛，证实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噩梦。我庆幸刚才遇到的险境只是一场虚幻。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同学们问我是不是在做梦中打架？有的同学用诙谐的口吻告诫我：最高指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向同学讲述梦里见到的情景，大家哄堂大笑，没有人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窗外传来汽笛一声长鸣，“红卫三号”已在黎明时分平安抵达汕头港。汕头港多年疏于管理，港内泊位泥土淤积，大吨位客轮无法停靠码头，我们的轮船只好在海中下锚静待。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用小轮渡分批驳送上岸。

直到中午我们才登上汕头码头，随即被等候多时的部队军用卡车快速接走。

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P2-6

树仁是个坦诚直率的汉子。相识几年，我很敬重他的为人。

前些日子，他请我帮忙处理有关牛田洋的纪念文稿。看到十几万充满感情的文字，我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

树仁是个本色地道的潮州人，乡音多年未改。在电脑写作中无法利用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拼音输入，只能使用简单原始的手写板输入。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四年时间，年近七十，头发斑白的树仁，在手写板上一笔一划地还原那远逝岁月的真实记录，这是多么艰巨的工程。

我与树仁同属那个时代，年龄相近，经历相仿。我们每个人都品尝了太多的苦涩酸楚，大家的遭遇都可以写成内容曲折的纪实作品。平日相聚也时有议论，但极少有人真正动手去写。树仁却默默付诸行动，以惊人毅力不懈笔耕。我钦佩树仁的执著品格。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我们的共和国历经坎坷。我们的前辈曾经长期遭受战争硝烟的苦难，人民政权建立付出昂贵鲜血代价；我们这一代却又反复领略政治运动的严酷，在复杂纷纭的阶级斗争中牺牲青春年华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都是当年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虽然我们只是亲身参与有些历史场面的某个片断，但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都是历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真实回顾记录当年的历史事实、历史细节、历史背景，有助后人更加准确了解历史、剖析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尽量避免悲剧重现。

我们渴望和平，希望远离战争灾祸；我们盼望和谐，期望止息政治折腾。

四十年前牛田洋特大台风海啸灾祸，令人刻骨铭心。但是造成灾祸的特殊历史政治背景更加需要反思警惕。

树仁讲真话的作品作出极好榜样。但愿今后见到更多同类的作品问世。

向树仁致敬，祝贺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白嘉荟

2009年6月25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别梦依稀四十年”，一种解不开的情结总是萦绕在心头。当年曾经战斗在牛田洋的一班“牛友”都已是过了退休的年纪。

我们每月都有一次相约会聚。青丝变白发，这是人生必走的道路。人老了，更喜欢怀旧，话题总是离不开当年出生人死的牛田洋。

有知道当年我在大堤抢险、经历九死一生的朋友，多次催促我把这一历史上的惊险场面记录下来，别忘掉！要留给“牛友”们作纪念。

对我这个读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舞文弄墨”，不是我的专长。讲故事我可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但动脑筋写文章，却谈何容易？几次提笔总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着墨？

2005年3月，《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郭煜玲得知我的窘境，前来相帮为我整理思路，我把起草好的《牛田洋灾难亲历记》几千字文稿，请她协助梳理，文章终于有一个好的开头。

当我的文稿写至两万字时，心中突感茫然而不知所措，赶忙请曾任潮州市长的林永青“牛友”帮助阅正，没想到他看后，竟然给我极大的鼓舞，他说他也去过牛田洋，但还没见到有人写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历险记，要我继读写下去，不少10万字，还说要帮我出书。

情结的驱使，战友的嘱托有如千斤重担压身。

当年55军219师在牛田洋的部队因战备需要，曾先后改动了原部队的番号，“七·二八”后各学生连队学外语的人员又重新整合新连队，在追忆往事时很多“牛友”被当年新的变动弄糊涂了，经常出错。

中、西牛田洋各有一个学生一连，这两个连队都有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的学生，他们彼此都是相识的同学，有时回忆分不清所在单位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我这个写历史回忆录的人来说，决不能出差错，又因条件、环境限制，我只能通过书信、电话、上网、出差会友、与各连队“牛友”交通讯息、查证收集当年“牛友”的艰辛历程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收集、查证83位牺牲的大学生战友资料时，此一工作量的艰辛，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几年期间，记不清次数的函件、电话、信息、上网，以及相约聚会，先后与北京、郑州、成都、福建、广西、广州、汕头、潮州、揭阳、梅州等地牛友进行联络，这期间有很多快递邮件无复，如石沉大海，电话联系断线彷似当年台风中通讯联络陷入绝境。

我竭尽全力想要把以往的事情弄个明白：这83位烈士是从哪个单位前来牛田洋锻炼？在他们背后尚有多少未为人知的悲伤故事，也包括牺牲的解放军干部战士！

在查对烈土名单时，我应特别感谢母校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及广东省档案局、华农大、中大、暨南大学档案馆相助；我要感谢曾帮我校对《牛田洋灾难亲历记》书稿文字的福建少儿出版社社长黄健斌牛友，还有各学生连的牛友：叶云林、郑苏峰、孙琳、吴伟金、蔡德豪、廖由仁、黄礼茂、黄衍禧、李幸宝、翁昭宇、余宝其、支铁坡、田锦文、弋兆林、张辉坦、梁全文、陈雅英、蔡学宏、陈尊金、谢铁汉、陈枝直、张端娥、杨桂英、许坚、陈纪训、钟丽娜、罗仕玉、陈红、阳世生、翁照南、周修文、吴长峰、区炳森以及解放军牛友刘振权、周敬波等一批战友给本书提供相关资料及意见。

2007年12月6日，在广州长隆酒店与李肇星部长会晤时，我送3万2千字《牛田洋灾难亲历记》文稿请他斧正。没想到他那么专注，在学术交流活动百忙中抢先把我的文稿阅读一遍，会见时他拿着我的文稿对我说，他阅后很受感动，并在书稿的扉页给我签名留念。

牛友李部长的话给了我继读写下去的动力。为了在牛田洋海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为战友送上一份珍贵礼物，我争时间抢速度，想方设法了解当年实情，用文字刻下当年生活战斗场景，至今年三月已收集整理15万文字的资料和相片。  这期间我全然不知我所写的文字是否会吸引读者的眼球，特请教原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师兄詹昭庆(潮州高级中学校友)给予阅正。没想到师兄做学问的深厚底蕴使我震惊，百忙之中他抽空阅读我这部上不了大雅之堂的纪实文稿，对我的辛劳付出给予特别肯定，并把对每一章节的读后感包括需改的错别字都详细打在打印纸上送我参考。

他提出要我再花点心血，使文章尽其完美，并再三嘱咐，一定要赶在牛田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出版。他是我值得骄傲敬仰的师兄！

四年时间，近七旬的年纪，在电脑前用写字板点刻写文章，其中苦辣酸甜何人知道？每当写到烈士中熟悉的名字，触景伤情，泪如泉涌，彻夜难于人眠。

在这疲惫力竭之际，我在焦虑中想到了“牛友”白嘉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曾在广州电视台传播中心任总经理一职。在这关键时刻，时不待我，必须搬兵请将，登门求助。他得知我还在为牛田洋“孤军作战”，就在临近40周年纪念日最为紧迫的时刻，凭着一种牛友的情结扶了我一把。

二十多个废寝忘餐的日子，他倾尽心血帮我把文稿进行一次认真梳理及必要文句、段落补充。为此，我对他的无私帮助给予特别的鸣谢。他是我最真挚最难忘的牛友。

对本书的出版及内容、资料的增补，书名及章节的敲定，先后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副主任)王利文老同学、《南方周末》原副总编辑李益伦及资深编辑刘小磊、《随笔》特邀副主编、《湘声报》资深编辑、知名学者向继东先生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书稿初次整理完成征求读者意见时，先后得到向继东老师、詹昭重、吴绍雄、卢诗询、陈树平、林和明等各位亲朋好友的评议指正。吴绍雄好友为本书首发日费尽心思，不辞辛苦物色潮州刻印工艺名师，专门为本书设计签发纪念印签，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这几年来，还有一路陪伴我打字、整理资料并关照我生活的亲友团：有我的太太陈淑卿、家人及亲友陈科斌、刘琨、陈志强、陈泳洁、陈铠、辜泓宇、陈勇、文希等全力相帮，在此一一鸣谢。

本书提及当年牛友真实姓名及相关事例，未加称呼及有欠妥之处望谅解。

2009年6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