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两年前的一个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咝咝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边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的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像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里工作的，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绝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问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枝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小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蹿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