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代的特殊际遇，转型时期的独特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心灵史的集中展示；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本书是“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中的《幸存者言》，由钱理群所著，纪录了作者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本书是钱理群的《幸存者言》。

这本《幸存者言》适合人文社科爱好者阅读。

自序

一九八三

 悼“第一个倒下者”

一九八五

 我与鲁迅——《心灵的探寻》后记

一九八八

 我的那间小屋

一九八九

 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一九九○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一九九一

 生命的郁热与沉静——《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后记

一九九二

 反省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丰富的痛苦》后记

一九九三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一九九四

 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读鲁迅作品札记之一

一九九五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

一九九六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1948：天地玄黄》代后记

一九九七

 我也想骂人——读《恩怨录》

 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一九九八

 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北京大学日刊》有感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一九九九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二○○○

 我在做这些事——2000年总结

二○○一

 《与鲁迅相遇》后记

二○○二

 我的告别词——在北大最后一次讲课

二○○三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编后

二○○四

 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E——2004年5月21日在上海建平中学的报告

 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关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两次演讲

二00五

 我与摄影：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

 《我的精神自传》（大陆版）后记

 《我的精神自传》（台湾版）后记

二○○六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后记

二○○七

 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在《呼唤教育家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八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对志愿者的演讲

二○○九

 课后感言——2009年11月26日在台湾交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二○一○

 呼吁学术自省意识——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摘选）

附录一：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附录二：三十年走过的路

真正开始研究鲁迅，是在60年代初，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大学毕业以后，由北京发配到了贵州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城，又面临着那个饥饿的年代。物质的饥饿，特别是精神的饥饿，使我又捧起了鲁迅的书。1962年第一个早晨，我空着肚子，在一间又小又冷的屋子里，拿起笔，开始写我的《鲁迅研究札记》。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鲁迅与毛泽东》，以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通；这大概是受了冯雪峰的影响，因为我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冯雪峰《回忆鲁迅》里的几段话。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叶剑英的诗句：“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嚣嚣亦枉然”，把鲁迅与毛泽东同样看作是“东方风格”即“为无产阶级思想所照耀的我们民族性格”的伟大代表，并且把这种“东方风格”、“民族性格”概括为“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它直接地反映了60年代初由于苏联对中国的封锁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的封锁——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封锁，6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封锁，这对于恰恰在这二十年内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这一影响，人们至今仍然估计不足。正是在这两次封锁中，毛泽东高举起了维护民族独立、统一与尊严的大旗，因而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并逐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与导师。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第一篇论文里，引述了毛泽东50年代所写的《别了，司徒雷登》里的一段话：“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我当时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的；因为这时候我们又面临着苏联的封锁。这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而自愿地接受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理论，以及他的大跃进政策和反修防修的思想。尽管大跃进给包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人们仍然认为，它是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反映了处于封锁下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自己国家一穷二白面貌，从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的民族情绪与愿望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下，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本人也与毛泽东一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我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选择了鲁迅与毛泽东作为精神的支柱。这一选择，对我的实际意义是，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由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中，却始终保持了发奋图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我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专业学校作语文教员——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事业联系在一起，劲头十足地、兢兢业业地教育着学生，同时，几乎是废寝忘食地读书，研究鲁迅，一遍又一遍地通读《鲁迅全集》，写下了大量笔记，为我今天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我这样的精神状态，在我的同代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但这同时也存在着可悲的误解与曲解，出现了可怕的历史倒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这类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尽管痛苦、难堪，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峻事实：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曾经出现过驯化、奴化的倾向。鲁迅其实早已提出警告：在强调一致对外时，要防止对国人正当权利的剥夺；但20世纪中国却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感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这其实是根本上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特点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鲁迅这一代曾经勇猛地反叛过，并且企望由他们这一代开始，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从此结束精神奴化状态；但不料想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却又走了回头路。这里所发生的，正是鲁迅所预言的悲剧：人们只注意了一致对外，反帝反霸，却因此而放松了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警惕。

五六十年代的外来封锁还造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构成上的严重缺陷。我们除了大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及“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化外，主要的精神汲取是俄罗斯文化，60年代以前的苏联文化，以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对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文化，以及60年代以后苏联文化的新发展，则基本上是隔绝的。而且我们还有一套理论，这就是日丹诺夫所谓18、19世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曾创造出“伟大作品”，无产阶级可以批判接受；而“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化已经“衰颓与腐朽”，无产阶级应断然拒绝。绝不能低估日丹诺夫的理论及其实践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素质的深刻影响，恐怕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从其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对于鲁迅思想理解的极大片面性：我们只注意、或者说只能理解鲁迅思想中与19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相通的部分，例如他的人道主义，他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而我们对鲁迅思想中与20世纪现代主义相通的部分，例如本书反复强调的鲁迅怀疑主义精神，他的个性主义思想中的绝望、孤独，强烈的荒谬感和自嘲意识……我们则根本不能理解。但我们偏偏又有一种现成理论，即把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一律叫做“历史局限性”。这种思想逻辑固然简单明快，但却造成了我们这些自称的鲁迅信徒对于鲁迅的可怕隔膜。P6-8

我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白：我是有了曲折的经历，与我们国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从事学术研究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于是就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言”。所谓“幸存者”有两个意思：其一，在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中，许多远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其二，在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写作，但却没有话语权，是我说的“民间思想者”。而阴差阳错，我成了学者，多少有了点发出声音的条件。作为这样的幸存者，对于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就多多少少有了点义务和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

这样，我的研究与写作，就具有了两个自觉追求、特点与意义，也是我最为珍惜的。

首先，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是对自我的发现；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我喜欢在每部学术著作的后面，都附一个长长的《后记》，讲述写作背后“我的故事”，与著作中所讲的“他人的故事”一起，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将这样的后记称为“墓志铭”。这并非戏言，我每写完一本书，确实有鲁迅那样的感受：“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编辑成书，不过是将“陈迹收存起来”，“掘坑”造“坟”而已。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脚印，划出了一道在挣扎中前行的生命轨迹。

其次，我追求学术研究与我们的时代和脚下的土地的血肉联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这样给自己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对“时代中心话题”，也即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和大问题的兴趣、关注、思考、参与，已经成为我们这样的成长于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近乎本能的习惯。而所谓“边缘位置”，是强调“民间立场”、“距离”和“超越”。强调“自己的方式”，则是竭力要保持自身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为实现写作与时代、土地的血肉联系，我采取了两种言说方式。一是学术著作，我的所有的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都产生于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但我的思考与研究，却是专业的、学理的、有距离的，更带根本性的，我最为迷恋与着力的是时代命题背后与深处的人性、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知识分子的选择的困境等人文问题。我同时以极大的激情书写思想与学术随笔和时事政治评论，直接对现实发言，基本上是集中在我所熟悉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三大领域。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三：一是尽可能地说真话，诉真情，揭示真相；二是努力作深度的思考，以史家的眼光、胸襟写当下事；三是把自己放进去，在批判现实时，总要追问自己的责任，审视现实更是审视自己。

这样的写作是具有极大的自我反观性的。我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在这几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获得“学术”、“自我生命”和“时代精神”三者的统一，不但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也能从一个侧面，为所生活的时代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写下自己的记录，尽到“时代书记员”的责任。

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主观的自觉追求，但其实现的情况却远不如意。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时代造成的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的缺陷，这就使得这样的追求与实现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出，并令自己特别无奈和沮丧。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任何学术研究都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价值的另一面，就是一种缺憾；有特色也就同时有局限。我深知前述两大追求，自有其价值，因而产生有限的自信、自尊、自重；但更知其同时存在的负面，以及可能落入的陷阱，因而始终保持清醒与自我警戒。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我所有的努力，都带有一种挣扎的意味。在这篇短序里，我已经三次用“挣扎”这一词，这是我最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体验。但或许也可以因此而自慰：我们努力了、挣扎了，毕竟没有屈服、没有苟且，这就够了。

201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