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10年力作，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在这里读懂30年来的中国，300年来的中国社会，3000年来的中国人，告诉你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官的看了，学会怎么当官；经商的看了，知道怎么发财；老百姓看了，嘴里不说，心里比谁都明白……

在生产力发达而先进的时代，一无所有的人必是少数。这样的时代，经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有能力，因为有能力渐渐富有经验。由阶级而细分为阶层的社会不再发生阶级斗争。对于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商业时代正方兴未艾地孕熟着，阶级正日愈加快地分划为阶层……故曰阶层分析，而非阶级分析。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当代资产者阶层

第二章 当代“买办”者阶层

第三章 当代中产者阶层

第四章 当代知识分子

第五章 城市平民和贫民

第六章 农民

第七章 中国农民工

第八章 中国当代“黑社会”

第九章 中国“灰社会”

附录：

关于土地的杂感

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鳟或没有鲸，没有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日“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营造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

P3-4

此书写于1996年，某些章节曾发表于报刊；1997年成书出版，至今十三年了。

十三年中，未曾再版。

倒也不是遭遇过禁止，也不是没有出版社肯于再版。事实上希望再版此书的出版社真是不少，但我自己却一次次拒绝了。

原因单纯，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看法越来越不怎么样。我对自己其他书的看法也有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但那“其他”大抵是小说。小说家们十之八九都写过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小说，即使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由于成为自己某一时期写作状况的证明，只要别人以为还有点儿再版的价值，自己们往往也就悉听尊便了。

然而我这一部书却非小说。究竟算是哪一类书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时评类的?沾那么一点儿意思吧。

我认为，时评类的书另有评价的标准，比如冷静、客观、公允、详实的依据等等。当然，若有预见性，并且预见得较准，最好。总而言之，时评类的书，一般以充分的理性表述为上。

而我这一本书，它的情绪色彩太浓了。

故当年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

小说家而写非小说类的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不务正业”的批评是不以为然的。

当年也有人批评这本书呈现了显然的“仇富心理”。

而我当年不满也很忧虑的，其实不是富人们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种种“体制”问题。

正因为不满很强烈，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又不愿被讥为“杞人忧天”，所以成心用了一种调侃的文笔来写。结果不但情绪色彩太浓，也同时缺少了一部好的时评书应有的理性庄重，那么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了。

现在我正做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的事情。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某一部书不怎么样，但希望通过修改，“改判”其“死刑”，尽量使之“重见天日”。

在修改过程中，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不满一次次使我停止下来——因为十三年后的今天看十三年前的自己的这一部书，荒唐印象每每产生。比如十三年前的富人与今天的富人们相比，富的概念是太不一样了；十三年前我这种人的工资才六七百元，普遍国人对工资的诉求与今天相比差距也太大了；十三年前“下岗”是中国城市剧烈的阵痛，而今天这种阵痛基本熬过去了；十三年前农民们的生存负担已快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而今天的农民们之命运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最主要的是——十三年前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我一样，对于中国当年之现实是极其悲观的，而十三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主调，应该说已走出了悲观的阴影……

何况，我此书中片面的、偏激的、浅薄的文人之见比比皆是，改不胜改。最后也就只有不改，随它那么样了。

我还是决定让它“重见天日”的。起码，看了此书的人可以了解到，竟有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我们中国诸事，十三年前“不务正业”地想了那么多，自以为是地公开发表了那么多看法。

在有几章的后边，我加了些今天重新来看来想的补白。

在此前言中，我最想补的有以下两点：

一、对于从政的、从商的，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一个群体是特别值得独辟一章来进行评说的，即——知青群体。十三年前我没这样写，现在认为实在是大的遗憾。

我对“上山下乡”运动再没多少话可说。一言以蔽之，不论对于他还是对于中国，那都是没有另一种选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