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取材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农村，描写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与三个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志趣的少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与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之间的纯真有趣的交往。同时，又写了这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风风雨雨，有与充满旧意识、旧观念的家庭之间的抗争，有与具有封建色彩的村庄政治权力者之间的较量，有与品质不善、行为不轨、代表恶势力的小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是一部警世的青春小说，

新与旧，红与黑，荣与辱，彼此碰撞，诠释多彩生活。

这是一个青涩的情爱故事，

爱和恨，善和恶，生和死，相互交织，透析复杂人性。

公元1967年6月5日，这一天对于赵永锁一生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凌晨，他做了一个从未做过的梦，醒来后，他感到大腿根处有点异样，用手一摸，湿湿的，黏糊糊的，还有点温温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点不知所措，像一个失去方向的小孩走进了一片荒芜的地带，心里茫茫然，又有点慌慌的，一时没了主意。

太阳晒到屁股了，赵永锁还睡在床上。这不是因为疲倦赖床，也不是随着性子睡过了头，而是从那个梦醒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睡着。他的睡意被心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惶惑不安冲消得一干二净。很长时间里，他在为如何处理大腿根处开始变凉了的液体而犯难。他只穿着一件平裆短裤，上面早已湿湿的了，感觉很不舒服。他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父亲就睡在他的身边。想到父亲，他就有点怨，以往父亲是从来不跟他一道睡的，今夜竞爬上了他的铺，大概是为了看护他。昨天，爷爷把他骗回家，他心里不平静了好一阵子，想过抵抗，也想过逃跑，一头小蛮牛被套上了笼头，总是不那么驯服的。唉，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又转念去想处理眼下的事来。他想去换一下短裤，可是不行，穷木匠没有第二把锉子，他就只有两条换身的短裤，昨晚换下的那条被母亲泡在桶里，要搁到早上才洗。一时无法可想，他只好忍耐着，等着慢慢地焐干。他摸着短裤上开始干了的地方，硬硬的一块，像贴大字报不小心把糨糊粘在了衣服上似的，用手指搓了搓，毛糙糙的，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想，明天换下来的裤头就自己洗吧。

睡不着，就想梦中的事。梦好像很零碎，有许多残片，飘飘忽忽，闪闪烁烁，没边没际的，逮也逮不住。他定了神去想，依稀记起一个情景。在一片长满青草的荒滩上，他和小兰在放牛。他俩坐在牛背上，悠然自得，说着、笑着、唱着……他们去草地深处拾了许多鸟蛋，回来时，发现两头牛叠在了一起，他看的那头公牛抬起两条前腿，正扒在小兰看的母牛后面，屁股一颠一颠地用着劲儿，身下有根红肉现现的东西像木匠的钻头在不停地往母牛身上钻。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转身去望小兰，站在一旁的却是吕爱武，还有杨春梅……后来不知怎的，他和吕爱武竟然学起牛的样子，做起那件事来。回想梦境，他一时心猿意马，情难自已，身下那物又不由自主地生生地竖挺了起来。他摁了摁，却挺得更高了，把短裤顶出了一个山峰，脸就不禁臊热起来，好像自己做了一件肮脏的事，先是一种自责感爬上心头，继而一种羞愧感如乌云般从心底漫散开来，连忙侧过身去，背对着父亲躺着。其实，此时的父亲在匀匀地打着呼噜，样子睡得很踏实，了无牵挂，哪还在意到儿子风起云涌的心思哩。

这个梦，对永锁来说，做得有点奇怪。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永锁回来后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过小兰，也没想到过小兰呀，至于放牛那是很早很早的事了。令他更为不解的是，明明是与小兰一起放牛的，怎又来了吕爱武、杨春梅了呢？还有与吕爱武……真是驴头不对马嘴呀。永锁是很少做梦的，夜里做了这个奇异的梦，真是奇怪极了。昨天，他回到家，当知道爷爷骗了他时，他是多么的愤慨呀！他气得晚饭也没有吃就上了铺，他觉得这个家成了一个牢笼，爷爷是一个牢头，而父亲便是一个帮凶。要不是奶奶、妈妈三番五次地拿好话来劝，他真想来个绝食斗争，以争取革命的自由。

这段时间，永锁一直在学校里忙着造反闹革命，不是跟在一批人后面举拳头喊口号，就是跟几个战友一道拎着糨糊贴大字报、贴标语，在红色的海洋中，革命激情在燃烧，整天沉浸在一种亢奋之中，像一张涨满风的帆，劲头儿正足。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学校里已经熊熊燃烧了一年了，方兴未艾。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观点发生了分歧，阵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夺权就是好，另一派则说好个屁，于是就产生了“好派”“屁派”。两派相争，开始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实行文攻；后来是“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就发生了武斗。前两天，“好派”“屁派”发生了武力冲突，出现了流血事件，当场吓死了一位老教师。学校武斗的消息传到蒋庄，事态已经严重几倍了。永锁家里人一下子慌了神，六十多岁的爷爷一夜未睡，起了个大早，撑了一条小船，火急急地向安泰镇赶去。八点多钟，太阳刚露脸，撑了三十多里路、一头汗水的爷爷赶到了学校。爷爷先奔宿舍，再奔教室，不见永锁的人影，正着急时，遇到了一个女学生，一看是认识的，叫杨春梅，是本公社的，与永锁同一个班，曾上他家玩过。爷爷忙问：“我家永锁呢？”

杨春梅一笑，算是打了招呼，接着用手一指说：“他在那里开会哩。”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会呀？”爷爷有些不解。

“我呀，没资格参加，也不想参加。我是逍遥派。”杨春梅语调有点不平稳。

爷爷不懂什么逍遥派，忙问：“他们开的是什么会呀？”

“谁知道呀，反正是造反的事呗。”杨春梅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口问道：“爷爷有船吗？我要回家，有东西不好拿，想搭下船。”

“行呀，你收拾好东西，等会儿我叫了永锁一起走。”

“你得跟永锁好好地说呀。”杨春梅冲爷爷笑了笑，转身去宿舍收拾了。

按杨春梅所指，爷爷向那个小会议室走去，走不多远就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好像是在作什么动员报告，言辞慷慨激昂得很。爷爷透过窗户看了好半天，才看见了他的孙儿永锁，不敢贸然进去喊，就守在门口等。等到会议结束，见永锁从门里走出来，爷爷才喊住了他。爷爷的出现，永锁深感突然，五官端正的脸上一下涨满了阴云，一对双箍眼也变得不那么圆润、温和了，眼神也不再那么明澈，有点混含不清了，眼神中除了猜测和质疑，还有几许不满。爷爷知道孙儿的脾气，如果直截了当地要他回家，那肯定是要唱顶腔的，于是，他编了一个谎说：“永锁，奶奶生病了，想你回家，我特地撑船来带你的。”

永锁一听忙问：“是真的吗？上次我回去不是好好的吗？”

爷爷圆谎说：“可不是。前几天，她在垛子上弄瓜遭雨着了凉，一下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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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谷怀的《南瓜花》

一口气拜读了兴化作家谷怀先生的新著长篇小说《南瓜花》书稿，觉得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就像南瓜花一样清新、美丽、质朴而可靠。小说以初中学生赵永锁在“1967—1968”那个年代的个人经历为线索，客观生动描写了蒋庄与安泰镇两处地方当时的社会生活，视野是独特的，为我们提供了一片新颖的文学审美天地。

在赵永锁的身边，还有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几个年轻姑娘，其中有他的同学吕爱武、杨春梅，有在农村的青梅竹马的姑娘小兰，这些性格迥异的年轻女孩，向我们展示着水乡女子的清纯，读后令人难忘。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某些社会斗争的侧面，折射着时代风云，但这部分内容被处理得恰到好处，如云影飘过，只是作为这些青年男女的故事的大背景起着作用。然而，虽如云影飘过，淡淡寥寥，却也有史笔般的深刻到位。

《南瓜花》虽然以赵永锁与小兰、吕爱武、杨春梅三个女性之间朦胧爱意、情感纠葛作为情节的主线，使得整部作品获得了一个戏剧性的支撑，但作品的笔触却又并不注目于此，而是在这缓慢的吟咏中展现着里下河水乡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作品从头至尾形成一个圆，完美表现着苏中平原一年四季在水乡农村的迷人演绎，其描写之详尽，其赞美与深爱至痛之情，在同类作品中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作者的笔每当运行至此就特别流畅优美起来，并且对语言的驾驭运用也出神入化、优美而达于自然，这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的一次集中性综合性的展示与提升，而又成功地运用于小说叙事之中，融为一体，成为小说的生动的本身，为我们提供了里下河水乡文学的难得的或不可多得的重要范本。此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应当载入史册。

这部作品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人物语言上的创造，令我们见到了多年来难得见到的、从前一度相当提倡的“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出于农村人物之口的语言之丰富生动，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值得作为某种语言的成果和研究的对象。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坚信这种文学追求的价值而坚持努力的结果。

作者给这部长篇命名《南瓜花》，以初夏盛开的南瓜花做了那些纯真农村青年的一个总体的美好而生动令人难忘的象征。青年就是青年，青春就是青春，不管处于多么风云变幻的复杂年代，也不管青年与青春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与磨难，他们总是给我们以希望，而不给我们以沉沦。小兰在悲剧命运的面前，选择了毁灭自己，她抱着牺牲自我、为别人开辟美好未来的崇高目的，使这部以表现风土人情为特色的长篇小说，也达到了悲剧的高度。于是我们最终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这样营造这部作品的艺术匠心，在风土人情与情节纠葛之间，他选择了他的独特艺术立场与处理方法，从而成就了他的作品的个人风格，而这个风格也是长期以来他在也许尚无多大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所追求和形成的，因此我们已经可以说，《南瓜花》是作家谷怀的小说艺术集大成，成了他的代表作。

2007年春天，对我来说，非同寻常。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季节，也是我一生中最能体现价值的一段时间。

2007年，从2月1日起，到4月27日止，我完成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南瓜花开了》(暂名)初稿的创作，历时3个月，正好占了一个春季的时间。

这部近28万字的长篇小说，凝聚着我的心血，承载着我的夙愿，体现着我的志趣，展示着我的才智，整个创作过程充满了喜怒哀乐，故事不少，感慨良多。作此记，一来总结，以利今后；二来了结，可算作是对自己、对亲朋好友的一个交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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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说的问题自然是：怎想起来在这个时候写长篇的？这首先得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元红》的作者顾坚，一个是泰州著名作家沙黑。前者是我的好兄弟，后者是我的师长。

先说顾坚。2005年，顾坚的长篇小说《元红》一炮打响。因他是兴化人，我们就很快结识了，而且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弟兄。

一次，他来兴化，中午陪他喝酒，酒后去洗澡，在大厅休息闲谈，他说：“谷怀，你应该写长篇小说，你有基础写，为什么不写？”我老实对他说：“我以前也有过写长篇小说的打算，而且也曾进行了构思，但因为一些不是原因的原因被搁浅了。心里一直不甘，还想写，就是定不下神来。”他鼓励：“先动起笔来，慢慢写，总会有写成的一天。”我答应了他。他当时正准备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江湖儿女》，我说我也动笔写，来个相互促进。话是说了，可是我仍然没有动笔，而顾坚的《江湖儿女》一章章地写出来了，到2006年底，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这下我就有些不自在了，每次见到顾坚总不敢提写作的事，觉得自己在他面前食言了。顾坚呢，倒是善解人意的，他不直接问我长篇小说写作的事，而是旁敲侧击地鼓励我。这一来，我更感到了一种压力，觉得不写确实说不过去了。于是，就被逼上梁山了。

沙黑的为人我就不说了，他是我一直所敬重的师长。他博学多才，是个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戏剧、评论多种体裁，可谓成果累累。结识沙黑是比较早的，大概有十多年时间了。他是一个十分关心人的人，也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乐于指导培育文学新人。

一次，他来兴化参加一个活动，我去陪他，他对我说：“谷怀还是能写的，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对里下河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又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我看是能够写出大作品的。只要好好地去写，说不定就能写出里下河的《静静的顿河》，为里下河文学增光添彩。”这样的鼓励，对我来说，无疑是有“杀伤力”的。于是，我的长篇梦出现了。2006年12月，沙黑写了《谷怀顾坚》一文，说了一段话：“谷怀只要放开笔，必将有大作巨著出来。但我不是催促谷怀，不写，或写不出来，都可以的；我也宁愿他陪我在兴化一年四季多玩玩，并有沈老、干荣、海波、学文、仁奇诸公，还有刘陆的桂林、林湖的书胜等老师，一起讨论‘甚呢是真？’如今，再加上‘甚呢是深？”’读了这段话，我心里就沉沉的，沙黑没有给我施加压力，但我自己内心产生了压力。我想，我再不动笔的话，也就辜负了师长的希望，逆拂了师长的一番美意了。于是，我不再犹豫了，也不再找理由为自己开脱了，干脆甩开膀子写，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趟过去。只有这样，谷怀才能在世人面前挺立，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再说说时间的选择，为什么确定在这个春天动笔来写。应该说，这是有一番考虑的。第一，这段时间我最能偷得闲空，也就是说最能拿出精力来做这件事。平时，手上总有一揽子事要做，编《楚风》杂志、《楚风月报》，去小作家培训班上课，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搁不下也丢不了，缠住了手脚，根本静不下心来，也定不下神来，而要写长篇小说又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保证。这段时间夹着一个春节，节前节后都有一段相对闲适的时间。节前，手头上的一些事情赶着做掉了，节后，一些事情还没有上手，工作基本上是清闲的，相对来说，时间和精力还是富余的，是完全可以做点大一点的事情的。第二，写作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经过两年多时间上网，我已经学会了使用电脑，能够用电脑写作了。用电脑写长篇小说无疑是方便的，也是讨巧的，尤其是修改上，删也好，增也好，十分爽手。电脑写作，速度不比用手写慢，而且敲打键盘会产生音乐的节奏，给人愉悦感，有利于思路的流淌。第三，这段时间里，家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办，牵涉不到我的精力，写作环境相对是宽松的。第四，进入2007年，我就是56岁的人了。时不我待，一种年龄上的紧迫感驱使我“只争朝夕”了。写长篇小说，既要有精力，还要有好的记忆力，自我感觉目前在这两个方面自己还都不错，能够对付。如果说，再过两三年是否还有这样的状态，那就很难说了。年龄不饶人。所以，这个春天我必须要动笔了，自己等不得也等不起了。第五，我喜欢在春天写作，春天是最能够使我进入写作状态的季节，也是我一年中精力最旺盛、心情最平和、思路最活跃的时期，而这些正是写作所必不可少的。

总而言之，2007年春天写作长篇小说是万事俱备连东风也不欠的事了，用一个成语说，是水到渠成；用一句俗语说，是鼻涕往嘴里流。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说明，是一个关于2007年春天纪事的补充说明。这个说明是春天以外的事，应该不属纪事的范围，但没有这一段说明，下面的一些纪事可能会有飘浮的感觉，或者说有些文字会变成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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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选自《后记：2007年春天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