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人性力量，最真切展示现世悲怆与温暖的小说！作者是一个以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取胜的作家，并且有着扎实的乡村及底层生活经验。那些命运不济、身世辗转的小人物，却能从最深的不幸和最不堪的处境里，坚持寻找并努力抓住幸福的感觉。这本书让我们窥见了，他们是如何能获得幸福感的，或者说，他们是怎样叩响尘世和天堂的门的？

《米香》与《天堂门》分获《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百花奖，且均被改编为电影，著名影星陶红主演。其中电影《米香》凭借故事本身的人文色彩与人性光辉，从全球一千多部电影中脱颖而出，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南方电影基金，并在第33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反响热烈。

《米香》与《天堂门》分获《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百花奖，且均被改编为电影，著名影星陶红主演。其中电影《米香》凭借故事本身的人文色彩与人性光辉，从全球一千多部电影中脱颖而出，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南方电影基金，并在第33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反响热烈。电影人预测：“电影《米香》将在世界范围内于无声处听惊雷。”

《米香》是陶红工作室成立以来，陶红所监制和主演的第一部电影。

代序：爱情细节

米香

绑定爱情

最后的处女

空心人

女人刀子酒

五月蒲艾香

天堂门

代跋：在文字中泅渡

这一天，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杨然破天荒地主动给刘向彬打了一个电话，约刘向彬到他们以前常去的野蔷薇咖啡馆见面。两个人分手了那么久一直没有过联络，现在，杨然忽然主动邀约，刘向彬感到又惊又喜，甚至诗兴大发。不过，刚刚犯了诗瘾，在心里写出了一个“啊”字(需要说明的是，刘向彬写诗都是以“啊”字开头，再加一个感叹号)，又立刻诗兴寥落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然因诗迷恋过他，也因诗决绝地离开了他，他不敢再“啊”了。话说回来，虽然杨然曾经伤透了他的心，但到底是旧情难忘，他几经犹豫，终究还是如约而至了。

杨然特意地把自己精心精意地收拾打扮了一番，还洒了两滴香水。一滴在耳垂上，一滴在腋窝里。她知道，但凡是男人，没有不喜欢女人美丽性感的。而且，她有足够的把握认定：刘向彬还在痴情地爱恋着她，爱到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以前通常的情况下，只需一滴香水他就五迷三道了，何况是两滴呢？果然，一见面，杨然就看到了刘向彬那满脸的惊喜和渴望。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撒娇卖嗲地说道：阿彬啊，我现在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需要你配合才能解决，你肯帮我吗？

刘向彬道：我这么窝囊巴叽的，能帮你做什么？

杨然道：谁说你窝囊了？在我的心目中，你就像一座山一样的稳妥和牢靠。这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信赖的人了。阿彬，你一定得帮我啊！不然的话，我就要死定了。说完以后，她又很媚地看了他一眼。

杨然说的是实话。她相信，哪怕让刘向彬为了自己去杀人，他也完全不会拒绝。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连卫生巾都要他上街去替自己买。夏天吃西瓜，他则一口一口地用小勺子喂到她的嘴里面。如果有天梯，哪怕她想要星星，刘向彬也肯替她去摘了来。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因为如此，杨然反倒更加瞧不起他了。一个大男人，连“爱情”这玩意儿都勘不透，把个女人捧在手上当姑奶奶一样侍候着，能有多大的出息呢？那句俗烂一条大街的名言说什么来着？男人得靠征服世界去征服女人，他不去拼命捞世界，单只在女人身上下工夫，不是傻帽儿是什么？但杨然认为，对于刘向彬这样呆傻而又一根筋的男人，在特殊的时候适当地利用一下还是挺方便的，换一个人，她反倒不敢这么放肆和不恭了。

跟杨然恋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爱，刘向彬知道，杨然这个女人狡黠而富有心机，一转眼就生出一个点子来，是个不折不扣的狐狸精。然而，一物降一物，酸浆拿豆腐。刘向彬这个木头木脑的一根筋，偏偏就喜欢杨然这个满脑子孬主意的狐狸精。一见到她那张迷人的狐狸精脸，一听到她那含娇带嗔的声音，他的心就酥了，脑袋瓜子也不听自己使唤了。不是他拎不清爽，说句良心话：普天下的男人，哪个不喜欢狐狸精？

此刻，杨然一边拿媚狐子似的眼睛睇着刘向彬频频放电，一边很狐狸精也很诡秘地说：阿彬哥，你能到我家里去向我求婚吗？

刘向彬吃了一小惊，又吓了一大跳！不明白杨然究竟在玩弄什么鬼把戏，便很认真地问道：你不是已经跟那个假洋鬼子同居了吗？端木海是个日籍华人，所以，刘向彬通常习惯性地叫他“假洋鬼子”。杨然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同居不等于结婚。这样同居下去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呢？你当着端木海的面向我求婚，他就会感到威胁，然后才可能向我求婚。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尽快把自己嫁掉。

在刘向彬的面前，杨然是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她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弄明白了杨然的意思，刘向彬立刻窘迫地涨红了脸，愤怒地说：原来你是让我抛砖引玉，替你做托儿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

刘向彬说着话就要起身拂袖而去。杨然太了解这个男人了。她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不”字的。果然，刘向彬站起来刚挪了两步，又自己回来乖乖地坐下了。杨然不失时机地拿起一块小点心送到他的嘴里，并耐心地劝说道：阿彬，我一向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对待，你忍心看着我身陷绝境而不管吗？再说，我让你帮我并不是无偿的。只要合作成功，我付劳务费给你，怎么样？

刘向彬痛苦而又绝望地望着杨然，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道：你真的那么渴望嫁给那个假洋鬼子？他不就是有几张钞票吗？

杨然抿了一口咖啡，直言不讳地说：谁不喜欢过富足安逸的日子？你整天东奔西跑，还不是为了每月那份薪水？若是有足够多的钞票，你还会住在肮脏狭窄的郊区民房里，每天挤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上班吗？

刘向彬像被人击中了软肋一样，一下子沉默了。他觉得杨然的心又冷又硬，嘴更是像一把尖利的刀子，从来不给自己留丝毫的情面。要命的是，不管杨然是天使还是魔鬼，他都没有办法不迷恋她。为了让她高兴，他愿意竭尽全力。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有损一个男人的尊严，但一见到杨然，他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什么叫狐狸精？若不是这样还能称得上狐狸精吗？

杨然顿了顿，接着说：我知道这样太委屈你了，事成之后我会重金酬谢你的。我现在就打一张欠条给你。杨然说着话，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给刘向彬打了一张五万元钱的欠条。刘向彬吃了一惊，戏谑地说：雇佣一次“婚托”就付五万元，你倒是挺舍得下本钱嘛。他没有注意到，杨然只写了“五万元’’的字样，却没有注明是人民币还是韩币或卢布，到时候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杨然有备而来，自然要为自己留一手。

杨然道：不是让你做一次婚托，而是让你把这件事情负责到底。你要拿出全部的聪明和才智，全心全意地和我配合。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和措施，只要能够促使端木海向我求婚，就算是成功了。杨然嘴上这样说着，心里想的却是：只要能把端木海拿下，莫说是五万元，就是五十万也不在话下，他手头有几个亿人民币呢。

刘向彬机械地点了点头，但却是不肯收那张欠条。他想：这算是哪档子事呢？荒唐透顶，简直就是拿自己当猴子耍呢。但是，更加荒唐的是，他居然答应了杨然。他想，自己肯定是中了这女人的魔，要么就是脑袋壳子进了水。但他是真的没有力量拒绝杨然。就权当自己是个天生的冤大头吧，至少这样可以多见到她几次。只要能够看着杨然，他便觉得像进了天堂一般的幸福。人生在世，能有几多的机会享受这样的幸福呢？这感觉很狗屎很悲壮也很心酸。啊！幸福。啊！爱情。啊！人生。刘向彬偷偷地在心里感叹了三声，双眼有些微的潮润，却没有流泪，也没有收欠条。杨然总嫌他不够“酷”。他不知道什么是“酷”，只好勉强用欲哭无泪状和不收欠条的行为来装装酷。也不晓得这样做够酷不够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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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豫西，大学毕业后回到我们小县城教书，然后是结婚生子、柴米油盐。我知道，我的生活中不会有鲜花和掌声，亦不会有烈火烹油般的荣耀和光彩。我是那样的平凡而又普通，从小到大都矮小黑瘦，没有皓齿明眸，亦没有窈窕的身姿，十足就是一只丑小鸭。我深深地明白：鲜花和掌声也好，荣耀和光彩也罢，都是注定属于“白天鹅”们的。

过分的自卑使我性格内向，极少与人交往，看上去十分“硌涩”，处处显得“剐扭”和“不随和”。没办法，如果和别人在一起，就必须不停地说话，说出来的话还要得体而风趣，而寻找话题对我来说总是十分困难。看到别人左右逢源、妙语连珠，我总是非常的尴尬和难堪，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的笨拙。为了避免说话，我只好选择一个人待着。实际上，我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身处人群之中有着太多的不自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喧嚣到不能忍耐的孤独，如同被搁浅在岸上的鱼一般。相反，一个人待着，哪怕是在一个极小的幽暗角落，我也觉得身心舒泰、如鱼得水。我模糊地觉得，有一件事情在等待着我去做，已经好久了，如命中注定一般，我只是缺乏必要的勇气、信心以及机缘去邂逅它。

我一向沉默而又寡言。我的沉默，除了天生的性格使然，还有另一个因素：能说的话实在不想说，而想说的话又确实不能说，也没有地方可说。可我有时候是真的想要说说话啊。于是，长期以来我养成了这样一种怪癖：往没有人的空房间里打电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在下班以后的非工作时段里，当我确知某一个朋友或熟人绝对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便会不可遏制地拔响他所在办公室的电话。我听到电话的脉冲一声一声像从很远的地方遥传而来，如同清脆的锤声敲击我的耳鼓，泪水就会汩汩滔滔地奔涌而出，淹没我的每一根神经。

在那一刻，我知道那房间里没有人，不会有谁嘲笑我，但那房间里至少有桌子、椅子，还有沙发。那些桌椅和沙发像我一样沉默无声，但我又相信它们像我一样有耳朵、能聆听。我知道，它们只是像我一样隐忍不发罢了。我曾经对着一间间空屋子打过多少次电话，又说出过多少傻话啊。尽管那声音低得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听不到，但我固执地相信空屋子里的桌椅板凳听到了。我沉默得太久了啊，总有那么一些时刻，那种想要说话的欲望排山倒海般地袭来，如同暴风骤雨一样，挡都挡不住，于是，我只好拿起笔来用文字释放自己。也就在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那等待着我的是一张纸和一支笔。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摆弄文字。不过，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要成为“作家”，“作家”这个称呼对我来说过于神圣和遥远了。我只是想要自己跟自己说话而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字之于我不是一种表达，而是一种躲藏，抑或是一种寻觅。

我开始写小说出于偶然的一个契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对死亡的一种特别的关注和恐惧才促使我拿起笔来的。我特别地关注死亡这件事，缘于我曾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连续失去过三位亲人。第一个是我的小姑子水莲，她是在生孩子时被乡下愚鲁的接生婆弄破子宫大出血而死的；第二个是我的弟媳素红，她是因感觉日子过得不如人赌气喝农药死的；第三个是我的公爹，他是受了刺激后突发脑溢血死的。小姑子和弟媳死时都不满25岁，公爹54岁。我亲眼看着小姑子血淋淋地被停放在草铺上，又亲手把弟媳抬进县医院那生满蟑螂的太平间；至于公爹，我则从头到尾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倒吸气，然后心犹不甘地死去。甚至在他下葬以前，按照乡下的规矩，我要以长媳的身份跳进他阴森冰冷的墓穴里替他扫墓。这以后，“死亡”的阴影便像阴冷的蛇一样密不透风地纠缠住了我，使我对生命不再持有丝毫的信心和把握。于是，我就想，在我的生命没有完结以前，我一定要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释放自己血液里面的能量，就算自己是一根丑陋的狗尾巴草，哪怕生在泥土里、岩壁间，我也一定要生到最极致。就像一杯微不足道的水，哪怕流淌在乡间小溪里，我也一定要把自己燃烧到沸腾。

我是如此的卑微渺小啊，差不多一无所有，我能够依靠的唯有文字。几千个汉字老老实实地待在字典里，像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石头，谁想用就拿去用，不必请示也不必花钱去买，我是多么感谢这世界上有文字存在，同时又多么感谢我的爹妈供我上学读书啊。没有了文字，即使我活着，我的生命也必将是一片黑暗。

由于我自己是一个卑微小人物的缘故，我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是草根百姓。我从文学名著里看到：几乎所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才子佳人”和“靓男美女”们身上，然而，我发现，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爱更加素朴动人。

那一年，我父亲因腰椎病住进了郑州大学一附院，那病房里住了好几个病号，其中一个男病号颈椎出了问题，脖子和上身不能动弹，只有下肢可以轻微活动。他老婆守在身边照顾他，夫妻两个都是老实的乡下人，木讷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囫囵。半夜里，我起来替父亲倒水，无意间看到，那个黑脸膛的矮胖女人伏身在病床边，正用双手抱着丈夫的脚丫子打盹儿呢。她丈夫的脚黑乎乎的，粗糙而又丑陋，如同半截破砖头一样，但她却像香饽饽一样地抱着，还把脸贴在上面。可能是我的声响惊动了她，她醒了。我轻声问：为什么要抱着两只臭脚丫子睡觉呢？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怕自己睡着了不知道丈夫醒来，抱了他的脚，只要他一动弹自己就可以感觉到了。这个情节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许久不能忘怀，于是，我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嫁死》(也叫《米香》)里，并被电影明星陶红重现在了电影上，这部电影叫做《米香》。那个女人抱着丈夫的脚丫子打盹儿的情景，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爱情细节，也成为电影《米香》中的神来之笔。电影《米香》中还有一只可爱的羊羔羔，而这只羊羔羔也同样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一个真实细节。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带着自己的儿子还有姐妹家的几个孩子去村子南边玩耍，在河滩里我们邂逅了一群正在吃草的羊。雪白的羊群徜徉在青绿的草地上，如同云朵浮在碧空中一般。孩子们见到羊群就不舍得走开了，他们摘下树叶、拔了青草来喂羊，羊们则安详地吃着孩子们递到嘴边的关味。我坐在树下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情景，心里感慨地想：孩子和动物总是特别亲近，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没有沾染仇恨、怨怼以及歧视和偏见。

孩子们和羊儿们玩耍了好一阵子，必须走了。当我们走出几步远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羊羔羔的叫声，那声音细细嫩嫩、声声相连，像孩子唤妈妈一样，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犹在耳畔。我和孩子们都站住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着羊羔羔，羊羔羔也抬头望着我们。我们往前走，羊羔羔跟着走，我们站住，羊羔羔也站住。羊羔羔像孩子一样，天生爱跟脚，看上去楚楚可怜。它们的眼睛毛茸茸的，柔软得仿佛流淌的蛋黄一般。那一刻，我忽然想要流泪。我觉得那羊羔羔和我身边的孩子一样，也是孩子。可是，等待这些“羊孩子”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这时，小外甥昊晟一边向羊羔羔挥着胖乎乎的手，一边说：“小弟弟，再见了。哥哥明天再来看你。”

这个自称“哥哥”的男孩只有六岁。他那么自然地就把羊羔羔叫做“小弟弟”，显然，在他的眼睛里，这世间的生灵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小羊羔和他一样，也是一个人，于是，他天真地叫羊羔羔“小弟弟”，在他稚嫩而又纯粹的心里，羊羔羔就是他的小兄弟一般。这是怎样一种和谐、爱和美啊，没有矫情，没有雕饰，自自然然地从心里面流淌而出。这种出自本真的爱意和清纯总是令我深深地感动。于是，我把“小羊羔”和“孩子”都移植进了我的小说，并被导演重现在了电影上。在电影《米香》里，孩子叫做“皮娃子”，而羊羔羔就叫做“小弟弟”。

为了拍好小羊羔的戏，剧组一到山西外景地，就立刻从老乡那里买来了一只羊羔，天天带在身边。剧组的人都很爱它，小演员“皮娃子”更是和它形影不离，宁可自己饿肚子，到了吃饭的时候，也要先找一些好吃的东西来喂羊羔羔。在戏中，皮娃子和羊羔羔是一对玩伴儿；在戏外，小演员与羊羔羔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和感情，“哥儿俩”好得分都分不开。电影拍摄期间，我去探班时在外景地看到了那只雪白的小羊羔。剧组的人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要给小羊羔取名叫做“小弟弟”呢？我答：不是我替它取的，是一个六岁的男孩子取的。这是事实。我知道，这样的名字大人是想不出来的，因为大人绝不会从内心里把一只羊羔当做自己的兄弟。在成年人的观念里，不仅动物比人低贱，甚至连人也被划分成三教九流、不同的等级。孩子不同。他们的爱纯粹、清澈。

在小说里，“皮娃子”是个天生智障的傻子，这曾经令剧组非常为难。如果真找一个智障者来演的话，怕领悟力达不到；如果找一个智商健全的孩子来演，又恐演不出一个傻孩子的真实状况。最后，剧组在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找到了一个患有轻微脑瘫的孩子。这孩子走路时动作不够协调，但非常有悟性。他像小羊羔一样，受到全剧组的喜爱，演员陶红甚至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拍完电影以后还专门带他找专家看病，那孩子什么时候见了陶红都是习惯性地叫她“妈妈”。

有一句行话说：大人演不过孩子，孩子演不过动物。这话看似荒谬，其实道出的却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大人的脑子里有着太多既定的条条框框，孩子则不受任何理论和观念的限制，完全地随心由性，那戏演出来便出人意料的精彩。看过小家伙表演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天上掉下个皮娃子。这实在是《米香》这部电影的意外收获。

从生活到小说，再到电影，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不在漂亮水嫩的脸庞上，亦不在耀眼夺目的衣饰里，它就藏在最素朴的心里头。文学也不是凌空虚蹈的，它就在我们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物质发展到多么精细的程度，都不可能覆盖我们的心灵，文学的精神是不死不灭的。它将永远像高高扬起的火把一样，照亮并温暖这个世界。

由于对死亡这件事情病态地敏感和关注，使我对殡葬工怀有极大的好奇和神秘：这些天天都在与死者的遗体打交道，耳畔时时都充斥着生者哭丧声的人，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阴霾以外，是否亦有阳光和温暖？他们拿什么力量驱逐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和恐惧？

一个亲戚去世后，我和亲友们一起送她到殡仪馆火化，我通过一个熟人的疏通，得以被特许参观了遗体火化的全部流程。我亲眼看到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被装进橙黄色的裹尸袋里，严丝合缝地拉上拉锁，像一块巨大的压缩饼干一样，被拖上遗体传送带，然后平稳而又缓慢地进入焚尸炉，就像远游的旅客登机前过安检时那样。所有的亲友都被那一道森严而又神秘的铁门堵在了焚尸间的外面，我一个人壮着胆子从后门进入了焚尸间。焚尸间高大宽敞、整洁肃穆，不过，从这里出发的人，要去的却是那个名叫“天堂”的永恒之地。

火化工轻轻地摁一下炉子上的电钮，燃烧开始进行。火化工走进隔壁的休息室，一边悠闲自得地翻看金庸的一本小说，一边慢条斯理地品着杯子里的绿茶，我则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发着怔，心里想：老太太的灵魂已经振动白色的翅膀开始袅袅地飞升了吧？在这庄严的时刻，作为航程的引领者，他怎么能够那样漫不经心呢？

二十多分钟后，那人来到炉子前，打开一扇很小的门，拿一根长长的铁棍随意地翻搅起尸骸来。当我看到，他把死者的头骨、腿骨和手臂骨像拢柴一样聚成一堆时，忍不住抗议：你怎么可以把她身体的各个部位弄乱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回答说：现在不弄乱，等到骨灰装盒时还是要乱的。想一想，他说得有道理，于是，继续忍耐着往下看。五十分钟以后，尸体彻底焚烧完毕，火化工打开炉门，拿一把小扫帚把炉底的骨灰扫在一起，然后撮了出来。

这时，我十分震惊地看到：他用来撮骨灰的，居然是我们平日常用的撮灰斗。这种簸箕形的撮灰斗，几乎在每个家庭、每个单位都司空见惯，它的用途应该是装废纸和垃圾的，怎么可以用来盛放神圣的骨灰呢？几十分钟以前灵魂还以人的名义附着在上面呢。我忍不住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对方平静地望着我，问道：你认为应该拿什么来撮？用双手捧吗？要知道，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下，这刚出炉的骨灰烫得很呢。再说，人到最后不就是落得一把灰吗？哪怕拿金铲子去撮又能怎么样？说着话，他很熟练地把撮出来的骨灰倾倒在一个几尺见方的平台上，并均匀地摊开。晾了十几分钟以后，他伸手捡起一块较大的碎骨摸了摸，说“可以了”，于是便开始装盒。再然后，我们在火化间隔壁的休息室里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火化工大学毕业，正当盛年，生得朗眉俊目、文质彬彬，而且谈吐不俗。他原是民政局的干部，官场受挫以后，怀着心灰意冷的决绝，主动来做火化工的。我们谈了死者处理的种种情况，当然，亦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殡仪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于是就有了《天堂门》这篇文章。

我是2000年开始摆弄文字的。时间虽短，迷失得却很深。我觉得文字让我贴近自己，贴近梦，贴近生命，亦贴近灵魂。我想，只有充分地认识并接受了“死”，才能够更安详、更平静也更豁达地“生”。那把我们的肉体由生带向死的是上帝，但，把我们的灵魂由“死”引渡到“生”的，有且只有一种力量和途径，那就是爱。

对于我来说，文字就是摆渡自己的方舟，让自己由此岸抵达彼岸。它以梦的形式沉潜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湿润而又温暖。它让我日益沙化的心灵重新变得柔软，如新鲜的土壤。在现实日复一日的磨砺中，我们的心越来越坚硬，我们的神经越来越粗壮，最后，我们的心一点一点变成了冰冷而又无觉的塑料模子，而我们的神经则成了粗硬而又坚实的铁丝。我们轻易地不会再激动和悲悯，也不会再感恩和流泪，甚至失去了爱和梦想的能力。我们对自己说：眼泪不过是一种生理性的盐水，至于爱情，那只是一种少儿幼稚症。至多是一种化学反应而已。月亮不是美丽的银盘，里面也没有住着嫦娥，更没有枝叶婆娑的桂树。它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星球而已，上面没有水也没有生命，而且凸凹不平、丑陋不堪。我们颠覆了一切梦想，破灭了所有神话，把自己沦为一种最现实的物的存在，最后还扬扬得意地说：看，我活得多么潇洒和旷达！

文学如同一片遗世独立的桃园或竹林。它的情怀是美丽、浪漫而又悲悯的，它让我们逃离物质的压迫和追逼，重新找回原初的自己。它让我们的眼中常常蓄满滚烫的热泪。它告诉我们：无论这个世界多么飞速地发展，无论这个社会多么日新月异地变化，也无论人们的观念多么的前卫和另类，总有一些东西是恒久不变的：真、善、美，爱、理解、沟通以及诚信和慈悲，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这些东西将永远温暖我们的内心，并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

实在地说，文学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文学不弃不离，像坚守上甘岭阵地一样死守不放呢？不是我们迂腐，也不是我们笨拙，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我们的血管里流荡着生命最本真的歌谣。那歌谣响彻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汩汩滔滔、汹涌澎湃，滋润着我们的生命，也沸腾着我们的血液，抑之不息、挥之不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那唱出的声音也许呕哑嘲哳，尖利而又刺耳，甚至不讲章法，如同鬼哭狼嚎，但，那是人的声音，那是生命最原始的回响。只有那种声音在证明着：我们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回肠荡气、百折不挠，历尽艰辛而又无比卑微无奈，同时又不失赤子之心地活过！我们之所以坚守文字，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回响着我们自己的绝唱。

欲望的疯狗穷追不舍，使我们匍匐在地，愈来愈沦为一种物的存在，是文字让我们的灵魂生出翅膀来，像一只火鸟，穿云破雾，不顾一切地翱翔长空。是的，我喜欢像编织毛线衣一样地编织文字，缘于我沉醉于那种飞着的感觉。痛得有多深，爱得有多炽，飞得就会有多远。只有文字让我觉得自己是在“活着”，而不是“被活着”。

在电影《生活秀》之后，著名影星陶红有五六年都没有接拍过电影，因为一直没有令她激动的角色出现。小说《米香》的出现，令陶红兴奋至极。她在飞机上一边看一边哭，看完小说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对作者说：“这篇小说太让人震撼了。它把我心中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了出来，我就喜欢这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