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组织编写，联协会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大使任主编，资深外交官和国内重量级学者担当编委、由多位国内联合国研究领域的精英学者执笔。作为给祖国母亲六十年华诞的献礼。

全书共五部分十三章，从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演变及战略思想、新世纪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和新课题以及中国对联合国思想观念的贡献等方面详细剖析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本书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演变和战略构想”，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教授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门洪华教授执笔，回顾了中国多边外交在理论、战略布局、政策上的继承与创新，涵括了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外交领域战略调整的过程。

第二部分“新世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和联合国发展方向”，由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洪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东燕女士执笔，以当今国际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为大背景，阐述了联合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以及联合国改革的可能方案和发展方向。

第三部分人权外交与“保护的责任”，由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秦晓程教授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琨女士执笔，梳理了人权概念和实践的演变，总结了联合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着重分析了“保护的责任”这一新的理念，探讨了当代主权和人权关系的演变。

第四部分“联合国的新课题与中国的责任”，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少将、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先生、国防大学王仲春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先生及博士研究生邓晓艳女士执笔，分别就联合国在解决世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防扩散及核裁军、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在参与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第五部分“中国对联合国思想观念的贡献”，由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钱文荣先生、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孙洁琬教授执笔，集中分析和阐述了包括中国在联合国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思想、“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等。

第一部分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演变及战略构想

　第一章 中国多边外交的继承与创新

　第二章 中国国际战略调整与联合国外交(1949-2009年)

第二部分　新世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和联合国发展方向

　第三章　联合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发展方向

　第四章　联合国改革与中国：基于政治和组织视角的分析

第三部分　人权外交与“保护的责任”

　第五章　人权理念和实践的演变与中国

　第六章　“保护的责任”与国家主权原则

第四部分　联合国的新课题与中国的责任

　第七章　联合国与世界能源安全

　第八章　联合国与气候变化

　第九章　联合国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十章　联合国与防扩散及核裁军

　第十一章　联合国与反击恐怖主义

第五部分　中国对联合国思想观念的贡献

　第十二章　中国在联合国倡导的思想理念——历史与未来

　第十三章　和谐世界：从理念到国际关系准则

第一章 中国多边外交的继承与创新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为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丰富的思想源泉。随着全球化复杂影响的持续深入和国际体系转型的深刻演变，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特征愈益显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塑造能力加速发展，中国多边外交面临更广阔的机遇和更多严峻的挑战。作为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之一，中国需要构建以“和平渐进、多边协商、互利共赢、尊重多样、合作共进”为内涵的新国际秩序，丰富多边外交理论内涵，拓展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充实中国多边外交的政策手段。

一、中国多边外交继承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思想源泉

新中国外交在60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边外交在外交议程中的位置不断提升，其作用由零星、补充向规范和机制性角色转型，其对中国总体外交的影响也由边缘和局部向中心和全局范围扩展。其中，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60年来的历史性变化，不仅为中国的多边外交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更是推动其继承和创新的强大动力和丰富的思想源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构建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时代观，奠定了中国多边外交的思想基础，有助于明确中国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的战略目标和定位，成为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两大阵营、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对外战略也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一条线”、“大三角”等相应变化。其问，中国参与为数不多的多边外交的根本动因在于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局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以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之间，由于受到战争和革命时代观的影响，特别是“左”的思潮干扰，中国过分强调“革命”与“反霸”，在国家关系中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强调以苏(美)划线，限制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甚至采取“两面开弓”、“全面出击”的战略，一度处境被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虽然孕育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但“世界大战威胁依然存在”，甚至“迫在眉睫”的时代观和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参与联合国多边外交工作的宗旨仍是反帝反霸，“不能让第三世界国家失望”，“在联合国内贯彻反两霸，侧重打击苏修”。在进入联合国最初几年内，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同以及我们对联合国情况不够熟悉和经验不足，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和具体工作领域较多地持消极或反对立场。中国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裁军行动，拒绝参加联合国内任何经济领域内活动，弃权和“不投票”比例高。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建设被提上了主要的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的著名论点，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的重要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时代主题。江泽民在90年代末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主要特征，认为国际形势“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有利条件胜于不利因素”，为中国外交把握机遇，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地位提供了科学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胡锦涛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准确而鲜明地把握了时代的潮流和精神内涵。

世界观和时代观的历史性变迁奠定了新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它以构建“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共进，安全上互信合作，环保上相互帮助、共同呵护”为目标，以有效多边主义为基础，以提供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和解决国际争端合法性手段为内容，形成多边制度安排下治理全球和地区公共问题的新多边外交理念。中国在多边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成为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其次，确立“大利益观”，不断完善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思考，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层次不断丰富，为中国外交和多边外交拓展了空间。

国家利益是外交服务的宗旨及核心内容，国家利益内涵和外延也必然随着国家的内外环境发展而不断调整，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的近20年里，中国从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目标出发，一方面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外交准则，另一方面则比较侧重从意识形态以及简单的“敌、我、友”画线来确定国家利益，并相继采取“一边倒”、“一条线”的对外战略，强调反霸和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尽管它们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和声誉，但同时，在轻自身经济利益、过分强调国际主义义务的国家利益观指导下，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受到忽视，也限制甚至牺牲了中国更加平衡和广泛的发展与各国关系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强调处理国与国关系时需从战略利益出发，彼此考虑对方的关切，摒弃了以意识形态或简单的敌、我、友画线，全面改善与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进入新世纪，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力量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处理领土、领海的争端，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开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新机制，巩固了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

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中国更是日益向世界展示出自信、负责任的形象，把捍卫本国根本、长远的国家利益同促进地区、全球的安全、发展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大力倡导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推动联合国机构改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积极参与并大力推动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和行动，解决全球性和国际热点等问题；在全球发展领域中大力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建立中非发展基金：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与全球携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及合法性的进程中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中国还倡导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为国际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愿景。在地区和领域性层面上，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亚欧会议，在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加强东盟与中日韩(10+3)的合作以及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角色。

总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将自己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第三，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核心内容，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中，中国实现了从“受害者”、“革命者”，到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尽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国家身份仍具有多重性特点，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日益突出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定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中国尽管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争取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成为中国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最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国不惜以武力保卫和平、以输出革命的形式来牵制帝国主义，通过国际统一战线营造世界和平，从而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服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更加鲜明地提出奉行立国之初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曾对此做了精确的概括，“处理国与国关系，和平共处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进入新世纪，中国根据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2005年，中国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并第一次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产品，也有力地回击了所谓“中国威胁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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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弹指之间，三十八载春秋已经过去了。

三十八年来，国际形势波澜起伏，外交环境风云变幻，世界格局与联合国自身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联合国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制约，焕发出新的活力。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多边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以及国际法律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实施者和监督者，联合国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源泉。尽管它在诸多领域尚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作为世界上代表性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可以替代。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中国在联合国所处的地位、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理念以及与联合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从浅到深、从少到多、日益扩大的过程。在初始阶段，联合国是新中国面向世界、面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讲坛。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参与联合国工作。90年代，联合国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中心舞台。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不断为争取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另一方面，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参与联合国各项工作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联合国外交应成为中国总体战略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要借助联合国这个平台，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对联合国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着眼今后十年至二十年制定前瞻性的中长期联合国外交战略。

本着这一目标，继2008年《联合国与和谐世界》一书中、英文版付梓后，中国联合国协会又先后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秋季和春季研讨会，国内众多资深专家学者和多年从事多边外交工作的高级外交官出席并共同研讨。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编纂了这本书，试图对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作出定位，归纳厘清联合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发展、处理多边外交的战略对策提出展望。

在此，我要感谢世界和平慈善基金会张田会长、澳门慈善家何厚煌博士、中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林健忠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提供的慷慨赞助。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各篇文章的作者及编委会的各位同仁。他们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我要在这里强调，这些分析和看法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中国联合国协会的立场。

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陈 健

2009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