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个褪了争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是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是“饭”，对于饥饿者来说吃饭是最急切的事情，但口味各异。

本书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等多重视角，通过细密的观察，着意描绘出一个真实、鲜活的胡适，向读者呈示其起伏跌宕的一生及生动丰富的气质个性。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天幕上，有一颗“清亮的大星”。——他就是胡适。

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是北京大学教授，是《新青年》撰稿人和编辑，是旧时代的掘墓人、新文化的先驱者。后来，又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北大校长、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一个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扮演了各种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书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等多重视角，通过细密的观察，着意描绘出一个真实、鲜活的胡适，向读者呈示其起伏跌宕的一生及生动丰富的气质个性。

自序：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第一章 父亲与母亲的传说

第二章 “糜先生”的上庄九年

第三章 上海滩上的“愤青”才子

第四章 “国人导师”的精神预备期

第五章 旧中国的新青年

第六章 内忧外患中的现代孔子

第七章 一尾“老鸦”的哑啼

第八章 光与火的洗礼

第九章 奔赴国难的书生大使

第十章 “小卒”沉底的飘零岁月

第十一章 “大星”的陨落

主要参考书目

《诗经·鲁颂·驷》有句：“有骓有马丕”，又有“有驿有骐”。《诗经·大雅·生民》有句：“诞降嘉种，维柜维秠，维糜维芑。”糜儿知道，二哥的名字是洪骓，三哥的名字是洪坯，自己的名字是洪骍；糜儿还知道，二哥又名嗣柜，三哥又名嗣秠，自己又名嗣糜。糜儿不知道，如果他再有一个弟弟，那么一定会名洪骐，又名嗣芑，因为，那个时候，糜儿还没有读过《诗经》。

刚刚回到家乡的糜儿，虽按虚龄号称五岁，却比同龄儿童显得更为文弱体赢，甚至还不能独自跨过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站在自家的八字门内，他羞怯又好奇地看着外面这个陌生的世界，谛听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说着与自己父母一样的绩溪乡音，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女孩子们在天井旁把柿核劈作两半，掷在地上看阴阳来比赛，叫作“苏子”。另有一种“码子”，俗称“收码”，起先用花岗石磨光的小石子或石卵子，后来改用小布头包一撮米。男孩子们则忙着“掷铜钱”、“打鳖”，糜儿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想要加入他们，却被一把拉人由母亲、大姐、外祖母和小姨等女人所组成的保护性包围圈内，不许他与其他顽童“瞎野”。

二哥回家的那天，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忽听得父亲的死讯，身子往后一仰，连椅子一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屋里满是悲声。只见二哥红着眼睛，将几张纸郑重地交到母亲手上。母亲望望纸，又望望糜儿，一脸凄惨情状。糜儿则呆立在院中，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自那一日之后，实龄三周岁零几个月的糜儿便被抱上一只高凳，在四叔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凳子太高，以致于糜儿坐上了便爬不下来，还要别人帮着抱他下来。即便如此，糜儿却不算“破蒙”的学生，他已认得近一千个字了。那还是在台湾的时候，父亲就在方块红笺上亲手写楷字教他认，母亲在旁充当助教。糜儿认的是生字，母亲便借此温习她的熟字，父亲太忙时，她就是代理老师。如今，这些红纸方字与二哥带回的那几张纸成为了母亲的至宝，每天天刚亮时，母亲就把糜儿喊醒，叫他披衣坐起，开始一套制度化的程式——早课反省。母亲看他清醒了，才一一指出昨天他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要他反省认错。糜儿照例认错，表示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或过失。于是母亲便拿出红纸方字与那几张纸勉励糜儿用功读书，奋求上进。有时她还会加进许多对父亲品性学问种种长处的回忆，要求糜儿继承父志、开拓父业，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品行无亏、于世有用的人。她反复说的几句话是：“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即丢脸)。”这样的早课持续了几年之后，糜儿才渐渐明白二哥交给母亲的那几张纸实是父亲的遗嘱，遗嘱上说：“糜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教他努力读书上进。”

早课之后，糜儿马上起床穿衣，赶上早学，这时往往天刚大明。学堂“来新书屋”的锁匙放在禹臣先生(四叔介如选了颍州府阜阳县训导之后，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的家里，糜儿照例先到学堂门口张望一下，便径直跑去先生家打门，先生家里有人将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他接了锁匙跑回去开学堂门，第一个坐下来念生书。等到先生来了，糜儿背出生书，才回家去吃早饭。吃了早饭再去学堂上课，下午也有课，晚上还要念夜书。糜儿读的第一部书是父亲自己编写并亲笔抄写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开头几句为：“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第二部书也是父亲编写的四言韵文《原学》，略述哲理。第三部书叫作《律诗六钞》，似是姚鼐的选本。糜儿虽不曾读《三字经》，却因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也能背出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如“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之类，许是喜欢重字双声的缘故，常常挂在嘴上念着玩。私塾九年，糜儿先后读了《孝经》、《幼学琼林》、《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以及《资治通鉴》。

糜儿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守瓒叔家的嗣昭宁可睡在麦田或稻田里挨饿，情愿被捉回来挨一顿毒打，遭大家的笑骂，也不肯念书。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学生的蒙馆学金只要两块银元，而母亲第一年就送六块，以后逐年递增，最后一年竟“打破纪录”加到了十二块。直到有一天，一个同样读过《四书》的同学拿着家信来问他：“糜，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糜儿这才明白自己是一个受到特别待遇的人。母亲大概是受了父亲的嘱托，要求先生为自己“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含义。而在上海受了时代新思想影响的二哥与三哥既不要糜儿“开笔”学作八股文，更不要糜儿学作策论经义，他们也只要先生给糜儿讲书，教糜儿读书。因此，虽然糜儿念的几本书中有很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能遇着几句可懂的话。P015-017

自序：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十年前，季羡林先生写下了著名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我，曾有幸聆听季先生一课。当年读着季先生“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的文字，恍惚间感受到长者“世事两茫茫”的汹涌感慨。

十年后，季先生驾鹤仙游。而我，也站在了胡适之先生的墓前。

我自知不是一个合格的胡适传记的作者。胡适的名字于我而言，很大程度上源自父辈与师辈的牵引。数年前，当生于上海、长在北京的我，第一次踏足“籍贯”安徽绩溪上庄村时，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恍惚”。顺着脚下曲曲弯弯青石板路，经过道旁叠叠重重歇山粉墙，只见故人旧居内：楼阁明堂，春兰秋菊镂雕栩栩；老屋耳厢，镜盒绣帏幽香细细；字幅联对，境界幽远，笔墨淡隐，斯文犹在。一切都是初见的景致，一切却又似是曾见的梦幻。跟着父亲，找寻他儿时的祖屋，见昔日巍峨的祠堂已毁，物已不是人亦非，竟然也有禾黍离离莫名心酸。握着堂伯父胡毓凯的双手，惊异于他的面貌与故人的相似，初次会面，竟然也会亲切感油生。宗族血脉的遗传基因，却是如此神奇……

2009年5月17日，我站在了台北南港故人的墓前。那日的行程还算顺坦，从高雄台南一路向北奔驰，虽正赶上一个不平静的名日“呛马日”的周末，但台北南港旧庄却是一如往昔的幽静平和。一路上热情向我们介绍这介绍那的出租车司机听说了我们的目的地，竟自沉默了。他说到了这个去处，其他生意也不拉了，他就停在门口休息，等我们出来。我们走进园内，折上半山腰，回头望去，只见“中央研究院”东南门外，绿荫连绵间一辆小小而孤单的出租车，忍不住微笑了。

墓园很干净，碑上只有落叶，用手轻轻抚去，竞没有尘土。脚下以白色鹅卵石铺面，四周是素白正方形廊檐，两棵长青松柏伫立墓碑两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气象雄伟而森严，墓后石墙上嵌有“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两边书有那两句著名的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站在那里，正如当年的季先生，蓦抬头，仿佛也见到了胡适那一种蕴含着特别历史内容的智慧的笑容。

胡适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七年了，正如父辈所说，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胡适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与曲解。他是典型的灵魂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存在着深峻的隔膜。他活着的年代，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但真正“识”了的，又有几人？最终，他唯有怀着深深的失望离开人世。

如果说胡适思想有如将夜空划开一道光亮的彗星，转瞬即逝，那么，它实际上应该是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光芒，它的超前出现则是它所处时代的侥幸。如今，时光荏苒，已然处于“下一个时代”的我们，站立到了胡适先生的墓前，我们是否真的懂得了胡适，理解了胡适，认识了胡适？胡适留下的精神遗产应该如何承继？

伫立片刻，一只通体蓝色的鸟儿忽从树丛之中信步踱来，红嘴长羽，是一只台湾蓝鹊儿。它的仪态端庄娴雅，引得人不禁跟上前去。墓园占地是小的，却显出山林的曲折与深邃。顺着石级，探步向前。正惊诧于树木之参天繁茂，耳畔忽然响起碎石子路踩踏的脚步声，转过头来，是一对面容和蔼的老年夫妇，他们一身休闲的服装，看样子是午后来散步的。就像旅途中遇到的很多台湾人一样，他们随意而友好地向陌生的我们点点头，不问来路，不问去处，只是微笑着走了过去。而我，仿佛得到启示般回望来路，心中的怅然顿时一扫而空：小山丘上苍翠环绕，仿佛一个温煦、绿色的怀抱，自然静谧地守护着胡适一家四口。清风徐来，碧树婆娑，山脚下矗立的石屏上赫然刻着“胡适公园”的字样。是的，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公园”，而后才是“墓园”。清晨、午后或傍晚，人们三三两两，走走停停。既可以登高远眺，又不妨亭间小憩。有着树香、鸟语、人声与阳光的陪伴，孤独者胡适又并不孤独。

回去的路上，那位出租车司机突发感慨，说起上世纪80年代到杭州的时候，曾被满城的桂花香迷醉了。一回到台北，他便急急在自家院中种了很多株桂花树。“结果呢？”我们问。他摇了摇头，伤感地说：“再也没有杭州的香气……”我们都沉默了。车子驶过一所小学校，牌子上写着“胡适国民小学”，一时间我仿佛产生了幻觉：阳光洒在周末空无一人的校园里，钟声突然敲响了，到处跑满了嬉笑欢乐的儿童。即使在今天的台湾，故人的名姓也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但我想，至少这所小学校的孩子们一定还会记得。

回到北京，开始思忖，写完了这些文字，我还要做些什么？想到的答案是去一个地方，寻找一个人。万安公墓近在咫尺，小素斐的墓前应该盛开美丽的雏菊了。除了小小的雏菊，我或许还会为她念诵一首小小的诗，一首她父亲写的诗，当然并不是写给她的：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2009年9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