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抗战期间，作者身居畸形繁荣的“孤岛”上海，对于周遭亲见亲闻、亲身参与事件的回忆，包括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如衣食住行、电影、京戏、长三堂子、舞女、赛马、跑狗、趣闻轶事等，丰富翔实，巨细靡遗，勾勒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缩影，为上海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

这是一本回忆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娱乐生活的著作，书中描述了老上海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各方面丰富细节。出于史料积累、文化传承的立场，出版本书以留存一个时代的侧影，勾勒旧上海独有的都市文化风貌。书中一些描写带有浓郁的那个时代的特色，请读者们以历史性的眼光来解读。

出版说明

序

引言

第一章 生活在洋场

 衣/服装

帽

鞋袜

 食/名产

中式餐馆

点心店与南货店

国产酒类

西菜馆

咖啡馆

洋酒

饮料

香烟

 住/二房东

顶费

著名建筑

 行/公共交通

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

有轨电车

出租车

脚踏车

私人小汽车

搭飞机

第二章 共舞台与大光明

 京戏

 电影/电影院

外国女影星

外国男影星

国产电影与演员

第三章 香槟酒气满场飞

 向导社

 书寓与长三堂子

 幺二

 咸肉庄、淌白、玻璃杯与野鸡

 “私门头”

 洋私娼

 “陶公馆”

 舞场

 舞女

第四章 “什么都可以变成赌博”

 赛马/马主

骑师

马的特性

马报

马迷

买马票与配彩

误中独赢及猜中大冷门连位

 回力球

 跑狗场

 赌场/麻将

挖花

打梭哈

打罗宋

 足球/踢小皮球

足球比赛和足球队

 篮球

第五章 海上遗事

 虞洽卿与虞洽卿路

 圣诞夜坠机事件

 1946年“上海小姐”选美

 更新舞台刺杀俞叶封事件

 李丽华在美华酒家被威吓事件

 抛顶宫

 抄靶子

 戒严

 大华航空公司最终未能开业营运

 上海全市以银行钱庄的本票代替货币流通的怪现象

 上海的男妓

 “十两黄金小费”的浴德池

 修指甲不限于女性

 美国军用物资流入市面的特殊情况

 金圆券流通期间二三事

后记

上海新旧路名对照(部分)

在我3岁与6岁时，为避军阀勒索，曾两次举家避居威海卫(其时尚为英国租借地)与天津。1928年在威海卫时，正值德孚洋行在德国的拔地沙厂派员到中国，与代理销售产品的代理商举行每年一次的会报。派出人员与我们一家摄影留念。1934年我9岁时，家父为我们兄弟八人析产。1935年，家父七十寿辰，德孚洋行拔地沙厂派专人由德国来烟台祝寿，并带来Humpson牌汽车一辆作为生日礼物。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战事，在该年底占领烟台。我们全家仓促之下避入法国医院，病房成为栖身之所。当时拔地沙厂的两位德国代表只得来到我们避难的法国医院与家父进行每年一次的例行会晤。那一年，我们是在这家医院度过春节的。

过完年回家不久，日寇即要求家父出任商会会长。家父一向热爱国家，痛恨日本的侵略行为。他年轻时曾到过朝鲜，其时值袁世凯在为朝鲜编练新军。期间，家父与袁世凯及山东黄县人傅炳照(后来曾任青岛市商会会长)同结金兰，袁的年纪最大居长，傅居次，家父居末。我年幼时，烟台家中客厅的桌上有袁世凯穿总统礼服的相片。在我6岁第一次避居天津六国饭店时，经常有父亲的好友前来探望，都呼他“张三爷”。他在昆仲间居长，我好奇为何有此称呼，父亲始告知他与袁世凯结交经过，并云袁人格卑劣，早在其称帝窃国前即不与来往。因在朝鲜目睹当地人受日本人欺凌虐待之惨状，家父时常告诫我们：“要爱国，中国人绝不可做亡国奴。”于是，他突然临时决定由五兄陪同，登上太古轮船公司定期行驶上海一烟台一天津航线的“顺天”轮，避往天津，仍住在法租界六国饭店。不久，母亲也带我们同赴天津，这是我最终离开烟台北山东领事路6号的家，时年12岁。以后虽然回过烟台两次，但都未进北山的家。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才由幼子建俅陪同进入已不属于我的家，当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翁了。

在天津六国饭店住了将近一年，父亲了解到短时间内不可能回到家乡，故购入英租界十一号路(亦称达文波Davenport路)十四号路口原属北洋政府军法处长陆建章的房子，即现在的天津市建设路第二教育局。该楼高二层，有地下室，土地一亩七分一厘九毫。1939年夏，天津市发生水灾，水淹到屋外的六层台阶，复淹进屋内二级楼梯，门外的街道已成河流。不得已，我们全家只能再次住到地势高未受水淹的法租界六国饭店。其时，饭店已经住满逃避水患的人，郑姓店东因我家是多年客户，以往曾邀入股3000元，所以在饭店的两间接待休息大厅内，铺设床具，用屏风遮蔽供我们居住。数日后，家父由五兄陪同乘轮船到上海。家母则带七兄与我回到烟台，先住在北大街泰生东店房内的楼上(此楼目前仍然存在，临街的店房已因拓宽街道拆除)。不久，为了安全，母亲又带领我们避居到友人毓皇顶泰康医院陈与九医生的家中。约两个月后，天津市积水消退，家母由烟台赴上海照料家父，而我与原在烟台娘家的四嫂刘永丽、七兄绪谱同乘轮船返天津。

是年冬天，我因滑冰摔断右腿，住入英租界的清源医院。吴清源医师(就是以后在台湾的吴静医师)当时在北京西单也开设了一家清源医院。十几岁的少年断腿，一般最多两个星期就可出院，但吴医师把我当作招财童子，住到过了旧历年两个多月，尚不许出院。最后，不经医院同意，我四兄带人用担架硬将我从病床上抬回家，自用剪刀拆除石膏。我因卧床太久，腿部肌肉无力，以致不能行走。家母以为我住院两个多月，一定情况严重，从上海回天津探视，不久即带我乘“顺天”轮到上海。此时，我六兄、七兄已先赴沪，只有四兄尚居天津。到上海后，父母住在公共租界虞洽卿路(今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二楼临街、带小套房的房间，五兄与六兄在法租界吉祥街(今江西南路)义顺昌行栈三楼、泰生东在上海的驻点(即“上海客”的居处)楼上，又多租了一间房用来居住，我与七兄则住一品香旅社新楼的房间。由此时起，我一直住在上海，直到1949年去香港，共约9年，算起来，比在原籍山东烟台住的时间还久。

父亲居住在一品香旅社时，许多上海的老友，如颜料业巨商周宗良先生、贝润生先生都常来探望他。周先生每次前来，都有六七个白俄保镖随护。他们身穿自制的灰色制服，佩带手枪，分别站在旅社大门口内、楼梯的上下出口及房间门外。有一次我回旅社，恰值周先生前来，亲眼目睹了上海有钱人提防被绑票雇用保镖的真实情况。周的身材不高，相貌平平，穿着中式长袍，外表朴实无华，就像当时一般钱庄的跑街，丝毫不像想象中的上海颜料大王。他与父亲的交情深厚，有通家之好。1945年春我回天津，我家(即现在建设路第二教育局)房屋楼下，由颜料商柴曼生君经商使用，二楼借与周宗良先生长公子夫妇居住，我住楼下。曾见周氏夫妇数次，年皆在五十开外。我猜想，周宗良先生在华北的颜料业务可能由其长公子掌管，故而长住天津。此外，贝润生先生也曾在他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自宅宴请我们全家。

杨梅南先生，广东人，幼年在英商太古洋行做练习生，最后升迁至华人的最高职位总买办。杨在担任太古洋行驻烟台买办时，与家父交好，结为金兰之交。他在烟台居住很久，其子女自小在烟台读书，都说一口烟台话。长子、次子、四子、长女皆在美国留学，次子还娶了美国人为妻。当时，杨梅南已经退休，由其长子杨少南继任总买办。杨大叔每隔不久，必亲来探望，而且每天都派广东女佣送一些粤式点心荸荠糕、叉烧包、豆蓉包等前来，并几次请我们全家到他同孚路升平街的自宅吃饭。家父逝世在殡仪馆开吊时，杨大叔亲来祭吊，哀痛落泪，至今令我感怀。

家父在一品香旅社居住期间，一日外出返回，正值楼下礼堂有人举行结婚典礼，证婚人是时任上海市商会副理事长的蒉延芳先生。家父直趋前握手寒暄，蒉老骤见故人，连呼“老哥”，互道别后已数十年未见。蒉介绍婚礼家长及新郎新娘拜见，家父即嘱五兄给新娘子一百元见面礼。事后，他告知五兄，蒉延芳20世纪初曾在德商公司任职，因而与之结识。我住一品香旅社时，曾数次见过蒉先生前来探望父亲。其人面色红润微胖，并在家父与田子馨诉讼事中，相劝调解。

P5-10

这本书起源自十年前我鼓励父亲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特别是上海时期的生活，十年来，父亲断断续续地动笔记录过去的点点滴滴，当中又遭逢家庭变故，三年前二哥与母亲相继过世，虽然影响了撰写的进度，但也同时坚定了父亲要尽快完稿的决心。终于，在去年完成初稿，经历了一年多的修改，要在今年正式出版了。

从小读书开始，同学朋友们都很羡慕我有高大英挺的父亲，自己对此也感到骄傲，甚至直到去年仍有好友的妻子，称赞八十几岁的父亲长得很帅，甚至比起四十几岁的我还要好看。我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我是翻版山寨货，自然比不上原版正品。

如果要说父亲自己与常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于无论顺境逆境，父亲始终坚持维持自己做人的尊严，始终坚持若干生活的品味，总不轻易向人低头，对于一般人斤斤计较的琐事和蝇头小利，他总是不屑一顾的。父亲的身教经常提醒我们兄弟们，父亲的出身跟一般人不一样，而我们也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能让父亲丢脸。

由于祖父曾代理德国颜料，经商有成，使得父亲自出生以来便得以过着优渥的生活；即便在抗战期间，我家仍然住在上海，依靠自家资产独立地生活下去。不沾政治，是家里一贯的家训，所以在1949年前父亲和大爷们始终不曾加入任何政党，对于汉奸更是深恶痛绝。在烽火连天的40年代，父亲和家人一直住在上海，直到1949年前才迁居台湾。

由于自己从事近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对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地位，我很早便有所认知，也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乃至口述回忆材料，常常感到对于40年代上海的城市生活，目前似乎较为缺乏相关记载，而父亲的经历，恰好可以弥补一些这方面的缺憾，这是我鼓励父亲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最主要因素。

在筹划出版的过程中，感谢好友复旦大学历史系冯筱才教授，提供很多方面的意见跟协助，上海图书馆的邓防小姐协助搜集重要资料及部分的校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季宵瑶小姐在出版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气，此外台湾这边陈尹嬿、刘纬道、梁雯晶、叶君怡等同学帮忙录入父亲的手稿，还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城市研究群的朋友们对本书出版也曾表示关心之意。对于上述所有的朋友们，我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这本书除了对父亲以及家人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外，希望也能对关切上海城市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一点线索，提供一些材料，多一些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的了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本父亲花费十年的时间，首次完成的作品，总算有一些价值，所耗费的时间精力总算没有白费。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也是与父亲老年相依为命的人，很高兴有机会能给父亲的书写序，也希望读者们能喜欢父亲的书。是为序。

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建俅

2009年9月27日

我幼小时，正好是军阀横行与日本侵略我国时期。青少年时期，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直至1949年离开。此后的大半生时间，都居住在台湾，晚年后又至美国侨居。虽然历经了多个不同的时空，然而令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当年上海实施金圆券的短短一段时间。

在本文将完稿时，偶尔询及一位友人，据他的印象，当年金圆券流通时，人在乡间似乎没有很严重的影响。我又打电话给幼时在天津、北京的几位小学、中学同学。他们都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回忆说金圆券流通期间，印象最深的是每日贬值严重，物价高涨，但尚没有发生有钱买不到生活用品和食品的现象。

至此，我才了解到，原来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蒋经国亲自莅沪，严格执行金圆券流通的措施，以期达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目的，也使上海受到了全国最严格的铁腕管制。升斗小民们被迫卖出了手中的黄金、外币，除金钱损失外，更受到从不曾有过的生活上的困窘，居然有钱买不到米。上海人何其不幸，遭此待遇。不久之后，蒋经国悄然离沪。这短短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是我一生最感困惑不安、无助的时候。

如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建议实施金圆券政策的财政部长王云五，1949年在香港大街上，被去香港的上海人当街打了两记耳光。这打耳光的上海人，替所有受罪的上海人，出了半口气，也颇为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