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是个上海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骨子里面却有着川人的性格特点，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但仅仅有这些还不是雍和，他还得周旋和应酬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固守自我的内心感受，因此，他要学习与时俱进，学习察言观色，学习和各种各样的人事打交道。

作为摄影家，雍和的镜头始终聚焦于这个城市，其作品视角独特，内涵丰富。《掌镜上海》是对这位“都市掌镜人”的人生故事和摄影成就的致敬。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摄影家，雍和的镜头始终聚焦于这个城市，其作品视角独特，内涵丰富。《掌镜上海》是对这位“都市掌镜人”的人生故事和摄影成就的致敬。《掌镜上海》中围绕雍和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专业发展等方面展开，并以相当篇幅展示了雍和多幅具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在记录摄影家的摄影之路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近二三十年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况，还对中国的都市摄影这一范畴作了一些总结和探讨，有趣而耐人寻味。

雍和：掌镜上海

一 家世与家事：成长的背景

二 农场经历：学习吃苦，学会看人

三 47路卖票员和闸北区体委：才露尖尖角

四 八十年代：画意和图解

五 九十年代：不要把我的照片当成作品

六 《青年报》、《新民周刊》和《新民晚报》：走自己的路

七 摄影故事：自述与他们的旁观

八 为什么是上海：发轫、传统与传承

九 都市摄影：任重道远

十 工作者：建构自己的人生和视野

雍和访谈录

家世与家事：成长的背景

雍和的父亲雍文远祖籍四川，母亲时钟霞祖籍安徽。雍和的祖父，据说是个小地主，解放前就过世了。

雍文远是独子，1916年出生于四川达州渠县一个丘陵地带的小山沟，小时候读书一般，但后来发奋用功了几个月，初中时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初中，后来考高中时又考了个第一名，考到成都的一个高中，算是当地的状元了，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雍文远为了读这个书，从渠县走到成都，要走一个星期，把干粮和几个铜板就缝在衣服里，从小一个人独立出门。三十年代末，他在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当局要抓他，他就逃走，去找党组织，甚至还想搞革命拉武装。雍文远1945年毕业于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1947年，雍文远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1949年7月29日，雍文远被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委派到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校务委员兼主任秘书。1950年8月，学校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姚耐为院长、副院长，雍文远担任金融系系主任。1958年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就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搞经济理论研究，后来担任政治经济研究室的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直到离休。1956年，雍文远就著有《借贷资本利息和货币流通》一书；1985年，他主编出版“社会必要生产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次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一一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1年，他与袁恩桢合著《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1994年，雍文远和孙怀仁共同主编的((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雍文远文集》，共收论文三十一篇，涉及《资本论》解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等内容。2008年，雍文远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雍文远现在九十多岁了，和九十岁的夫人时钟霞一起安享着晚年。

雍文远是很和蔼的一个人，没什么脾气，对小孩从来不会发火。雍文远曾有一个老的蔡司照相机，“文革”前给他的三个孩子抓拍了不少照片，在家里、弄堂里，或者是在公园里、马路上，每个小孩各有一本照相册。回首往事，雍和感觉自己走上摄影之路，最早的启蒙可能就是他父亲。所以雍和从小就对照相不陌生，一年总有那么几次拍照的经历。

据雍和回忆，他父亲在“文革”时被隔离审查，关在单位的地下室。1967年，雍和十一岁，父亲已被隔离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叫他和哥哥雍同、姐姐雍华一起去见父亲，让他们动员父亲交待问题。当造反派把他们父亲带出来时，雍华哭了，雍和当时还小，还不太懂事。造反派就对雍文远说你还不交待，孩子为你哭了。雍文远“砰”地一拍桌子：“你们不要用这一套来对付我！”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这是雍和印象里父亲唯一的一次发火。雍和小时候想要有一辆自行车，但他父亲不肯，这不是怕闯祸也不是缺钱买，而是担心孩子招摇过市养尊处优，雍和哭着闹着，他父亲就是不答应，雍文远是个和蔼的爸爸，也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文革”以后，国家给他分房子，他也不要，五十年代住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雍文远虽然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却是很低调、很内敛的人，他人生很曲折，可不愿意多讲自己，也不看重功名利禄，在学术界建树颇多，人缘很好，学生遍天下。雍文远是老党员，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经济条件不错，雍和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

雍和的母亲时钟霞生在上海，曾是上海第五女子中学的教导主任。过去安徽有个大家族一一孙家，和李鸿章是亲戚。孙家在上海非常有势力，是开阜丰面粉厂的，这行当在二十世纪初是“支柱产业”。雍和的外公是这个面粉厂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孙家的同乡，他有六个子女，时钟霞是大姐。后来雍和的外公不干了，自己做了寓公，在当年的法租界高安路住下，雍和现在住的就是这套老房子，算是租用户，产权是国家的。时钟霞家里也有几个人可以讲讲的。雍和的大舅当时热爱文学，也喜欢拍照，自己写剧本，是唐纳、郑君里的挚友，后来上了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从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联合国工作，曾做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机构(WTO的前身)的秘书长，历史上由华人来担任的联合国最高职务，屈指可数，他是其中一个。时钟霞的妹妹时钟雯，退休前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9年前就去美国留学了，后来从事文学戏剧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倒台后没有多久，她就带了一个美国的摄制组到国内来拍纪录片《重见天日的中国革命作家》，拍巴金、艾青、曹禺和丁玲，将他们的过去和现状介绍给西方观众，当时许多西方人还以为这些人已经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了。199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时钟雯1976年在美国撰写的《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该书考察了对元杂剧影响颇大的戏剧传统和曲艺传统，详细论述了戏剧形式规范、刻画人物方法、常见的主题及戏剧家使用的诗的语言等。

多年以前，雍和发现他母亲交往的朋友几乎都是以前的中学或大学同学，尽管天涯海角，她们的友谊似乎从来不会被割裂，而她与工作过的几个学校联系倒不多，只是一些礼节性的交往而已。照理说，同学情谊都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她们之间反而关系更密切，雍和觉得可以想象，母亲年轻时也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害人之心没有，连防人之心也没有，有不少能交心的好朋友，而之后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她变得谨小慎微了。

雍和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雍和说他父母都是脾气好的人，对小孩也不会偏心的，都是平等对待。他小时候很是调皮，和父亲有点距离。雍文远尽管不凶，也并不严格，而总是鼓励他们，对几个子女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放养，也不会特别亲近。在雍和真正成长的时候，他父母正自顾不暇。雍文远经常在外开会、社会调查和闭门著书，在“四清”时也时常下乡，和薛暮桥他们搞调查，或者开理论研讨会，一去几个月。母亲时钟霞“文革”时也靠边站，因为平素为人处事善良淡泊，人缘很好，倒也没有受多大罪。家里几次被抄家，拿走一些东西，包括家里的影集。就是在那个年代，母亲说话还是和风细雨的，只有当雍和调皮捣蛋踢球把别人家玻璃窗打碎时，才会责备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千万要夹着尾巴啊！”雍和在那时迷上了刻剪纸，一张蜡光纸，一把锯条磨成的刀片，刻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虽然是小心翼翼，但总有豁边的时候，这可是会闯下杀身之祸的！雍和玩得津津有味，父母却担惊受怕，为此一本正经谈过一次话，在雍和的印象里，这比砸坏别人家的玻璃窗后果还要严重。那时候，雍和与哥哥、姐姐都是把家门钥匙挂在脖子上，吃饭就在里弄食堂里面凑合着对付。

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人事，润物细无声一般，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在影响着雍和的未来人生。P18-21

雍和是个上海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骨子里面却有着川人的性格特点，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但仅仅有这些还不是雍和，他还得周旋和应酬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固守自我的内心感受，因此，他要学习与时俱进，学习察言观色，学习和各种各样的人事打交道。这些拿捏不好就是圆滑，拿捏得好就是分寸，用上海话讲就是为人处事蛮“登样”的，也就是很有模样的意思。

雍和的照片并无当代摄影艺术的腔调，他这个人的做派也真不是一个当代型的摄影艺术家，而更近于前当代的兢兢业业的摄影工作者。他在城市中乐得做主，所拍摄的风物，大略是上海滩的诸般大小事情，他好像都看成是家里事了，有着不易察觉的温情。照片里那么多无名之辈，竞视同大人物，值得他花费精力全凭两只手两只脚一一用镜头凝固起他们的喜怒哀乐一一虽是小节，但由此可见精神，你看熟了邻居的脸和你知道他的身体状况，这完全是两回事。无数的照片看过来，偌大一个上海，有点像是雍和的家，他在房间和过道兴致勃勃东奔西走呼朋唤友呼儿唤女，里面的人，当然就不是客人了。

雍和这样一种态度，便使他的照片让人感觉亲切，心性是活的，照片也是活的，风行水上，自然成影。他最好的照片，似乎总有一种家常随便。随便是摄影大难，随便而无章法，就成了邋遢惫懒，太有章法，就没了随便。对摄影、对生活有一种牢固的自信心和故乡感，或许才能养出这种随便。

“上海是个大码头，我算什么啊？”雍和一直是这样说的，真是这样的吗？王充《论衡·艺增》中写道：“欲言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日万国。”上海之大，是因为有容。这个“容”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方水土持久不衰的原因所在，所化者众，能够让一个人将美好年华与创造力都贡献出来。这个“容”字，也应是互动的，雍和生活在此地五十多年，有过困惑和不满吗？当然，他是个真实的人，“这座城市给我什么了呢？我成天在外面拍照，成天看着眼前成千上万的高楼，可哪个亮着灯的窗口属于我们家？”但最终雍和“感慨归感慨，说出来也就过了”。不仅仅是上海的某一条马路、某一幢房子或者某一个机构容下一个名叫雍和的人，也是雍和的心中容下了上海，容下了万家灯火。莫不雍和。莫不雍和！

在上海这个大码头，雍和是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