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编著者樊洪业。

本书属《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是一本群访口述史，书中受访者多达31人，均为20世纪50年代归国留美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回来报效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当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反右”“文革”的运动中遭受非人的迫害，甚至失去了生命。从这些科学家的口述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当年回国的豪情，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编著者樊洪业。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王德禄和杜开昔（KathyDugan，美国在华访问学者）采访的一批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全书共计45万字，涵盖了侯祥麟、罗沛霖、鲍文逵、余国琮、王守武、王启东、颜鸣皐、虞福春、师昌绪、杜连耀等31位留美科学家，以口述的形式还原历史。

范岱年序

引占

第一波 归国潮

 1 受党派遣赴美留学 侯祥麟口述

 2 党组织资助我留美 罗沛霖口述

 3 “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的真实故事 鲍文奎口述

 4 从中央工业试验所到匹兹堡大学 余国琮口述

 5 以难民身份回国 王守武口述

 6 受侯德榜先生提携 姜圣阶口述

 7 父亲说“中国人要为中国做事” 王启东口述

 8 困留美科协活动被关押的“红色分子” 颜鸣皋口述

 9 留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夫妻 虞福春田曰灵口述

 10 芝加哥大学的教育模式好 徐亦庄口述

 11 父亲不赞同我回大陆 谢希德口述

第二波 归国潮

 1 两封联合签名信 梅祖彦口述

 2 国人不知道我做的工作 吴仲华李敏华口述

 3 躲在瑞士农村写自传 陈荣悌口述

 4 负责编辑《留美科协通讯》 李恒德口述

 5 江青让我们蹲五年大牢 王明贞口述

 6 干了30多年高温合金 师昌绪口述

 7 与美国宾州移民局打官司 杜连耀口述

 8 研制核武器自动引爆装置获特等奖 疏松桂口述

 9 给联合国秘书长写公开信 何国柱口述

 10 钱学森要我负责筹建运筹学研究室 许国志口述

 11 与化学的不解之缘 何炳林陈茹玉口述

 12 惋叹逝去的时光 黄茂光口述

 13 女性当自强 林兰英口述

 14 教学大纲束缚人 谢毓章口述

潮后个例

 1 不识“右派”为何物 申葆诚口述

 2 武汉物理所为我而建 3_天眷口述

 3 固执夫妻的情缘 谈镐生口述

附录

1950年代留美科学家归国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刚过世的王天眷也是中共党组织派去的。王天眷曾经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成为一个学者。当时王天眷也是中共党员，在九一八事变时，因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活动，学校把他开除了。当时开除了四个人，我只记得他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交通大学（上海）的。王天眷被开除后到了清华大学。

王德禄：请您讲一讲在美国留学的经历。

罗沛霖：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学院同意我不用念硕士，直接念博士。因为我在交通大学（上海）本科所学的课程比较多，加州理工学院的很多课程都学过，他们也认可，所以他们安排我搞电机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我在电机理论上有所创新，做出了一些贡献。那时我觉得是党组织派我出来留学的，不能浪费时间，否则对不起党组织，所以我打算在两年之内把博士读完。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比较紧张，我开始准备回国。我向指导我的电机教授提出，提前进行答辩。这个电机教授是美国电工学会的理事长，当年在美国的高压绝缘和电机领域很有地位。美国第一个超高压变压器就是他做的。他劝我说，你还是留在这里吧，你在美国的待遇比回国要好，咱们系里给你最高的奖金，又给你安排工作，奖金和工资加在一起一年有2000多美元，你何必回去呢？我说，不行啊！战火烧到我的家门口了，我能不回家吗？！我还跟他说，无论我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都要回国。他认为我完全够资格拿博士学位，还说，你就拿这个科研成果作为学位论文吧。按照加州理工学院的规定，要在校注册27个月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在校注册了22个月就把学分修完了。根据我的情况，他免除了我剩下的5个月学习时间。我匆匆忙忙参加了答辩。答辩会当然是那个教授当主任委员了，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我回国之后，1952年，学校给我授予了博士学位。

王德禄：您在美国参加留美科协了吗？

罗沛霖：我在美国西部参加了留美科协。留美科协有一个成员叫金荫昌，在旧金山。留美科协在旧金山搞活动比较多，洛杉矶因留学生比较少，科协的活动不多。有一次，金荫昌来洛杉矶找我，刚好那天我有事不在，没有见到。金荫昌I临走前让别的同学给我捎了一个口信，让我回来后与他联络。因为平时都是我在洛杉矶组织同学读报，像《洛杉矶日报》、《纽约日报》等。当时我与国内党组织有联系，党组织并没有告诉我留美科协的事情。我想，既然我在洛杉矶，就有责任替党组织做一些事情。后来，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创办了留美科协的分会。

南加州（即洛杉矶地区）有三个比较有名的大学，最有名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其次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第三个是南加州大学（usc）。这几个学校都有中国留学生。南加州大学留学生少一点，每次都得到加州理工学院参加活动。因三个学校相距很远，三个人就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我们的活动比较丰富，留美科协的侯祥麟等人回国路过洛杉矶时，都是我们接待的。

王德禄：您从美国离开的时候遇到麻烦了吗？

罗沛霖：当时的情况是，香港不允许中国留学生过境，不给办理过路签证。香港当局的理由是，香港人太多了。

P26－P28

我与王德禄和杜开昔早在1980年代就认识了。那时，王德禄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编辑。杜开昔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科学史家，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英语客座教师。他们两人都对留美回国科学家的历史感兴趣，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这个课题在完成基础工作后，因为桂开昔离开中国、王德禄下海而夭折了。这个课题能在2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启动，与王作跃教授有很大关系。王作跃是许良英教授和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现在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任教授。他在美国申请了一个有关留美华裔科学家的课题。我向他提到了王德禄和杜开昔当年的工作。王作跃为此特地找了王德禄。这就促使他又重新拾起这个课题。最近几年，王作跃经常到中国，我和王德禄、王作跃也经常就这个主题交流意见。当这本书经初步整理完成第一稿时，我通读了一遍。因为整理者不熟悉当时的人物，仅凭读音写出来的人名往往误差很大，我就做了很多订正。有的我也不熟悉，就再向别的朋友打听，为此还打了不少电话，也翻阅了不少资料。王作跃回国做调研时，我和他一起采访了留美回国科学家刘静宜、顾以健，在美国华盛顿Dc，我和王作跃、王德禄一起采访了现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留美回国科学家俞惟乐（她是在“文革”中自尽的科学家陈绍澧的夫人），我也向王作跃介绍了我认识的许多留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冢。

王德禄和王作跃关于留美华裔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也是我关注的一个领域。2011年7月25＿29日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会上专门举行了“留学西方的中国科学家：冷战中的跨国科学与政治”分会。王德禄和王作跃向会议提交了有关留美华裔科学家的报告，分会由我主持并做评论。为了准备这个评论，我回顾了我一生所见过的许多留美科学家。他们大致可分为5代：第一代是祖父辈，如医学家陈光甫；第二代是老师和父辈，如竺可桢、束星北、卢鹤绂；第三代是同学和兄弟辈，如杨忠道、周元□、范乐年；第四代是学生、子侄辈，如周郁、庄小威、姚佩兰；第五代是学生、子侄的孩子辈。本课题采访的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应该属于第二代和第三代。

我读了这本访谈录，深感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首先，这部访谈录，开始于1980年代，这种口述史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具有开创性。虽然收录的访谈对象只有31位，但涉及的留美科学家不下数百人。访谈录叙述了受访者出国前后的情况，在美国争取回国的经过，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受访者大多已经逝世，少数在世者现在都已年迈体衰，也很难再接受访谈了，使得这些资料尤为珍贵。整理者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背景资料，为数百位留美科学家做了注释和简介，积累了整理口述史的宝贵经验。

读了访谈录，我深深地为这些科学家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而痛心。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应该牢记这些惨痛的教训，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不让“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和暴行重演。这样做，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王德禄的这本访谈录，访谈的对象限定为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其实，在1950年代以前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中。有许多是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国防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仍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些科学家在世者已屈指可数，访谈本人已没有可能了，但我们还可以访谈他们的子女、学生，抢救史料。王德禄原来访谈过的孟昭英、傅承义、褚圣麟、袁翰青、卢鹤绂（他是我的老师）都是1950年代前回国的留美科学家。彭桓武是留英的科学家，我看过这些访谈录，觉得极其珍贵，本书没有收录，我深感遗憾，希望能够在别处尽快发表。至于1950年代以后没有回国的留美华裔科学家，人数比归国的要多得多。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从台湾、香港有大批华人留学美国，他们中也有很多人留在美国。祖国改革开放后，又有大批学生和学者留学美国，在1989年后，有很多人也定居在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科学技术最先进、工农业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地位，大批美籍华裔科学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留美华裔科学家，大都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的感情，在中美恢复交往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通过回国讲学，合作研究，建立研究所，介绍中国学生及学者到美国留学、研究、访问等，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国科学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大破坏以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贵的帮助。所以，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王作跃已经开始紧张地工作了。王德禄通过近年来关于硅谷与中关村的研究，发现留美华裔科学家是联结这两个高科技开发区的主要人脉，所以这也是对留美华裔科学家的研究的继续。我虽对留美华裔科学家这一课题很感兴趣，但已经年过八旬，垂垂老矣，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配合了。

从本书可以看出，当年不怕艰险，想尽办法争取回国的留美科学家，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后又到美国定居了，有的把他们的子女甚至孙儿都送到美国留学，让他们在美国定居、工作。现在，留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已经多于回国服务的留美科学家了。我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家共有兄弟姐妹11人，有6人入了美国籍，2人拿了美国绿卡。我们的下一代，即我的子侄辈，共有23人，其中有16人是美国籍，1人拿美国绿卡，加上他们的配偶，人数就更多了，他们大多是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孙辈是美国籍的就更多。我估计，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不在少数。因此，提倡研究华裔留美科学家，我有一个潜在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些留美华裔科学家和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忘了共同的来自中国的“根”，要努力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万世开太平”。要竭力防止中美两国在一些霸权主义者、黩武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者的误导下，因为一些利益的冲突或认识的分歧发生战争，出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可悲场景。“战争无赢家”，战争只能给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中美两国的炎黄子孙，我爱你们（我爱大洋彼岸的亲人，也爱祖国勤劳善良的同胞），但是，你们可要警惕啊！

当年我们共采访了近50位科学家，他们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非常有耐心地给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基本书受访者定位在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身上，出于编辑的需要，我们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了选编。有很多受访人的口述没有被纳入本书，这是非常遗憾的，我想以后有机会总会把这些科学家的资料整理出来，公布于世。在这里，向这些科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口述历史最难整理的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访谈。记得我在1988年11月16日采访徐璋本时，他几乎总是答非所问。我和杜开昔在他家里谈了两个小时，但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开始我有点不解，后来又觉得他的思维可能不太正常了，很同情他，心里感到很郁闷。最近我看到谢泳写的《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才知道，徐璋本在监狱里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在被关押期间一有政治运动他便装疯卖傻，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当他看到我和杜开昔去采访他时，他面对一个外国人到他家采访，实际上可能心里很担心，也就依然采用了答非所问的应对方法，这或许就是他的那种自我保护吧。

从采访到整理出版，事隔20余年，为了得到当年受访者的审查和认定，我们又开始了一次难度很大的寻访，在此过程中，也就有了许多使我感动和感谢而不得不说的人和事……

寻找罗沛霖院士比较顺利，他因病住院，由其夫人杨敏如女士替他审阅了采访稿。这也是我们最先完成的一份定稿，以《罗沛霖：党派我去留学，我要对得起党》为题，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2011年第1期上。据罗老的家人讲，他得知文章已经发表后很高兴。2011年4月7日．罗老不幸因病去世。

在寻找王启东先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叫王天俊的留美博士写了一篇回忆第一代庚款留美学生王琎的文章。王天俊在文中称王琎是他祖父，王启东先生是他叔叔。我们与王天俊取得联系，进一步联系到王启东先生之子王宇平，请王宇平把采访稿转交给王先生审阅。

寻找谢毓章先生，我往他清华大学的家中打了很多次电话，总是无人接听。我大学时的系主任乐光尧教授的夫人黄敏南，是国民党著名中将黄维之女，清华大学退休物理教师。黄老师不辞劳苦，专门跑到清华大学四处询问，终于得知谢先生住在北京东郊的一所老年公寓，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可以会客。我们约好2011年3月16日前往拜见，不巧那天我临时有事，只好让程宏和高颖代为看望。谢先生已经不能审稿，但是精神很好，回答了部分问题，好在我们获知了他女儿谢玫在美国的联系方式。谢玫审阅了采访稿。两个多月后的5月29日，谢老不幸病故。

寻找李敏华院士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但是我们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很难审阅文稿。后来，我们获知吴仲华在国内的外甥、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郭长铭教授的联系方式，于是请他代劳审阅了采访稿。

2011年4月23日，颜鸣皋院士在武警总医院接受了我们的探视。他行动不便，但是能会客，能阅读，思维清晰，只是记忆力稍有衰退。他是我20年后第一位回访的留美科学家，也是这批受访科学家中对文稿审阅修改得最仔细的一位。

最有意思的是李恒德先生，我们把采访稿寄到他家里，随后电话询问他的意见时，他竟然说“这怎么看来不像我说的话”。细细想来也不奇怪，李恒德先生当年在接受我采访之后，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文章，特别是近十年来发表了很多经过细心雕琢的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最早接受我的采访的录音谈话，发现在语气和用词方面有一些差异。清华百年校庆后的5月6日，我去他家中拜访了他，他对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感到很高兴。－

寻找王守武院k时，先是由半导体所负责院士文集整理的何春藩先生审阅了采访稿。通过他了解到王先生已长期居住在美国，还给我们提供了其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我们与王先生联络，由于他年事已高，沟通困难，他建议我们与他同在加州的女儿王义格联系。我们请王义格把采访稿转送给王老审阅。

寻找余国琮院士时，通过他的助手刘伯潭送去了采访稿，他很快做了审改，并提供了几张老照片。

寻找师昌绪院士时，正值他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活动很多，未得面见，他让秘书返回了修改稿。

得知陈茹玉院士已经不能审稿了，通过秘书联系到她的儿子何振民，帮助审阅了我们的采访稿。另外，何振民还帮助联系到了何炳林先生的弟弟何炳桓，给我们提供了若干张照片。2012年3月11日，陈老不幸因病去世。

寻找何国柱先生时，颇费周折，最后是陈荣悌先生的弟弟陈昌亚先帮我们联系上了何先生的弟弟，最后辗转找到其两位子女，将采访稿电子版送给了在113金山的何先生，何先生阅读后打来越洋电话，非常高兴，说没有意见。

对于已经过世的受访科学家，我们已经联系到一部分人的亲属、学生和研究他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