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旧中国的大上海，离家后的几十年中先后辗转于法国、德国、中国的重庆和昆明、美国，直至来到北京，人生轨迹围着上海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他，中年时冒着内战的炮火“回国迎解放”，在晚年岁月里，他却平凡、淡然，俨然世间隐士。
他，早在抗战期间就完成了被称为“1949年之前中国民法学的绝响”的法学著作，多年来却被误认为“没有著作的法学专家”。
他，“逍遥法内”，首倡创立了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两门新学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格局，自己却“甘愿藏在学科的背后”，提携后进。
他，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对于曾经的苦难和不公，却始终颔首无言，只有淡然的微笑……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法学第一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芮沐先生。
申城拨浮云 习法护公平
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变革。封建王朝的基座已然分崩离析，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各地的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浙江吴兴，有一户姓芮的纸商，把江西的纸张贩卖到浙江、上海，随着生意规模逐渐扩大，举家搬到了上海郊区的南翔镇。1908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十七，芮家第三个孩子呱呱降生，父母为其取名“芮敬先”。“芮沐”是他自己后来改的名。
芮沐的母亲跟随丈夫在上海做生意维持生计，只得请了保姆照看8个孩子。芮沐的父亲尽管每天忙于生意，却非常在意对子女们的教育。
当时的上海，外国租界林立，各种层次的西式学校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而纷纷开设。
在法租界的浦东小学，芮沐完成了小学学业，随后到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念书，后又转至圣芳济学校，这为他在英语和法语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上中学和大学时，学校的神父又教他拉丁文，所以芮沐还有一定的拉丁文基础。
在学校，天资聪慧的芮沐如鱼得水，各门功课学得熟练精通，游泳、滑冰、足球、击剑等各种运动都深深地吸引着芮沐。每天，他都拿出一两个小时进行体育锻炼，原本赢弱的体质也慢慢强健起来。
近代历史上，生活在上海的市民曾经承受过异常深刻和痛苦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频繁的成败中，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忧患和绝望，但在这种环境中也养成了一种追求进取、克勤克俭、尊重知识、精于谋略的现代市民素质。上海人的这种市民意识，有来自江南和其他地方的小市民意识、士大夫意识和农民意识，也有从上海租界潜移默化而来的西方市民意识。
年轻的芮沐也深受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影响，各种文化、意识的交汇，给他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1927年，19岁的芮沐中学毕业后，考人教会学校震旦大学文学专业。1930年夏，芮沐从震旦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由于法语好，芮沐未经考试便被巴黎大学录取，专业为法律。
关于为何选择法律专业，芮沐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讲道：二哥的含冤早逝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学习法律的念头。芮沐在读大学的时候，二哥在租界被外国人殴打致死。在被外国人控制的租界，根本没有中国人讲理的地方，二哥的死也就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外国租界的中国人打不赢官司并不奇怪：中国人打官司必须通过一个叫做“Mixed Corert”的机构——中文称做“会审公廨”。这是一个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联合法庭”，决定官司输赢的不是公道，而是国力强弱。其章程规定，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外国领事可派员观审。如此一来，中国人打官司很少有赢的可能。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年轻的芮沐心中会造成怎样的触动。自此他就有了改学法律专业的想法。他期望学好法律，用法律去捍卫像他二哥一样的中国人的权利。后来，留学巴黎大学时他坚定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在巴黎，芮沐更加深入和系统地接触欧洲文化和思潮，而德国深邃的文化和先进的教育理论使他心驰神往，在以“tr色s bien”(很好)的成绩——这对法国学生来说也是很难得到的成绩——拿到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芮沐先生萌生了去德国深造的念头。
1933年，芮沐进入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法学家弗里茨·冯·希佩尔(Fritz yon Hippel)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芮沐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精华，阅读了大量民法、国际法方面的书籍。在希佩尔教授的指导下，1935年，芮沐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实证法和自然法的关系》，受到了导师的肯定，被评为“优秀”。时隔52年后的1987年，芮沐偕夫人周佩仪重返法兰克福大学。在欢迎仪式上，学校授予他“金博士”荣誉称号，嘉奖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在学术和教育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
纷乱多辗转 回国迎解放
1935年，芮沐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在遍游欧洲之后，带着对祖国无限的憧憬，芮沐坐上了从汉堡开往中国的客轮，人生的新篇章也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
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一再衰落。1931年，东北三省沦落；1937年，华北又失陷于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惨遭日军屠城……四万万中国军民一退再退，直至退守大后方，把重庆定为战时陪都。
1938年，芮沐受聘于重庆中央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外国民商法”和“国际私法”等课程。
在重庆，芮沐结识了一生的伴侣周佩仪。周佩仪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开明、殷实的商人家庭，自小接受严格的教育，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大)，知书达理、端庄典雅。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周佩仪被迫回家乡借读；后来，金陵女大迁往成都华西坝开课，周佩仪从长沙前往成都复学。途中，周佩仪在重庆表哥家暂住，邂逅了表哥的好友芮沐。年轻的芮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饱满的额头下略显峻瘦的脸庞，眉宇之间透出一股英气，给小他9岁的周佩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成都地处平原，每遇轰炸没有防空洞可藏，只能就地找隐蔽处躲藏，十分危险。表哥和几个在重庆的堂姐经常写信给周佩仪，要她到重庆去读书。芮沐也写信给她，提醒她注意安全。
不久，周佩仪来到重庆，转学就读于由上海迁至北碚的复旦大学，与芮沐接触也多了起来。在周佩仪眼中，芮沐虽然话语不多，却十分有神采；为人很平易，丝毫没有架子，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球，和同事们演中、英语话剧，和他交往十分惬意。在1940年7月14日——芮沐生日这天，他和周佩仪喜结良缘，证婚人是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
尽管身为大学教授，但芮沐几乎没有什么家当，更不要说积蓄，两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生活的拮据并没有影响两个年轻人的幸福：他们经常结伴爬上“云顶烟云”的歌乐山，坐在江边的堤岸上看着过往的船只……
然而，随着前线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重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政府当局也加紧对言论的控制，让生性耿直的芮沐倍感压抑。
有一天，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芮沐：“为什么有人说解放区不好？至少那里不会物价飞涨。”芮沐从报纸、朋友处了解的解放区情况确如学生所说，但身为教员，若是鼓励学生的这种对解放区的同情，定会遭当局打压。沉思了好一阵，芮沐才回答：“哪里好、哪里不好，你们自己会看得出来，会有判断的。”
即便谨慎有加，芮沐还是被人告发，被学校解聘，罪名为“包庇学生反动言论”。当时，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术空气较好，吸引国内众多学者前往任教。1941年初，在朋友的介绍下，芮沐举家搬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芮沐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将自己在法国、德国所学的法律理论加以系统梳理，并对照清末、民初的法律体系，在教学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心得。
这期间，为了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相联系，芮沐在授课之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所得收入则大部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学生。这一点被他的学生李模牢记在心，并在自己的从业生涯中终身力行。李模，字祖敏，1949年后在台湾官至经济行政主管部门的次长，著有《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他曾在芮沐的著作《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一书的后序中被提及，他承担了该书的部分“誊录及整理工作”。李模去世后，其妻李许婉清将《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的影印本转交给台湾三民书局，于2002年10月出版。她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芮师当时自国外进修归来，一面任教大学，作育人材，一面自设律师事务所，服务人群，执业所得资助有需要的学生……外子(李祖敏)有幸，立雪程门，得益良深……时时慕述芮师风范，且自我鞭策，自我期许，希望能一步一脚印随趋恩师足迹……”后来，“他(李祖敏)自出国进修后，回国执教，并设事务所，以所得嘉惠学子，都剑及履及，一一做到……”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昆明物价飞涨，政治形势也日益反动和黑暗。血气方刚的芮沐常发表不满现实的言论，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5年上半年，在一位美国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芮沐接受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邀请，带着妻子和刚满1岁的儿子芮太初离开了动荡不安的中国，到该大学做法律系访问学者。
刚到美国，周佩仪为了补贴家用，把年幼的孩子寄放在托儿所，只身到纽约华侨学校教授中文，还到某公司做文秘。芮沐更是惜时如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不久，芮沐受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之邀，到两校任教；同时，妻子的收入也日渐稳定，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安顿了下来。
可是，这种令许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又中断了：1947年夏天，芮沐做出了令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不解的决定——回国！
在当时，大多数人躲避战乱还来不及，芮沐却要回到战火纷飞的国内，妻子周佩仪也很不理解，试图说服他打消回国的念头。芮沐不为所动，他说：“我出国不就是因为不满反动派的统治，才来到美国的么？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解放全中国，正义之师已经兵临城下，北平解放在即。你不走我自己走，我要回去迎接北平的解放！”
芮沐很快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简单收拾了行李，只身匆匆离开了纽约。
当时，纽约没有开往中国的客轮，芮沐只好辗转到西雅图。可当芮沐赶到那里时，客轮刚刚开走，而下一班何时出发还是未知数。由于离开纽约匆忙，随身所带的钱不多，40岁的芮沐只得挽起袖子，靠在餐馆刷盘子、为别人做文书维持生活。在西雅图滞留几个月后，芮沐才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
时隔数月后，周佩仪带着儿子在北大教授许宝騄的帮助和陪同下，于1947年冬从美国回到国内，与芮沐团聚。每每谈起这段往事，周佩仪不禁唏嘘：多亏了许先生，否则按照后来的局势发展，一家人就要被大洋阻隔几十年啊！
在塘沽，芮沐一家喜得团圆。但是，在回京的路上，却遭遇了毕生难忘的一幕：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交战双方在天津、廊坊一带屯兵对峙，时有交战；就在去北平的火车上，警铃突然大作，芮沐和周佩仪赶紧和车厢内其他乘客一样趴在车厢地板上，用身体紧紧地护着孩子，躲避流弹。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芮沐当年的激情和壮举，与他相濡以沫的人——年过九旬的周佩仪至今仍平静而坚定地表示“他让我很佩服”。
命运就如同一条河流，不经意间的一个弯道、漩涡便构成了人生旅途上的变数。芮沐的人生航向注定在1947年出现一个大大的转弯，伴着骨子里的那份正义感和勇气，伴着对于光明的追求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芮沐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仿佛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随风吹拂，四处飘扬，最终落在了生育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生长，这一落就是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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