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生于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1529)。这一时期，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内部以及民族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尖锐。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王阳明的影响很深。

本书以行云流水的笔法再现了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王阳明的传奇一生。

对于心学，本书作者见解独到，精辟深刻，发人深省。

少年才俊，但仕途受挫，便一心向往成圣成贤。曾在佛道之间徘徊，终在儒学中顿悟。虽蒙受陷害，被贬龙场，但意志不消沉，仓协书院，收徒讲学。得朝廷委任，平定叛乱，显示了军事与组织才能。王阳明，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实践者。他的心性之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聪明伶俐的少年、满怀抱负的青年、坎坷不平的中年、老当益壮的晚年，他的一生凝聚了一个大儒的风范。

一、生平与思想演化

二、心与物

三、致良知

四、德性与良知

五、万物_二体

六、知行合一

七、良知与名言

八、心学与晚明思想

九、明清之际的心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祖籍浙江余姚，自其父亲这一代开始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曾修学讲论于越城附近的阳明洞，由此获阳明之号。

哲学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尽管他们的思想可以“极高明”，并产生震撼人的力量，但其哲学的沉思却常常伴随着宁静单一的书斋生活。相对于这一类的学院哲学家，王阳明的一生显得颇不平凡。作为哲学家，他固然有过龙场悟道之类的哲学沉思，但这种沉思并非完成于宁静安逸的书斋，更多地是以种种的人生磨难为背景。从早年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到晚岁的哲学总结，王阳明的哲学历程与其曲折的人生旅程处处融合在一起。

王阳明的祖先常被追溯到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这种谱系是否可靠，现在已不易考定。王阳明的六世祖为王纲。王纲(1302～1372)在明代初年曾由刘伯温推荐，出任兵部郎中，后升为广东参议，1372年因苗民起事死于增城，明廷特建祠加以表彰。这位先祖无疑让其后代引以自豪，其忠烈节义对后代们产生了绵绵不断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王阳明受命安抚广西，在归途中特意绕道增城，拜谒了其先祖的祠庙。历史仿佛有意安排王阳明去继续其先祖的未竟之业，而二者的归宿似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光虽然逝去了一个多世纪，但先祖的精神感召却依然存在。

相对于六世祖，祖父王伦对王阳明的影响无疑更为切近。王伦早年便熟读经史，对《仪礼》《左传》《史记》等研习尤深。其学识德行在浙东、浙西十分有名，人们往往争聘他教授自己的子弟。王伦为人淡泊名利，旷达洒落，常吟诗于清风朗月之下，时人将其比做陶渊明。他平生爱竹，庭院四周环种青竹，由此得竹轩先生之号。王阳明少时常跟随其祖父王伦，祖父的经史修养及旷达磊落的胸襟，无疑对王阳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伦虽有名士风度，但并不显达。到了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王门的家境开始改观。王华(1446～1522)，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自幼好学。三十四岁中举，翌年以状元及第，并授官翰林院编修。后又任东宫辅导，为太子讲读。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讲学谨守圣门，为人坦诚醇厚，事母至孝。父亲的这种品格和气质，对王阳明早期精神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王阳明生于成化八年(1472)。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出生前一天，其祖母岑氏见天神抱一婴儿，乘云而来。王伦得知此梦，觉得非同寻常，于是以“云”作为王阳明之名，而乡里也盛传此梦，并将王阳明出生之楼称为瑞云楼。这种逸闻不免有其玄秘之处，但在天神送儿的神秘传闻中，却无疑寄寓着王门对这位后代的厚望。

然而，尽管其诞生经过了种种渲染，但直到五岁，王阳明仍不能开口讲话。据说，五岁这一年的某日，一位僧人途经王阳明的住地，见了他便不由感叹：“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以“云”为名，既象征着云中送儿，又意味着彰显了此事。祖父王伦由僧人之言而悟，于是改“云”为“守仁”，王阳明随即便能说话。“守仁”源出于儒家经典《论语》。僧人的传闻当然未必可信，但改名一事则自有其寓意。如果说，以“云”为名表现王伦对天神云中送儿这种玄秘之梦的回应，那么，改名“守仁”则隐隐寄托着认同儒学正道的期望。尔后阳明所接受的教育，也确实主要以儒学为中心。

王阳明开口虽晚，但悟性甚高，曾背诵祖父王伦所读之书。王伦颇为惊讶，询问后方知其孙乃是在听自己平日诵读时默记的。到京师的第二年，王阳明正式人塾学，接受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相对于其他学童，王阳明似乎显得有些早熟，常面对书册，静坐凝思，其所思所想的，又往往是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十二岁时，王阳明就提出，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等事)也就是读书学圣贤，亦即成圣。当然，在少年王阳明那里，如何成圣的哲学问题还具有自发的特点，对“第一等事”的追问，乃是随着其思想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取得自觉的形式。  成圣内在地包含着对天下之事的关心。十五岁时，王阳明便留心边疆事务。此时的王阳明对汉代名将马援甚为推崇，曾梦谒伏波将军庙。四十多年后，王阳明出征广西，归来的途中，虽已重病在身，但仍特意拜谒马援庙，并作诗一首。尽管这时王阳明已年近六十，然而少年时代的梦与诗却依然记忆真切。在重录数十年前旧作的同时，王阳明又深有感慨地赋新诗二首，其中一首的开头为：“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四十年前的梦境与四十年后的实境之间的近似，似乎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多少表现了早年追求与晚岁境界的某种一致。

自南昌返回余姚后，王阳明开始了对“第一等事”多方面的沉思。这一时期，阳明极为勤勉，日间与诸生相与论析经义并准备举业(科举考试)，夜晚则广读经史子集，常持续到深夜。苦读如此，当然绝非仅仅为了科举的成功。事实上，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王阳明的真正兴趣所在乃是“第一等事”(成圣)。

王阳明曾对朱熹的理学产生过兴趣，并对其思想颇下了一番工夫。朱熹以为一草一木，兼含天理，格物即推究事物的道理，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根据朱熹的格物之说，王阳明曾与一位钱姓的朋友一起面对亭前之竹，以格(推究)其中之理。钱氏早晚默坐，竭其心思，到第三天，便劳神成疾。王阳明开始还以他这位朋友精力不足，但自己坚持了七天后，也终于因耗神过度而病倒了。对朱熹格物方法的身体力行，不仅没有使王阳明得到任何收获，反而以致疾而告终，这种结果不能不使他对朱熹哲学产生某种怀疑。从理论上看，青年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如上理解是否准确，固然颇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种理解中，已蕴含着尔后他与朱熹分歧的契机。

格亭前之竹的失败，固然使王阳明对朱熹哲学有所怀疑，但当时的他并未就此与朱学分道扬镳。在一定程度上，王阳明还将格竹毫无成效归之于自身天赋有限，认为自己涉猎虽广，但未能循序以进，故所得甚少。于是，他又按朱熹的方法，循序而进，苦读深思。然而，这种方法虽使王阳明在义理的理解上有所长进，但却未能使其理解理与心的统一问题，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如此反复潜心苦思，使得王阳明又一次沉郁成疾。循沿朱学所导致的这种结果，无疑加深了王阳明对朱熹哲学的怀疑，并促使他寻找不同的探索方向。

进士及第后，王阳明来到了文化中心——京师。当时的文化界，正是明前七子活跃之时。前七子的领衔人物是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等，他们以复古为旗帜，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反明初台阁体，在文坛颇开风气。也许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王阳明此时也十分倾心于诗文创作，并与李、何等“以才名争驰骋”。李、何辈在当时已是文学界名流，王阳明能与之驰骋争先，足见其文学造诣已达到相当境界。

不过，尽管王阳明已可与李、何等辈在文坛上一较高下，但彼此的旨趣却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述，王阳明虽泛滥于辞章，但并不自限于此，诗文创作与审美活动在王阳明那里总是关联着求道的过程。王阳明一生留下为数可观的诗与文，它们记录下了他探索“第一等事”的心路历程，也映现了他内在的情感世界。尽管后来王阳明不再唱和于文坛，但他始终没有忽略艺术对德性的陶冶作用。直到晚年，王阳明仍然认为，志于道与游于艺并非不相容，道如住宅，艺则是对住宅的文饰和美化，一旦志于道，则游于艺便有助于德性的培养。

根据《年谱》记载，王阳明疏离辞章之学后，曾于1502年告病回越，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导引在当时主要属道教一系的修行方法，阳明潜心于此，显然表现了对道教的某种认同。事实上，早在1488年，王阳明就开始对道教产生了兴趣。这一年，王阳明到南昌完婚，举行婚礼这一天，他信步走人一个名为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静坐榻上，便向其请教有关养生之论。听了道士的解说后，阳明若有所得，于是与道士相对而坐，直至破晓。铁柱宫的这一番经历，也许是王阳明接触道教的开始，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阳明不时对道教心向往之。

在阳明日后的教法中，我们似乎仍可隐隐地看到道教对他的影响。

1498年，王阳明依朱熹之教循序读书，不仅所得甚微，而且郁思致疾，苦闷彷徨之余，又与道士谈养生。此时，距铁柱宫之行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王阳明的思想较十年前无疑更为成熟，因而这种举动显然不同于少年时代的偶然冲动。三年后，王阳明奉命至江北审查案件，事毕，便前往九华山观景览胜，沿路止宿于无相寺、化城寺等处。当时，山中有一位道士叫蔡蓬头，善谈仙道，阳明慕名前去拜访。然而，尽管王阳明礼节周到，但蔡蓬头却似乎不愿与阳明深谈，只是一再含糊其辞地说“尚未”。在王阳明的一再恳请下，蔡蓬头才说：“你终不忘官相。”结果二人相视一笑，就此道别。蔡蓬头的评语颇有意味，官相似乎象征着儒家的圣王境界，“不忘官相”背后所隐含的是未能忘怀儒家的圣王之境。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心态确实较为复杂。宋儒的理论进路固然扦格不通，但成圣的志向却又难以放弃；遗世人山诚然有其吸引力，但归隐山林又与平治天下相冲突。蔡蓬头的那一番话，有意无意地触及了阳明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矛盾。

然而，对王阳明来说，道教对他来说毕竟非“正道”，因而难以满足他对“第一等事”(成圣)的追求。相反，极具人伦关怀的他即使在出世意向萌发之时，仍无法忘却对父辈与祖辈的责任。在儒与道的这种冲突中，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不难看出，王阳明对“第一等事”的追寻，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儒家的人伦原则，而对他来说，这种原则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

与出入道教几乎同时，王阳明亦常常游心于佛家。1501年，在审案完毕游九华山期间，他不仅接触了不少道教中的人物，而且与佛家禅师也有交往。他有时甚至留宿寺院，在清风朗月下与猿鹤同听和尚唱偈念佛。此情此景，本身便颇有点禅的意境。遇到熟悉佛教历史的老僧，则与之共话禅家旧事。即使在归越养病期间，王阳明亦常往来于佛寺，有时甚至借居禅房。这里无疑隐含着某种超越的追寻，不过，相对于理论上的契合，诗境与禅意的呼应在此处显然占了更多的比重。如同对待道教一样，王阳明似乎并未完全在“道”的层面上达到与佛家的认同。

王阳明与佛家的如上关系，使他很难自限于佛家的境界。随着与道教的疏离，他对佛家的怀疑也逐渐增长。1503年，王阳明在杭城养病期间，曾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刹，其中一寺中有位和尚，坐禅三年，既不开口说话，也不睁眼视物。一次，王阳明对这位禅僧大声喝道：“你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人为之一惊，于是睁开双眼，并开口说话。阳明问他家庭状况。回答是：“有母在。”曰：“思念否？”对曰：“不能不思念。”王阳明由此以爱父母的天性开导他，“僧涕泣谢”。第二天，这位坐禅三年的和尚便离开了寺院。这似乎是一场儒佛之间的交锋。王阳明以儒家的人伦原则克服了道教的“离世远去”，也以同样的原则唤醒了沉沦于禅境的佛界中人。尽管他对禅僧的开悟运用了近乎机锋的方式，但它真正的象征意义却在于告别佛家。

在对“第一等事”十余年的探讨思考中，王阳明广涉宋学、兵家、辞章、佛老，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出发点：“第一等事”依然被归结为如何成圣。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返归。较之十二岁时“学以成圣贤”的自发意向，王阳明经过多向度探索之后的立志成圣之学无疑具有更深刻与丰富的内涵，而如何成圣作为“第一等事”则相应地获得了更自觉的定位。在出入于各家诸派的过程中，王阳明固然力求博采众说而超越之，但这一时期的多方面涉猎，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其以后的思考。

1505年，王阳明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这一年，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登基。当时，武宗年仅十五岁，朝政控制在内官刘瑾手中。内官专权导致了朝政的昏暗，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于是刘健等联名上疏，要求罢免刘瑾。但结果是刘瑾地位安然未动，刘健却被革职。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等上疏力主重新起用刘健，亦以“忤旨”的罪名被解京下狱。王阳明时为兵部主事，深知当时内臣弄权的政治形势，也十分清楚一旦触犯刘瑾辈将会导致何种结果，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抗疏直谏，要求对言官加以宽容。尽管此疏在内容上只涉及戴铣等人之狱，但其锋芒却同时针对制造冤狱的权臣，因而自然难为刘瑾所容。疏一递人，即被刘瑾矫诏廷杖四十，随即下狱，不久又被发配到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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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l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备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日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编委会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