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说骂、沉默、真话、废话……52位名家笔下的说话艺术，79篇关于说话的经典记忆，说话的讲究既然这么大，贤达之士，能不慎乎!本书告诉读者话亦有道的真理。

说话是坚实的基础，说骂与沉默可说是其两极，废语是其无节制的延续，真话乃其立命之根本。真要一册在手，细加揣摩，不难穷究此中的玄机。说话的讲究既然这么大，贤达之士，能不慎乎!

序言

说话

沉默

废话

编生赘语

一句话，一句格言，都能影响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千五百年前，离尼泊尔不远的地方，路上有一个乞丐死了，尸首正在腐烂。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叫Gotama，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不知穷苦的，他一看到尸首，问这是什么?人说这是死。他说：噢!原来死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能不死吗?这位贵族少爷就回去想这问题，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想了几年，出来宣传他的学说，就是所谓佛学。这尸身腐烂一件事，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飞机在莱特兄弟做试验时，是极简单的东西，经四十年的工夫，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点行为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学堂讲话，讲的内容很荒谬，但他的O字的发音，同普通人不一样，是尖声的，这也影响到我的O字发音，许多我的学生又受到我的影响。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到一外国人家去，出来时鞋带掉了，那外国人提醒了我，并告诉我系鞋带时，把结头底下转一弯就不会掉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又告诉许多人，如今这外国人是死了，但他这句话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顶小的事情到顶大的像政治经济宗教等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看不见，影响还是有。在孔夫子小时，有一位鲁国人说：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最伟大的人格，像耶稣、孔子等；立功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立言包括思想和文学，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朽的。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看得贵族化，要看得平民化，比如皮鞋打结不散，吐痰，O的发音，都是不朽的。就是说：不但好的东西不朽，坏的东西也不朽，善不朽，恶亦不朽。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

P2-3

我这一生，功业未立，声名不显，若寻究原委的话，只有一条，就是口才太好了。十几年当教员，不管上什么课，前脚踏上讲台，不等后脚提上来便开讲，一股清泉，汩汩流淌，下课铃都响了，还要翻它几个浪花。上我的课，不用维持秩序，学生们只有惊异，这家伙怎么有这么多话!  

当了作家，按说该以笔代口，纸上驰骋，尽显才情，可我不，还是老样子，一有朋友来，聊天吧，过瘾吧。这还不算，只要有演讲的机会，天大的事都能搁下来。说好讲两个小时，不超出半个小时停不下来。有朋友说，看你到了两小时的时候像是要停止的，我说，是呀，那半小时是惯性运动，想停停不下来呀。一个爱说话的作家，再勤奋会有多大的成就?

如果把我平日的谈话、演讲录下音整理成书，肯定比我写的书要多得多，也要好得多。  

大半辈子过去了，到了腰弯背驼、血气两亏的时候，才悟出这个理儿，迟了，早就迟了。若不是这么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而是拙于言，甚至是个结巴，该有多好。

看书多了，知道那些大有成就的，几乎都是口才不怎么好的。比如史学家顾颉刚，是个结巴子。一代通才梁启超，也有结巴的毛病，讲到什么说不出来，急得直敲脑袋，一敲还真的就能敲出来。哲学家冯友兰，据他的学生说，平日说话略有些口吃，讲课也就不难想见了。文学家朱自清，平时不结巴，一着急就结巴起来，而他讲课是常常着急的。我上大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跟我们说，真正的英国绅士说话，都是磕磕绊绊的。《围城》里的人物，一言以蔽之，男人无口才，女人无相貌。唐晓芙是个例外，却是全书中最不协调的一个人物。陈道明饰演方鸿渐，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演出方的笨嘴拙舌来。方是个心里透明而怯于表达的人物，作家写得那么流畅，那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一成了人物自身的夸夸其谈，也就不是钱氏笔下的方鸿渐了。

说话磕绊，乃至结巴，对一个男人，尤其是对一个成功的男人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想想吧，你和他说话，他哼哼叽叽说不出来，这时候，着急的不是他而是你，而人一着急，露出的肯定是窘相。他那里缓急有序，你这里满脸窘色，尚未交谈而高下已判。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的战略。  记得前些年，参加一个本不想参加的会议，不知怎么动了邪念，装起结巴来。那效果简直是妙极了。有位老先生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是吭哧吭哧老半天说不成个样子。第二天听朋友说，这位老先生过后把我夸了又夸，说韩某人文章写得那么好，而说话那么不利索，真了不起啊。在他看来，会说话的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天经地义，毫不稀奇，说话不利索而能写出好文章，那才真是满腹经纶，倾于纸表呢。细想也是的，有缺点比衬着，优点自然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是一句老话，说的是不为时势左右，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委屈了自己。我看不妨把这句话作为对口才好的人的一个提醒。该说不该说，要根据具体情况，是表现还是隐藏，主意要自己定夺。人生在世，要藏的不光是短拙，某些时候，优长也要藏起来。处处显示自己的优长，老了必然是像我一样，平生事业空白许，老大无成徒伤悲。

姚宏越先生编了这本《话亦有道》，看过篇目，感慨良多。反躬自责，已如上述。再就是，难为他能想到这么个题目，能有如此丰赡的搜罗，编排更具匠心。说话是坚实的基础，说骂与沉默可说是其两极，废语是其无节制的延续，真话乃其立命之根本。真要一册在手，细加揣摩，不难穷究此中的玄机。

说话的讲究既然这么大，贤达之士，能不慎乎!

这本书的诞生，说起来应该感谢一位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诗人。此前，我虽然也受了新文学影响多年，还编了两年教人说话的刊物，但却从未考虑过将新文学与“说话”联系起来编一本书，直到一次逛旧书市时买下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中的《朱湘》一集。

今天知道朱湘的人已经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他以诗人名，却没有写出能够打动大多数今人的诗句。这种情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很有一些例子，比如李健吾，若早早便以批评家名，也不至于得到现在的冷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诗人的称号对朱湘来说再合适不过，这个1920年代的清华学生，在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几年后(1933年)，毅然决绝地投入了江中，据目击者说自杀前还朗诵过海涅的诗，终应了自己的诗篇“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诗人之死，无论何种结局，也许都不让人觉得欷歔，但是如果你曾读过朱湘与妻子霓君生前的通信，你一定还是会慨叹运命的无常。

罗皑岚曾说：“如果有人问我，文学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我可以马上回答说，我顶喜欢书信和日记，但也有一个附带的条件，那便是写这书信和日记的人，生前没有存着要印给大家看的心思。如果存着这样的心，他无形中便把真情藏了一半，读者能看到的，不过是他那副摆给观众欣赏的面具而已。”但是，胡适之的日记可能存着印给大家看的心思，朱湘的书信则是没有一丝旁枝的目的，他只是想用这些文字去爱抚、安慰一个他心爱的姑娘。爱情的悲剧无法避免地落在了诗人头上，“说话”的悲剧也成了诗人生命中的无法承受之轻。

朱湘的《说说话》也许不是一篇关于说话的最漂亮的文章，却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典型的意义。用朱湘自己的话讲，他是一个口齿极钝，连普通的应酬都不能够对付的人，却偏偏也要站出来谈说话。无独有偶，语言学家王力也是这样一位无法温饱却出来给人上课的人。在《说话》中，王力写道：“说话比写文章容易，因为不必查字典，不必担心写白字；同时，说话又比写文章难，因为没有精细考虑和推敲的余暇。基于这后一个理由，像我这么一个极端不会说话的人，居然也写起一篇‘说话’来了。”两个不会说话的人，不约而同地谈起了说话，看来，人不仅有说话的欲望，而且还有说说话的欲望。

如果说说话是一种欲望，那么它肯定与教别人说话无关，否则你就会觉得王力、朱湘之流是那些在各种讲座里夸夸其谈的骗子。当然，这些作家诗人愿意将自己的说说话拿出来发表，也肯定不仅仅是满足私欲的最后一个环节。因为在他们看来，说话太重要了。否则古人也不会留下那么多与说话有关的成语、俗语，比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刀子嘴豆腐心，话不投机半句多，言多必失，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人之言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会说话，在学校讨老师同学的喜欢，在单位受领导同事的欢迎，就连找女朋友也远比那些笨嘴笨舌的天生就该当光棍儿的容易。如那爱哭的孩子有奶喝一样，甜嘴的人不会吃亏，简直就是真理。甚至，说话已经与人类的本质产生了联系，孙绍振先生就在文章中说过：“有一种新学说，说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是会说话，用声音符号来唤醒经验，象征意义，达到交流的目的。这个说法可能更加有道理。”

说话太重要了，但是，一定还有但是。还有比说话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的心灵，比如人的良知，比如人的友谊，还比如爱情本身。否则贾宝玉就一定不会在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选择前者。所以，编这样一本书的目的，只能是通过这些涉及人的本质的文字，来表达编者的一点点认识，因为在编者看来，说话和说说话是能够反映人的心灵、良知、友谊和爱的。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关于这本书的编选。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民国时期的作家，这里我想引用谢泳先生在《学术史分期的当代意义》中所述的一段文字来作为我这种编选界限的理论依据：“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曾在南京办了一次‘民国油画展’。后来我在太原见到了这次展览的主要策划、著名美术评论家李小山先生，我就问他这个‘民国油画’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