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以其独特的创作技巧，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至今他已发表的长篇小说近十部，中短篇小说上百篇。他的小说以其斑斓的色彩，新奇的感觉，丰厚而独特的意象，推出一个类似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的高密县东北乡的艺术世界，以至有的评论家评论说，莫言就是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是莫言许多文学作品的素材和背景。

本书是莫言1988年创作的一部体现中国作家良知、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力作。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在结构上，这部小说采用民间艺人演唱与正文叙述相结合的互文方式，汹涌澎湃，充满力度。此次出版的为全新修订版。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8年创作的一部体现中国作家良知、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力作。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却不闻不问，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这起被报纸报道的事件促使莫言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35天，创作出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力作。在结构上，这部小说采用民间艺人演唱与正文叙述相结合的互文方式，汹涌澎湃，充满力度。此次出版的为全新修订版。

第二天晚上，高马站在金菊家打麦场旁边的麦秸垛后，焦急地等待着。依然是繁星满天，一钩细眉般的新月，悬在很高的树梢上，闪烁着比星星还要微弱的银光。那匹枣红色的马驹子在打麦场的边缘上嗒嗒地跑过去，又嗒嗒地跑回来。打麦场的南边是一条宽沟，沟漫坡上栽着紫穗槐，一丛一丛的。小马驹有时跑到沟底又从沟底蹿上来。它穿过树丛时，树丛发出嚓啦嚓啦的响声。金菊家亮着灯，金菊的爹——方四叔正在院子里大声说着什么，四婶也不断插话。高马耸着耳朵听，也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金菊家隔壁是高直楞家，数百只鹦鹉在他家院子里叫，叫得人心烦意乱。他家院子里一定是点着瓦斯灯，灯光升得很高，又白又亮。高直楞家养鹦鹉发了财，全村只有高直楞家不靠种蒜薹赚钱。

鹦鹉们用很难听的声音叫着。枣红小马驹摇着尾巴走过来，双眼在朦胧的夜色里闪闪发亮。它从麦秸垛上叼了一口麦秸草，半真半假地吃着。高马闻到麦秸草稍稍带一点霉气的甜味。他转过一半草垛，望着金菊家的大门。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微黄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他举起腕子来看表，手表不带夜光，看不清楚。他估计总有9点了，高直楞家的挂钟瞠瞠地打起点来，他避开鹦鹉们的嘈杂叫声，数着，果然是9点。于是他想起昨天晚上想起的当兵时看过的内部电影《红与黑》里，那个穷孩子于连·索黑尔数着教堂钟声抓住市长夫人手的故事来。

昨天晚上，他用力捏着她的手，她也用力捏着他的手，一直到深夜，张扣的演唱完毕，才恋恋不合地松开。趁着散场的乱劲儿，他悄悄地说：“明天晚上，我在麦秸垛后等你，有话跟你说。”

说话的时候，他没看她的脸，也不知道她听到了没有。白天，他锄地时心神不宁，好几次把青苗锄掉留下了野草。半下午时，他就回了家。找了一把剪刀剪了剪胡子，挤出了鼻子边上的两个粉刺，又用剪刀把牙齿上的烟垢刮了一遍，后来又用香皂洗了头和脖子，吃过晚饭后又找出多日不用的牙膏、牙刷刷了一遍牙。

鹦鹉的叫声令他心烦意乱，他几次踱到金菊家门前，又悄悄离开。

金菊家的大门哗啷一声响，他心跳如急鼓，一只手深深地插进麦秸垛里尚不自觉。红马驹兴奋地飞跑起来，马蹄弹起的泥土打在麦秸垛上，发出的响声把他惊吓得很厉害。

“你又要去哪里？深更半夜的？”高马听到方四婶在吼叫。

“才黑了天，什么深更半夜？”是金菊的声音，听到金菊的声音，他突然感到罪疚爬上了心头。

“你要去哪儿？”四婶还在吼叫。

“我到河堤上凉快凉快去！”金菊毫不示弱地说。

“快点回来。”四婶说。

“跑不了！”

金菊，金菊……高马低声呻唤着，眼睛热辣辣的。昨天晚上一握手，你就让我牵肠挂肚呵，金菊，你太受委屈了。

大门很响地带上了。高马贴在垛后，望着金菊模模糊糊的身影。他盼望着她。她却果真沿着胡同向北走，向那道低矮的沙堤走去。他失望了，刚想跑上去，又怕金菊在跟她娘耍心眼。

金菊……金菊……他把头触在草垛上，眼睛里湿漉漉的。马驹在他身后嗒嗒地跑着，鹦鹉们还在啼叫。在很远的南方的田野里，那个被乌黑的臭蒲草包围着的水库里，虎斑蛙一呼一应地叫着，叫声又闷又瓮，听着极不顺耳。

他猛然想起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溜出兵营与团长的小姨子——一个鼻子很小满脸雀斑的女人约会的情景。那女人扑在他怀里，娇声娇气地笑着。他搂着她，闻到了她身上的狐臭味。他不爱她，但搂着她。他在心里痛骂着自己：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假意跟她好，是想跟她姐夫沾光。后来，我就倒了血霉，这就叫现世报应。

但对金菊我是真爱，哪怕她要我去死我也不会犹豫。金菊，金菊。

马驹飞跑，欢欣鼓舞。金菊贴着墙根，沿着打麦场的边，躲避着星光，走过来了。高马的心脏颤抖着，寒冷袭来，牙齿碰撞，咬都咬不住。

金菊转到麦秸垛后，离高马两步远，立住了，说：“高马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她的嗓子也在哆嗦。

“金菊……”高马感到嘴唇僵硬，说话困难。他听到了自己不规则的心跳声，也听到了自己紧张得像女人一样的嗓音。

他极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

金菊被他的咳嗽声吓坏了，连连倒退几步，求饶般地说：“你，你别出声……”

马驹调皮地在麦秸垛上磨擦着肚皮，还用嘴巴从垛上叼出一束麦秸草，甩在他们面前。

“这里不好说话，我们到沟里去。”高马说。

“俺不去，你有什么话快说吧……”

“这里不好说话。”高马贴着场边往南走。走到沟边上，他站住了，看到金菊还站在垛后。他正要走回去拉她，她已经小心翼翼往沟边走来，于是他伸出胳膊分拨开紫穗槐，走到平坦的大沟底下，回头站定，等着金菊。金菊走到沟漫坡上时，他跨上去一步，拉着她的手把她接下来。

她试图抽出手，但高马紧握着她不放。高马的另一只大手盖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夹在高马的两只大手中间，听任他揉搓着。

“金菊，我爱你……”高马说，“你嫁给我做老婆吧！”

金菊轻轻地说：“高马哥，你难道不知道，我给俺哥换了媳妇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并不情愿。”

金菊用另一只手使劲剥开高马的手，把那只被捏扁了的手抽出来，说：“我情愿。”

“你不情愿，刘胜利四十五岁了，还有气管炎，连担水都挑不了，你愿意嫁给个棺材瓤子？”

金菊呜咽了一声，很响，紧接着便低沉下去。她抽泣着说：“我没有办法……俺哥也四十多岁了……又是瘸腿……曹文玲才十七岁，比我长得俊……”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凭什么为他葬送你自己！”高马大声吼起来。

“高马哥……这就是我的命……你不愁找不到个好人……我……下辈子吧……”金菊捂着脸，往紫穗槐丛中冲去。高马一把拉住她，用力一拽，金菊身子一趔趄，跌在高马的怀里。

P23-26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他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敌，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踯躅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艺儿。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问，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十九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经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

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

的悲剧所在。

小说发表后，许多人问我：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为什么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

我的回答是：这段话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烟斗指点着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因此您查不到——这是狡辩，也是抵赖。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他没说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文学，总是在政治的漩涡里挣扎。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作家们有的为政治大唱赞歌，有的则躲在黑屋子里，偷偷地写他们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张粗略地报道了蒜薹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合适扮演的角色。

说起来还是陈词滥调——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人物、还是我熟悉的环境。书中那位惨死在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也许正因为是人物和环境的亲切，才使得这部小说没有变成一部纪实文学。当时在书的后记里我申明：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现在我还是要申明：这是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人物的钉子。事过多年，蒜薹事件已经陈旧不堪，但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

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天堂蒜薹之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者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这可以理解成职业性悲剧，也可以看成是宿命。当然有一些意志如铁的作家能够战胜情感的驱使，目不斜视地奔向既定目标，可惜我做不到。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

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

莫言

200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