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杨贵同志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六十年代他领导修建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骄傲。只有郑永和同志在辉县的业绩，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不仅未能很好地宣传，反而被埋没了。为了不让英雄埋没，为了让中国人民永记心间，为了弘扬奉公为民的公仆精神，作者特编写了这本有关郑永和事迹的纪实文学。

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主人公郑永和，为辉县山区人民治山治水，脱贫致富的伟大事业耗尽全部心力，于2007年2月16日与世长辞。本书初版完稿于2000年，从那时到2007年年初，是郑永和生命的最后6年。这时他虽年届八旬，却继续在太行山上奔走，为山区人民谋福祉，竭尽全力，做最后的拼搏，真正做到了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不遗余力，死而后已。可惜，郑永和这最后6年的奋斗，没能写进初版书里。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本书在修订时增写了“尾声”一章，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结缘太行山——引子

 上篇：乱局中的一个奇迹——“全国大乱，辉县大干”的历史回顾

一、历史的评说——“辉县大干”的功过是非

 初进辉县：“大干”的热潮震撼我的心灵

 辉煌的业绩却难以报道出来

 郑永和在“大干”中的是非功过(上)

 郑永和在“大干”中的是非功过(下)

 应当怎样评价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上)

 应当怎样评价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下)

 辉县“大干”的原动力不是“文化大革命”

 “辉县治山治水方针”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二、人民公仆的凝聚力——辉县“大干”是怎样“唤起民众”的？

 一个自觉的人民“公仆”

 带着群众干才显公仆本色

 艰苦奋斗在全县蔚然成风

 一群“拉死套”的“老黄牛”(上)

 一群“拉死套”的“老黄牛”(下)

 累死在工地上的公社党委书记

三、愚公的优秀子孙——“大干”中的辉县人民的精神风采

 太行山里“愚公”多

 一群“愚公”组成的治山专业队伍(上)

 一群“愚公”组成的治山专业队伍(下)

 专与高山顽石搏斗的“石姑娘”

 村村寨寨有“愚公”

 下篇：晚霞如火映太行——郑永和人生的又一个辉煌

四、老来重上太行山——郑永和离休后的惊人之举

 “家”在太行小山村

 山民的热切呼唤

 人生的一个大转折

 太行山上的“治虫大学”

 须发渐白山变青

五、愚公不老再劈山——“方山引水”工程的成功与代价

 尖山洼山民的热泪

 贫穷小山村的大志气

 老“顾问”的作为(上)

 老“顾问”的作为(下)

 过于沉重的代价

 情谊山高水长

六、扎根深山谋扶贫——尖山洼扶贫开发的成果与艰辛

 尖山洼：老人们山区扶贫的“根据地”

 为山区脱贫搭桥铺路

 典型示范的力量

 十年艰辛非寻常

七、青山巍巍夕阳红——郑永和人生的最后辉煌

 北干渠：一项未完成的“民心工程”

 郑永和的最大心愿

 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

 万千民众齐奋起

 千军万马再战太行

 青山巍巍水长流

尾声

再版后记

“全国大乱，辉县大干”那段辉煌岁月过去20余年之后，今天终于要动笔来写这段历史，写郑永和与他的伙伴们的业绩了。

20年，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当年出生的娃娃今天也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这是改革开放的20年，一个新的时代大潮在改变着世界。我们伟大的祖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其成就令世界惊异！对郑永和来说，他几经沉浮，已经步人老境，离休多年了。‘但离休之后的郑永和，却又开始了他人生不同凡响的一个新的阶段。他回到辉县，组织起离退休的老干部，当年与他一起带领辉县人民开展治山治水斗争的老伙伴、老部下们，重上太行山，从搞果树病虫害防治开始，逐步发展到治山治水，千辛万苦兴建“北干渠”，把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事业，使他们的人生进入一个更加辉煌的境界。无疑，这部书稿应当充分地写这方面的内容。这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

但是，20余年来，我对亲自经历过、在全国产生过强烈影响的“全国大乱，辉县大干”的那段“往事”，总是难忘。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有这样的感叹，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近几年我每次到河南采访，都听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里群众所说的三位县委书记，是指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

“焦裕禄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杨贵同志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修建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骄傲。只有郑永和同志在辉县的业绩，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不仅未能很好地宣传，反而被埋没了。”

作为新华社在辉县蹲点调研三个年头的一名记者，我总觉得不写出“辉县大干”的那段历史，就是自己这个记者的失职，让“辉县人民干得好”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业绩，无声无息地泯灭，那简直是罪过。

再者，要真正认识、理解郑永和离休后重上太行山的行动的意涵，了解他晚年的思想、情感和追求，也不能不先了解他的过去，特别是担任辉县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大干”的那段历史。改变辉县的穷山恶水，贫穷落后面貌，是他毕生的追求。决心把自己全部心力都奉献于这一崇高的事业，矢志不渝，只要生命尚存，就要继续为之奋斗。这就是郑永和能够在离休之后，重上太行山，再创人生辉煌的根本原因。

还有，更重要的是对发生在“文革”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的“辉县大干”，至今还有不少人存有种种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甚至还有少数人不断发出种种责难。媒体每有关郑永和及这段历史的重要报道时，便有人到处写信、告状，弄得许多媒体也不敢轻易发这方面的报道。我在10年前写这部书稿的初版《写在太行山岩上》时，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时代影响”，在对所谓“敏感”问题进行叙述、评论时，还不能完全放开手脚，不免欲言又止。而那些议论中又确有一些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有些指责违背了历史真相，有些议论出于偏见或误解，有失公道。多年以来，这些问题如同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郑永和及其伙伴们的头上，也压在我的心头。郑永和于2007年春节前辞别了人世。古人有“盖棺论定”之说。今天，我们也该实事求是地给这位毕生精力、心血都献给太行山、献给辉县人民的老人，给他带领辉县人民“大干”的那段历史，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文革”那个荒诞的年月越来越远，种种争论已经平息，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激动的情绪趋于稳定，观察、分析问题更加冷静、深入、全面了。现在，我们不仅应当，同时也有条件把许多问题挑开来说个明白了。

初进辉县：“大干”的热潮震撼我的心灵

还是让我们重头说起。

我第一次来到辉县是奉新华社国内部之命，于1974年12月下旬到达的。主持此事，亲自向我下达指示的是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  当时，我正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式先进县山西省昔阳县，和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大寨村，进行为期一年的“蹲点”调研。那是我真正了解、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开始。每年冬天都是昔阳、大寨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期，进入冬天之后，我们的报道也正进入高潮。

可是，入冬之后，我只红红火火地采访了一个来月，写了几篇稿子，12月下旬便接到总社国内部通知，让我立即结束在大寨、昔阳的工作，尽快回北京，之后再去河南辉县继续“蹲点”。总社打电话的人还特别对我说，这是穆青直接安排的。虽然当时我还不了解辉县，也不知道去那里具体任务是什么，但那些年间总社强调新华社记者是“野战军”，随时听从调动，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况且这又是我极为尊重的顶头上司穆青的安排。于是，我背起行囊赶回北京去领受任务，然后再折道转赴河南。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就在辉县农村蹲了三个年头，先后近两年时间，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总社命我去“五七”干校劳动时才离开。

在辉县蹲点，是我整个记者生涯中时问最久，扎得最深，所受的教育和锻炼最大，思想和业务上受益最多的一次基层工作实践，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可以说，在辉县，我上了一所特殊的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校。老师是以郑永和为代表的辉县县社及基层干部，还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太行山野、治山治水工地和农家炕头，是我的课堂。

那天，我从昔阳回到北京后，忙去见穆青领受任务。他见我回来了挺高兴，说，我很赞赏你深入农村的决心。这一回让你再去蹲一个新的点：河南省新乡地区的辉县。过去我也不了解这个地方。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同志赞扬辉县的治山治水，他说，现在是“全国大乱，辉县大干”(当时他只这样说，没点明此话是哪位副总理说的。可我从他多次谈及此事的话里判断，说这话的应当是纪登奎副总理。只是他从未明说——笔者注)。之后我便去了辉县。在那里跑了几天，见了县委第一书记郑永和。他不是眼下多见的那种喊时髦口号的“政治家”，是一位真正一心系着人民群众的实干家！他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从当地实际出发，齐心大干，治山治水，筑路修渠造田，干得热火朝天，成效非常突出，也创造出许多极值得重视的好经验。在辉县，记者采访的环境恐怕要比大寨、昔阳好得多。你已在昔阳住了一些时间，可以对这两个县的情况作些对比。我觉得辉县更值得我们投入力量作深入的调研和报道。我想让你到辉县去多住一些时间，我相信你在那里一定能够看到昔阳所没有的东西。

P10-12

结缘太行山

——引子

我生长在淮北平原上，直到外出上大学之前，没见过山是什么模样。不料中年之后却与太行山结下了半生不解的情缘。这只因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南太行的辉县结识了以郑永和为代表的一群太行山人。那是一群铁打的汉子，一群愚公的优秀子孙。他们秉承着我们民族先民们不屈服命运的品性，为生存、为子孙、为明天，在太行山的千山万壑间挥汗洒血，劈山开路，治水造田，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续写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诗篇。

太行山，1979年版《辞海》这一词条的释义是：太行山(行音Hang)，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东北一西南走向。北起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海拔1000米以上，最高达2000米。西缓东陡，受河流切割，多横谷(陉)，为东西交通孔道，古有“太行八陉”之称。

太行山，是我有生以来最早知道的两个山名(另一个是泰山)中的一个。那是从长辈们的口中知道的，无限向往，却无缘得见。

泰山就在北边的邻省，声名极为显赫，与天上的玉皇、人间的帝王一样尊贵、神圣、威严。家乡人盖房建屋都要在山墙上刻上“泰山石敢当”几个字。大户人家刻在一块石头上，嵌进墙体。一般家户不易弄到这么一块石头，就刻在砖头上，也是煞有介事，不敢有半点马虎。据说只要有这么几个字，就能挡住天上、地上，阴阳两界的一切妖魔鬼怪的进犯，保一家平安。

太行山没有泰山那么尊贵神圣。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沉寂于历史的一隅，少有惊天动地的声息。我们年少时大约是从哪一部剑侠小说或哪一出草台班子演出的戏文里，知道它的大名的。直到现代，太行山才走到中国历史的前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一曲《在太行山上》的歌声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太行山的千山万壑间走出来一支支无敌天下的八路军，这才使它在人们的心中竖起它高人云天的雄伟形象。

后来看见过一幅大型油画，题名好像是“铜墙铁壁”。画面的主体是太行山千仞绝壁和一座座高峻雄伟的山峰，一块块巨大挺拔的山岩。而再一细看，那山峰岩石却是一个个抗日壮士不屈的胸膛和高昂的头颅。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般的长城。壮士们双目圆睁，怒视前方，一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蔑视一切入侵者的凛然正气。这幅画有力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被这深沉的艺术构思打动了。啊，这才画出了太行山的神韵，画出了太行山人的灵魂。英雄的人与雄伟的山完全融为一体了！

我崇敬太行山，向往着太行山。可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年过“而立”才有机会走进太行山的怀抱。

那时，我作为一名新华社跑农村的记者，奉命前往位于太行山中的大寨采访。当时去大寨，通常是晚间在北京乘上开往太原的火车，一夜疾驶，后半夜才到达太行山中的阳泉，再转汽车翻山越岭去昔阳、大寨。火车、汽车跑了一整夜，到达昔阳县城时天已蒙蒙亮，我急欲见到太行山的形象，可目力所及之处，太行群峰只是黑黝黝一片，看不清它的真面目。待天光大亮，亲眼看清昔阳县城周围那些山峰的时候，我简直失望透了！那些山全是一个个馒头似的黄土疙瘩，一道道缓缓的黄土坡岭。哪有一点雄伟气势和威武形象！

这就是太行山吗？我甚至有点怀疑。当地人说，是哩！我们昔阳就在太行山的腹地上嘛！

有机会真正看到太行山的雄伟形象，是在两年之后。1974年，我又奉命在大寨、昔阳“蹲点”调研，在太行山中住了一年。这年夏天，为进行一点对比研究，我们去了一趟晋东南、著名的老劳模李顺达的家乡平顺县西沟村。我们从太原出发，经长治后东出上党盆地，进入平顺县境。那里也是太行山区，是太行山的南段。一进平顺，山势便陡峻起来，青山崔巍，深沟密布。坚强的西沟人在乱石坡上硬是植下满山青松，在山下乱石沟中开出良田，实现了林茂粮丰，再利用山上的野草养羊，实现农林牧全面发展。李顺达和西沟人那精神那毅力令人感佩！离平顺，我们东越太行去河南省林县看被称为“人造天河”的“红旗渠”。“红旗渠”是林县人修建的，工程主体在林县，而渠首在平顺，引的是从太行山里发源的漳河水。

离开西沟，车子沿着一条大山沟边沿的简易公路缓缓东行，驶向晋豫边界。越走山势越发险峻，一小时后，完全进入高山的世界，举目四望，没有村寨，没有人家，没有田地，前后左右全是险峰深沟。山高不见顶，沟深不见底。那些山少有缓坡，全是直上直下成90°垂直的石壁。前后、左右、上下，绝壁连着绝壁，真是鬼斧神工的杰作；一座座巍巍的山峰，全被齐刷刷地砍削成一道道高耸人云的石壁。同行的人说，这就是有名的太行山大绝壁了！垂直上百米的绝壁，在山中曲折环绕，连绵几百里，真是叹为观止！在这样的山里行路便很艰难了。公路是用炸药在绝壁上一寸寸地硬炸出来的，形状很像四川嘉陵江边山崖上的“栈道”。车行其间，声震峡谷，隆隆凹响。白云在车下悠悠飘动，车简直像在半空中飞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年轻司机这时也紧闭着嘴，瞪大了双眼，紧握方向盘，神色庄严中透着紧张。乘者也没有一个人再有闲心说笑，大家全神贯注于周围的山和车下的路，全都屏住呼吸，双手牢牢抓住扶手，似乎稍有疏忽便会滚下山崖，命丧深谷。

这样行进了一个多小时，车子终于绕过了一道绝壁环绕的巨大山梁。在爬前面那座更高的山峰之前，司机要稍事休息。停住了车，司机才恢复了说笑，喊着：“快下车看看吧，这才叫太行山呢！顶天立地，气势壮得很哩！”

我下得车来，慢慢走到临山沟的那一侧路边，向上看绝壁直插云天，高不见顶；往下看，也是绝壁峭立，只见白云在脚下缭绕，深不见底。

啊！太行山原来如此雄伟，如此险峻，如此壮观！

这是我对太行之雄险的最初了解，但也只是“飞车观山”。真正深入一点认识太行山还是在这之后。

第二年我又受命去河南辉县“蹲点”，也到相邻的林县跑了一段时问。辉、林两县山川相连，西与山西的平顺、壶关、陵川等县相邻，同处太行山区南段。这里是千里太行山山势最为雄伟、壮美的地段，风景绝佳。只可惜当时没有留意关注它的美景。在那三个年头近两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时日我在太行深山里行走，几乎跑遍了两县(尤其是辉县)西部的深山里的高山险峰，真的和太行山交了朋友。太行山南段，险峰连着深沟，沿着豫晋边界，从漳河河谷向南(漳河以北晋冀边界上的太行山区我很少涉足)逶迤曲折，形成秦晋高原与华北大平原的分野。正是在辉县境内，太行山在华北大平原的南沿画上了一个弧线，折向西去，在豫北最西部的济源，直插黄河岸边。南太行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之间，一道道高入云天的大绝壁首尾相连，形成一道天然的岩石壁垒。

1975年秋后，在辉县西部深山里，我沿豫、晋边界南行，走了近一个月，白天在大绝壁之上的羊肠山路上行走，夜间在绝壁顶上的小山寨里住宿、采访。山势高，人离天似乎更近了，白天云朵在身边悠悠来去，夜间天上的星星显得又大又亮，似乎伸手可及。这情景使我想起宋人寇准咏华山的几句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南太行的山势很美，绝壁突兀，奇峰崔巍，处处飞瀑流泉。在深秋时节进山，只见山洼里山楂火红，柿子黄晶晶的闪亮，满山红叶如火如荼。今天已有多处景点被开发出来，成为人们争相游览的去处。但在当时，这山势却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障碍。山民们被苦苦地困在绝壁之上，上山下山的路难于蜀道。听说有些老年小脚妇女，一辈子未曾下过一次山。山下的路全是在绝壁的裂隙中开凿出来的“梯道”，一级级石阶，勉强容下脚板，呈“之”字形上下，一面贴着山壁，一面临着深渊。  辉县西部深山里的一些小村叫什么“迪”，什么“梯”。迪指的是绝壁的根底或顶端，而“梯”则必是处在上下绝壁“梯道”的“口子”上。我上下过黄水口里的龙水梯、土梯等登山梯道。第一次上“梯”，必须有当地山民领路、护卫。善良的山民不停地叮嘱着：“观山不走路，走路不观山。”走那种山道，要全神贯注，是一步也不敢踏错的。初进山的人，没有当地人陪着、护着是不敢走的。在最险的地段，要来点“返祖动作”，手脚并用在梯道上爬行。这多半是最险之处，这时山民们又叮嘱着：“眼往上瞧，可不敢往下看啊！”可人总是好奇，他越不让看，就越想看。我偷偷向下看了一眼， “天啊！”我几乎要喊出声来。脚下连垂直而立的石壁都看不见了，我蹬着的石梯阶悬在崖边，下面只有一片腾腾雾气……

太行山，你是这样的险峻！

险峻的高山深涧，在战争年代极有利于游击战的展开，是一大优势；而在经济建设中，山大沟深却成了劣势。交通不便，卡死了山区经济的咽喉。山里的干鲜果品烂在树下运不出去。在辉县西北的大山里，上好的山楂只能晒干当炭材烧，在风箱灶膛里发出蓝茵茵的火苗。

太行的崇山峻岭上不太缺水，山民们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大大小小的山沟里，多见飞瀑流泉。然而多年的水土流失，已使山上土壤极少极薄，加上山势高峻，天气湿寒，不利农耕。而险峰之下的浅山丘陵(在辉县主要在中东部，辉县人把险峰高山所在的西部诸山称西山，东部的浅山丘陵称东山)地区有较厚的土层，却少雨又缺地下水，十年里便有九年干旱。一旱起来，不用说庄稼无收，连人畜吃水都成了问题。与辉县为邻的林县也是大半个县缺水，世世代代为水苦为水愁。

把深山里的水蓄起来，可以防止山洪暴发，再把蓄下的水引出山，浇灌浅山丘陵和平原上的土地，解除千百年来的洪涝和干旱之苦，便成了林县、辉县太行山区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这梦想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山民们的行动。林县出了个杨贵，辉县出了个郑永和，他们说：与其低头弯腰一辈辈苦熬，不如挺直腰杆站起来苦干，重新安排家乡的山和水，彻底改变太行山的面貌。他们痛下决心，哪怕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圆了祖祖辈辈的梦。他们带领当地人民，在上一辈流血牺牲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用最原始的工具、最原始的方法，向巍巍太行山开战1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走进辉、林两县太行山的时候，正值两县人民千军万马战太行的热潮之中。林县的“红旗渠”干渠已经建成通水，全县人民正忙着搞配套工程，修大大小小的支、斗、毛渠，让从漳河引来的生命之泉送向全县多个角落，去浇灌干渴千年、万年的土地，激发出大地的无穷活力。

带领林县人民苦干的是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林县人说到杨贵，眼都发亮，说，不用说别的，只说他敢在1960年大饥荒时上山修红旗渠，就能看出这人是条好汉！他带领全县人民修建的“红旗渠”，给林县千家万户造了福。要按旧时的老理儿，俺林县人该给他立庙，塑金身享香火。正是在全国人民饿肚子的1960年，杨贵带领十万饥饿的大军，攀上太行绝壁险峰，使用最原始的工具，一锤一钻地硬是凿通一道道山梁，把座座彩虹似的渡槽架过一条条深涧，建成举世闻名的“人造天河”红旗渠。

辉县动手治山治水较早，但走了一些弯路，全面展开大规模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比林县修红旗渠要稍晚几年。带领辉县人民大干的是县委书记郑永和。他带领的治山治水大军虽然没有像杨贵的队伍那样挨饿，却要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排除“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狂潮的无数次冲击。什么“生产党”，什么“方向”偏了，“道路”错了，还有什么“只拉车不看路”的“老黄牛”，一顶顶政治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一次次“冲击”，一次次“批判”，终究没动摇他们的决心。从60年代到70年代，连着十几个风雪严寒的冬天，郑永和都顶着巨大政治压力，与“造反派”周旋，带领辉县十万民工扎在深山里苦战。太行山里又出现了战争年代那样的壮丽画面：开山的炮声隆隆，工地上红旗飞扬，十万男女民工在太行山里摆开一个个治山治水的战场。先是打通太行山的大门，修出一条条进出山的大路，接着一座座水库建成，在太行深山里明珠般焕发光彩，一条堪与“红旗渠”媲美的几百里长的雁高渠、西干渠、东干渠穿山越涧而来，把全县的水库水连起来，形成“群库汇流”渠系，为干旱的辉县荒山田地引来了滚滚的生命之泉……

这又是一首中华民族气冲霄汉的奋发之歌！在林县、辉县，几十万太行儿女，像战争时期一样，挺身而出，为治山治水出大力流热汗，呕心沥血，还有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太行山的千山万岭上，条条沟涧里洒下他们的汗，更浸着他们的血。

抗击侵略卫国保家的英雄，人民战争中的英雄，治山治水，改造自然的英雄，他们的足迹遍布太行山的千山万岭。许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把自己的躯体、灵魂完全融于太行山的岩石和泥土之中了。在太行山中行走，我一次次地站在那些牺牲者的黄土坟前，站在那些简朴的纪念碑前默哀，我的心灵承受着一次次强烈的震撼！

真正了解了太行山，结识了太行山人，太行山那一座座肃穆无声的绝壁险峰也便有了灵魂，有了生命。那豫晋边界高耸人云的太行绝壁，深山腹地里，昔阳、大寨的黄土山坡，都是有灵性、生命的躯体。太行山，你是顶天立地的硬汉！此时，我又想起了《铜墙铁壁》那幅油画。在太行山中生活了几年，爬了几年山，结识了一些山里朋友，使我更深一层理解了这幅画的意境：山即是人，有了凛然正气，不屈的灵魂；人也是山，有了坚不可摧的金刚之躯。这就是太行山和太行山人的形象！

再具体一点说，使我真正认识了太行山，爱上太行山的是辉县、林县山区人民群众，是杨贵、郑永和这些太行山的优秀儿子。

时光飞逝，二十几年的时光转眼过去，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郑永和几经波折，已于1985年离休，今年(指开始写作这本书的1999年)已是77岁高龄。但他没有在郑州闲住，而是回到了辉县，招呼起当年在辉县县社工作的老伙伴们，组织起一个老干部服务队，进太行山里“发挥余热”去了。前几年专为老百姓防治柿子、山楂等果树病虫害，大受山里群众欢迎。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些老人们竞又乘势而上，像当年一样搞起了劈山凿洞那样的治山治水工程！这期问，他们也曾几次邀我去辉县，可我当时一直还在岗位上，苦于抽不出工夫，没有实现再上太行山的愿望。

1998年我离开现职岗位，11月上旬，我就应邀奔上太行山，又一次来到了久别的辉县。

本来，这一次来辉县，只想看看郑永和，看看老朋友，故地重游一番，并没有做什么具体事情的打算。可是，一到辉县，进了太行山，见了郑永和及他带领的辉县老干部服务队那些白发苍苍的老队员们，听了、看了他们近10年来转战太行山，为山民服务的事迹，参观了他们设在一个小山村里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就由不得我了！潜在心底多年的“辉县情结”立时复活。郑永和与他的老伙伴们的晚年，向我们展现出最灿烂的人生光彩！我推迟了归期，改变了行程，在辉县住了下来，并向郑永和提出加入辉县老干部服务队的请求。我荣幸地得到批准，与穆青、杨贵等成了少数几个“外籍”队员之一。

郑永和在大会上宣布了接纳我的决定之后，亲手发给我一套治虫工具：一把修剪果树的剪刀、一个观察样本的放大镜和一架喷洒农药的喷雾器。

接过这几种工具，我不禁思绪飞扬，20多年前的一幕马上在我眼前浮现。1974年的冬天，我来辉县“蹲点”调研时，郑永和也亲手发给我一套劳动工具，那是一把钻和手锤，这是开山锻石头的工具，辉县的机关干部们人人必备，到哪儿都不离身。背起手锤和钻，我跟着郑永和上了“群库汇流”干渠工地，跟他，跟石匠师傅学锻打石头的手艺。连着几天干下来才知锻石头的不易，抡锤的右手磨出一串串血泡，把钻的左手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甚至皮破血流。这成了我毕生难忘的经历。今天，我又从郑永和的手上接过这些工具。老干部服务队的队员们人人都有这套工具，他们就用这些工具为山区人民防治果树病虫害，深受山民们的欢迎。我也能用好这套工具，为辉县山区群众做点实事吗？这时，有些老朋友们诚恳地对我说，上山治虫的事儿不缺你一个人，还是拿起你的笔来，好好写写老郑的精神和事迹吧！这可是咱们辉县的光荣，是该传给后人的无价之宝。这才是你最该干的活儿。

说到这儿，一阵强烈的愧疚袭上我的心头。20多年前，我在辉县“蹲点”历时三个年头，近两年时间，从县到公社，到一个个山村，多少干部和老乡也这样对我说过，写一部书吧，记下郑永和带领全县人民治山治水的业绩！而且有些人把书名都给想好了：“大地生辉”。我也有这种冲动和打算。但是，最终我也没有能够写成这部书稿。当然，我一直没有动笔的原因，绝不是偷懒，确实有另外的因由。

这部书稿的写作、面世，也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坎坷和曲折。

本书初版《写在太行山岩上》于2001年1月出版发行，至今已逾9年。这次修订更名重印，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本书的主人公郑永和，为辉县山区人民治山治水，脱贫致富的伟大事业耗尽全部心力，于2007年2月16日与世长辞。本书初版完稿于2000年，从那时到2007年年初，是郑永和生命的最后6年。这时他虽年届八旬，却继续在太行山上奔走，为山区人民谋福祉，竭尽全力，做最后的拼搏，真正做到了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不遗余力，死而后已。可惜，郑永和这最后6年的奋斗，没能写进初版书里。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本书在修订时增写了“尾声”一章，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本书修订重印的再一个原因是，初版书稿对郑永和的思想、精神的分析评价不够充分。初版写作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郑永和正名。当时。社会上对郑永和及“辉县大干”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不符合实际的无理责难。面对这些不公正的舆论，挺身而出，讲明真相，以正视听，是一个了解“辉县大干”历史的记者应尽的责任。现在看来，初版书稿的这一目标基本达到了。但是，这也给这本书造成很大的局限：没有着力对郑永和思想、精神进行全面、充分的解析、评述。郑永和最后6年的行动，更使我看到初版的这一局限，甚觉遗憾。自古以来对人的评价就有“盖棺论定”之说。现在，我们应当，同时也有条件对郑永和的人生价值有一个公允的“论定”了。这方面的分析、评述正是本次修订的主要着力之处。

过去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对郑永和的事迹各种媒体虽然也有不少宣传报道，但对他思想、精神价值的评析却很不够，以致郑永和的精神没有被公众充分了解；对其价值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我认为，郑永和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实践，为我们一切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尤其是为官做吏的从政者作出了表率，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榜样。郑永和的人生最光彩处是他真正践行了做一个“人民公仆”的承诺，自然得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拥护和爱戴，离休之后仍然能够在当地群众中一呼百应，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而在当下，公仆意识在许多为政者中已经相当淡漠，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有识之士无不对此深表忧虑。当今，虽然在各级官员中，做“人民公仆”的誓言仍旧声声震耳，但是，实际上恐怕不少人并没有真正践行自己的庄严承诺，有些人甚至根本就没有打算践行，喊几声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欺世盗名。其实，这正是许多官员的致命伤。当下的官场上腐败现象严重，表现五光十色，但究其实质，多半是从淡忘、背叛做人民公仆的宗旨开始离开正道，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当成个人谋私谋利的工具，一步步陷入泥沼，最终走上贪腐败亡的不归之路。在修订书稿过程中，我细细回顾几十年来与郑永和的交往，他的言行一次次地感染着我，每每使我热血沸腾。我深深感到，在革命激情淡化了的和平建设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人们各顾自己前程的太平年代，郑永和这种自始至终、完全彻底献身于公于民的自觉、坚定的公仆意识，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值得大力弘扬！

郑永和走了，他给辉县人民留下的不仅有修建于太行山上的宽阔大道，百里长渠，座座水库，高产农田和绿森森的山林等看得见的物质成果，更弥足珍贵的是他的精神，终生不渝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真正“人民公仆”的崇高精神！发扬这种精神，对舒缓当下诸爹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人所共知，自不待言。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郑永和的这种精神是辉县人民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郑永和的人生如火如荼，辉耀太行！郑永和的精神圣洁崇高，永照后人！这就是我想通过修订重印这部书稿所要向公众表达的几句心里话。

这部修订本得到郑永和基金会和刘桂青董事长的鼎力支持。桂青是“辉县大干”时期一支石姑娘队队长，改革开放以来办中药制药企业颇有成绩。她是郑永和的长媳，近年来担起郑永和基金会的重任，整理出版有关郑永和的书籍资料，志在弘扬郑永和精神，同时为发展山区教育、帮助贫苦农家子弟就学等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对她的这种精神及她所倾心的事业，我由衷地表示敬佩、支持。在补充采访中，辉县老干部服务队副队长杨有金、原永等给我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及资料。他们是我多年的挚友，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仍然沿着郑永和的足迹，继续着郑永和的事业。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真挚情谊使我心暖，他们的精神更令我景仰。还有许多新闻摄影界的老朋友，如陆轲、王世龙、魏德中、周振华、牛子祥等，拍摄了大量有关“辉县大干”的历史图片资料，本书中的图片都是他们的作品。陆轲当年与我同在辉县“蹲点”，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前几年他已经作古，我非常思念他。周希涛是年轻一代辉县人，多年来在搜集、整理这些图片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书的照片不少是他搜集来的。对以上单位及诸位同志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10年 中秋节

于北京红莲晴园

我与郑永和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钦佩他那股艰苦创业的干劲，更敬重他处处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

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我忘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

——穆青：《情系人民》

郑永和走了，他给辉县人民留下的不仅有修建于太行山上的宽阔大道，百里长渠，座座水库，高产农田和绿森森的山林等看得见的物质成果，更弥足珍贵的是他的精神，终生不渝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真正“人民公仆”的崇高精神！

郑永和的这种精神足辉县人民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郑永和的人生如火如茶，辉耀太行！

郑永和的精神圣洁崇高，永照后人！

——作者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