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朱安是鲁迅情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注解，在鲁迅的一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本书系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的传记，作者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等，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本书系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的传记，作者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等，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上篇：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约——1899年前后

洞房——母亲的礼物

独守——婚后的处境

惜别——举家迁居北京

下篇：落地的蜗牛

死寂——名存实亡的家

弃妇——落地的蜗牛

家用账——真实的重担

悲伤——鲁迅去世

苦境——西三条的女主人

尾声——祥林嫂的梦

附录一 朱安家世简表

附录二 鲁迅家用账(1923年8月至1926年2月)

附录三 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有关朱安的报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为此，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

从地图上看，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民国前，绍兴府城内以南北向的府河为界，东属会稽，西为山阴，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而不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四周共有十个城门，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东临水沟营大街，因此从前绍兴人提到它，往往称为“水沟营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绍兴人的记忆里，它还有一个土名，叫作“竹园里”。

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土雄先生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朱家台门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里，他曾去过两次。1979年，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好，石萧墙，栋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说明家里相当富裕。当时还有人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小区。不过，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因为绍兴有两个丁家弄，所以改了名。

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过校区，从东大门出来，步行约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已改名为丁向弄。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约三四米宽的水泥路，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店铺，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在他小的时候，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差不多就两米宽。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

丁香小区在丁向弄23号，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为了那消失的台门，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从出生到出嫁，荠不多有28年的时间，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过的。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有过哪些悲欢？她后来酸涩的人生、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

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鲁迅研究30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到了《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经81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当我对他说了自己想写关于朱安的传记，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户，做些调查访问。

周老先生上次来朱家台门是2000年，时隔8年，丁家弄一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们先来到附近的居委会，希望能打听到朱家后人的一些线索。因为是周末，居委会要到下午两点半才上班，但从宣传栏橱窗里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见朱姓在这一区域占了不小的比例。

周老先生于是非常耐心地向一些看起来上了岁数的住户打听情况，这里的房子虽然拆迁重建过了，但问下来，居民们不少都是老住户。一位热心的俞先生，今年67岁，他从小听说过鲁迅夫人是这一带的人。在他的记忆中，当时靠南面丁家弄的台门比较高大，而靠北面泥墙弄，即靠近河埠头的都是破台门，房子都很浅，只有一进。这里很多住户是做锡箔生意的。俞先生所知的也就是这些，但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是原先的河埠头，也称为鱼闸，是丁向弄经历了种种改造后唯一留下来的遗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原来，在高富中心小区和丁香小区之间有一条不太起眼的通道，走进去，有一个台阶，下去就是河埠头。看见这台阶，唤起了周老先生的记忆，他记得2000年他来到朱家台门时，大门就在这个位置，在泥墙弄上。他记得台门里有弄堂、小天井、花窗、花瓶，还有一口井，虽然已不记得里面有几进，但房子古色古香，台阶很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我们在这几乎被铲平的石板台阶前查看了许久。以此为界，它西面的台门大约在1992年前后被拆掉了，现在是高富小区。而它的东面，就是原来朱家台门所在的地方，据当年朱家房客陈文焕的回忆：“鲁迅到朱家做姑爷住过的房子，一直保留到七九年年底，后来绍兴地区运粮汽车修理厂扩建，把它和朱宅的多数房子拆去了。”我想，这应该是丁家弄老宅最终被彻底拆掉的主要原因吧？连鲁迅住过的房间都拆去了，则其余的就更不值得保留了。朱宅最后全部拆除是在2003年、2004年前后，变成了现在的丁香小区。至于朱家台门后门口的泥墙弄，现在也已经被新建的小区所隔断，仅剩下东头的一小段通道，连路名也不存在了。

就只有这个河埠头依旧。当所有高大的建筑都被拆除，惟有它还默默地讲述着当年的风景。从前绍兴人出行，大多是以船代步，河埠头是船停靠的地方，也是洗菜浣衣的地方。俞先生指给我们看，紧贴河岸的一堵石墙，下面是空的，水可以通到盖着的房子里，因为从前的大户人家河埠头是在房子里面的。他还告诉我们，最下面的石板上有一个圆圆的洞，那是用来锁船的。我们仔细查看，果然看见石板上的圆孔。站在河埠头的石阶上，但见河水暗沉，几个妇女蹲在青石板上埋头浣衣。河的对面是凰仪桥，绍兴随处可见的石桥，横卧在如今的鲁迅路上。再向北是仓桥直街，那里还保留着一大片老台门……

俞先生是个热心人，他又为我们找到了住在高富小区的80多岁的周阿婆。周阿婆说，丁家弄原来住着王家、朱家、金家。朱家过去是有官职的，原来房子好大，大门朝北，有两进三层楼，房子都是石头墙，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婆。朱家主人叫朱鹿琴，朱家原来是清白的，土改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了“三九类”，房子被国家收去归公了。朱家后代到农村去了。这里拆迁时，朱家的孙子，还有两个姐妹都来过，想要房子，但户名也已经没有了，所以分不到房子了。

拄着手杖的周阿婆上了岁数，说一口让我这外乡人难懂的绍兴话，靠俞先生的翻译才勉强了解大意，因此也没能向她追问清楚一些细节。周阿婆见我们对朱家的事感兴趣，向我们介绍一个人，就是住在旁边一幢楼的王嘉瑜。他是当时朱家的住户，今年虚岁77，原在茶场工作，1959年时住到这里，原来是向朱家租房的，后来房产公有化，国家分配给了他。王先生的妻子章国英1960年嫁过来，当时才24岁，她还记得朱家的房主名叫朱鹿琴。他们两人都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且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现在的住房看起来很拥挤，想来在朱家台门时的住房更狭小吧？

P3-9

那是2006年4月底的一个周末，为了给《鲁迅和他的绍兴》一书寻找灵感，我和几位合作者来到了绍兴。就是那一次，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走上了鲁迅故居二楼的房间。这是鲁迅和朱安当年成婚的新房，平时一般不开放。我之前也不止一回来过鲁迅故居，但从来没有进入过二楼的房间，而且还是鲁迅成亲的洞房，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十分好奇的心情走上楼梯的。

台门里的老屋子大多光线昏暗，但二楼的这个房间更幽暗。也许是因为多年空关的缘故，感觉有些阴森。仔细打量室内的陈设，旧式的雕花木床、衣橱、桌椅等不多的几件家具在黑暗中只有一个轮廓，相形之下，贴在墙壁和家具上的大红囍字格外醒目。

我们问：这是原来就有的吗？

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剧组拍电影留下的。

是啊，隔了这么多年红纸怎么可能还存在？当年的大红菇字早已从墙上剥落了，当年的新人也早已消殒了。

环顾这间洞房，并没有因为贴了鲜艳的囍字而呈现出喜庆的气氛，相反，红色的囍字让屋内显得更压抑惨淡。特别是想到鲁迅成婚后第二天就住到了别处，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这大红囍字也就分外刺眼了。

其实，说这是鲁迅当年的新房并不完全准确。1919年，周家新台门卖给了城内的富豪朱阆仙，鲁迅携全家迁往北京。直到1949年后，周家新台门才被政府收回，成为鲁迅故居。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所谓鲁迅的新房，也只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复原，不可能是朱安当年生活的真实还原。但即便如此，走进这间屋子，还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被抛在暗处的影子，感受到在鲁迅身边，还有朱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着，徘徊着。

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在无爱的婚姻中度过了苦涩的一生。这是个一提起来就令人感到窒息的话题，鲁迅本人也很少提到朱安，他的缄口不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当然，关于鲁迅的这段婚姻，在他同时代亲友撰写的回忆录中还是有所反映的。许寿裳、孙伏园、郁达夫、荆有麟、许羡苏、俞芳等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大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鲁迅与朱安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做了描述。从这些描述来看，鲁迅的确只是把这位夫人看作“母亲送给的礼物”，对她仅仅是尽到供养的责任而已。朱安在婚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处于“弃妇”这一可悲的地位。

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二人形同陌路。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能够忘记身边这样一种凄惨的存在呢？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提到凌叔华的小说，称赞她“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写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我不知道，他写到这里，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朱安的身影？每次读《伤逝》，我都会被那些冰冷尖锐的词句深深触动：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从这沉痛的文字中，我仿佛听见了鲁迅内心的声音。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死于无爱的人们”，忘记朱安们的不幸。就算这是一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也要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而不是绕开，甚至遮掩。固然，在鲁迅的文字中很少提及这位夫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刻也不曾忘记“无爱的人们”与“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而这声音中定然包括了朱安这样一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旧女性。

可是，翻开鲁迅研究的历史，朱安却始终是个无法安置的人物。

当年鲁迅去世后许寿裳等着手起草年谱时，就讨论到了要不要把“朱女士”写进去的问题。1937年5月3日许寿裳致函许广平，信中提出：“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对此，许广平的回答是：“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气量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因此，在许寿裳编的《鲁迅先生年谱》中，留下了这样一条现在看起来十分可贵的记载：

三十二年丙午

前六年 二十六岁

一九○六年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新中国成立后，当鲁迅被定性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朱安的地位就很尴尬了。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呐喊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然而他的婚姻却是包办婚姻。包办婚姻对鲁迅那一代人而言是很普遍的，但许多人却认为这有损鲁迅形象。因此，1949年后鲁迅研究得到空前重视，研究者在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上投入了很大的力气，唯独朱安被排除在外，乏人问津。特别是在极“左”的年代里，当鲁迅被抬上神坛，封为偶像，朱安更成了一个忌讳，成为鲁迅研究的禁区之一。所有的鲁迅传记中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朱安几乎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朱安浮出水面是在“文革”后。随着鲁迅研究回归“人性化”，不少研究者对过去那种洗去历史陈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对有关鲁迅与朱安的一些事实做了钩沉和探讨。如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女士以及他俩的婚姻问题》(《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署名稽山)、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1991年6月)、段国超《鲁迅与朱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余一卒《朱安女士》(《鲁迅研究资料》第13期)、张自强《鲁迅与朱安旧式婚姻缔定年代考》(《纪念与研究》第9期，1986年12月)等都是发表于这一时期的力作。特别是1981年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反映了“文革”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在“鲁迅家庭成员及主要亲属”的条目下列出了“朱安”一条，突破了很大的阻力和干扰。此条目虽仅有400余字，且基本维护了旧有的观点，但终究承认了朱安的存在。

至此，朱安已不再是一个禁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朱安是鲁迅情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注解，在鲁迅的一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然而，像朱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是否值得更深入的探讨？这一点恐怕很多研究者心里至今还是存有疑虑的。迄今为止尚无一本有关于她的传记，这也足以说明了一切。

当然，追溯朱安在鲁迅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也不能无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探讨。早在1944年出版的传记《鲁迅》中，竹内好就对鲁迅留学时代回国结婚的问题提出疑问。他指出，比起与许广平的恋爱，与朱安结婚这条线索却十分模糊不清，从鲁迅本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解释，对于鲁迅是“如何处理事实的”，尽管“可以通过《随感录四十》等材料去构制空想，但有个很大的不安却不肯离我而去，那就是这个空想会不会大错而特错呢”？自竹内好开始，一些日本学者也对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提出种种揣测。尾崎秀树《围绕着鲁迅的旧式婚姻——架空的恋人们》(日本1960年5月号《文学》)、丸尾常喜《朱安与子君》、高木寿江《鲁迅的结婚和情》(日本《鲁迅之友会会报》第13期)、岸阳子《超越爱与憎——鲁迅逝世后的朱安与许广平》(《鲁迅世界》2001年第4期)、山田敬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关于朱安女士》(收入《南腔北调论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等论文，均对鲁迅背后的这样一位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其中既不乏敏锐的发现，也不乏主观的论断，由此不难看出朱安带给人们的困惑之深。

和竹内好等人相同，我在研读鲁迅的过程中，也对朱安这个人物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好奇，迫切地想要弄个明白。如果说鲁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内，那么朱安作为鲁迅身边的一个女性，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正如《故乡》中的“我”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我们和她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膜。

有不少人向我指出，朱安这个题目难写。确实，和同时代的精英女性不同，朱安只是一个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旧式妇女，既没有秋瑾那样的豪举载入史册，也没有留下吐露心曲的闰阁诗文，供后人唏嘘回味。有关于她的材料少得可怜，我自己的准备也远不能说充分，但她可悲的、扭曲的一生始终压在我的胸口。朱安曾开口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这声呐喊始终停留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有研究者指出：“我觉得朱安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将来如果谁去研究中国女性历史的话，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对象。朱安她是被旧社会和新权威同时抛弃了的一个女人，同时她在旧道德和新道德上又都努力调试过自己。”这也道出了我的想法：朱安不应该仅仅是鲁迅研究当中的一个配角、一个陪衬。无论是站在鲁迅研究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女性研究的立场上，她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对象。

朱安不仅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中没有地位，在近现代的女性史上也没有她应该有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个“他者”：所谓的旧女性。她是不折不扣的“旧女性”，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而且至死也没有觉悟。自“五四”以来，新女性“娜拉”一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朱安这样的“小脚女人”、“旧式太太”则成了落伍者的代名词，处于尴尬失语的境地。这不仅仅是朱安一个人的悲剧，在她身后，乃是新旧交替时代中被历史抛弃的女性群像，她们在历史洪流中沦为喑哑的一群，“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对这样一个女性群体，我们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倾听她们心声的方式，也很少有人去这样做。然而，把她们排除在外的历史书写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没有厚度的。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凌叔华小说中所发出的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产生了共鸣，尽管这声音是如此微弱。

我想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不知道现在开始写究竟是太早还是太晚。我觉得是太晚了。朱安去世距今已经60多年，与她有过接触的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特别是当我走在绍兴的街头却发现许多地方已是面目全非时，当我费尽力气找到朱家后人却空手而归时，当我面对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一筹莫展找不到任何见证人时……我感到自己着手得太晚了！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让她从暗处走出来，才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待鲁迅身边的这样一个“多余人”。

我用蜗牛一样的速度爬行到现在，才终于完稿。总算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回首过去的这段时间，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是巧妇，因此，这本书可以说写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时我又感觉非常值得，因为这是我心里酝酿已久的一本书。

我选择写朱安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决不是偶然。多年前，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关注女性文学，自然也阅读了不少国外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即电影《望乡》的原作，中译本于1998年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看到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我暗暗决定，今后要像山崎朋子那样，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

毕业后，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努力着。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把读书时的志愿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个女性始终盘旋在我心头，那就是朱安。毋庸讳言，眼下名人的婚恋成为一大热点，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也难免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我之所以打算写朱安，并不是想凑这个热闹，更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这桩婚姻中究竟孰对孰错。向来我们只把朱安看成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悲剧符号，认为她的一生是极为单薄的，黯淡无光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黑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朱安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构想归构想，真正动笔时，我还是感到不小的压力。首先，我想一定会有人质疑：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毫无光彩的女性写一本传记？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高大形象？对此，我确实也有过犹疑，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说出自己的打算时，无论是一些鲁研界的前辈，还是我的同行们，都很鼓励我、认同我，并给予我许多建议和帮助。这使我信心倍增，同时，也使自己没了退路——总不能“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对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写朱安的传记，资料是个难题。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资料很匮乏，有关于她的种种细节绝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说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陈，没什么好写。其实，朱安69年的人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在鲁迅去世后，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战结束，现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道，让我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她生前托人代笔的一封封书信，读来只觉得凄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阅这些旧资料的过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倾听这样一位女性的心声。虽然山崎朋子的《望乡》被我奉为典范，但其实，它走的“口述历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传记，都是精英知识女性的传记，起码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从中可以解读她们的内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个不识字的女人，我们连弄清她的生平细节都有很多障碍，更不用说对她的处境“同情之理解”，进入到她的内心深处。

由于以上原因，写到半当中时，我有过动摇，也有过自我怀疑。不过，更有许多可回味的片断。

这两年，为了钩沉有关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种机会，去踏访朱安足迹所到的地方，向绍兴和北京两地的鲁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我渐渐地体会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与绍兴和北京兄弟馆的同行进行交流。每次去这两个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们讨教，从而不至于多走弯路。

我记得在绍兴，跟着周芾棠老先生寻访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实前一天我也曾去过，可是一无所获，但是跟着周老先生，一个下午，我们跟当地的住户聊了许多。而且打听着打听着，最后居然找到了当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后面，才真正地有了实地采访的感觉。那一次，幸亏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这连绍兴话都听不太懂的外乡人，是很难和老住户们随意攀谈的。现在想想，那回我连照相机都忘了带，实在是不够专业！我决定，等这本书出版后，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们合影留念。

我还记得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先生的大办公室，他每天在这里埋头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极具绍兴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称是“以书养书”，即拿到某本书的稿费后，再自费出版另外的书。这使我肃然起敬。作为鲁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过对朱氏后人及邻里的走访，记录下朱家台门的情况，抢救了不少资料。听说我打算写朱安传记，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我参考，并特别指出，对待鲁迅和朱安的包办婚姻，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问题，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结论。虽然，我未必能达到他的要求，但写作中始终记着他的告诫。

朱安后半生住在北京。去年11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叶淑穗老师，她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朱安的情况。叶老师说，朱安是西三条故居的最后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来，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烂的小脚鞋，凡朱安生前用过的，如水烟袋、衣服、新的小脚鞋等，都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鲁迅母亲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后来也有可能是死于胃癌，她有一个老保姆，原来住在附近，叶老师曾去找过。据这位老保姆说，临终前朱安胃很疼。我询问朱安是否擅长做手工活，叶老师认为，有很多材料表明，朱安不大会绣花之类细致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会做鞋子或鞋垫等。遗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遗物需要很多审批手续，我虽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罢。

叶淑穗老师在资料方面也给了我不少指点，她告诉我，《世界日报》访问朱安的材料是很好的，真正写朱安生活的材料很少，但是《世界日报》从保护鲁迅文物的角度出发，去看望了朱安，亲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状况。当时，她特意去图书馆抄录了下来，她还抄录了许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觉到，叶老师对于北京时期的朱安不仅很了解，而且也很关心。我从她这里了解到许多活生生的细节，也由衷地感到，正如叶老师等所说的，对朱安的问题，要从历史出发，看问题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轻率地下结论。

朱安的一生，前40年在绍兴，后28年在北京。照理，轮不到我这个外乡人来写，多亏有鲁迅研究界前辈热心指点，有许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这本二十多万字的小书。无论是善意提醒我的人，还是在资料上给予我帮助的人，我都将一直铭感在心。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尤其要感谢的是王锡荣副馆长。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拟就的提纲交给他时，准备着被他泼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们提出个人的研究计划，而且很鼓励我们突破成见，发表自己的想法，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迹。同时，他也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建议，指点我多向鲁研界的前辈虚心求教，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观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还提醒我，过去大多是站在鲁迅的角度来叙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内心。他的一席话使我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遗憾的是，我虽然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显然还做得很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我馆从去年起设立了专项课题，用于支持个人的研究计划，我的这本传记也列入了这一课题。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们部门的同仁。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和时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人往往会变得浮躁，也很难静下心来做事。我很庆幸，置身于浓浓的学术氛围里，平时既能够互相切磋，也能彼此体谅。这都为我完成此书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也感到很惭愧，最终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现在想来，如果我多一点刨根问底的勇气，也许会有更多发现。但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感谢王锡荣副馆长、裘士雄先生，他们在百忙之中审读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特别是指出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绍兴的顾红亚女士为我复印了刊登在《绍兴鲁迅研究专刊》上的资料，在此也表示感谢。

有一句自谦的话叫“抛砖引玉”。如果我的这块“砖”能够引来美玉，那么，我就做一块砖吧。

2009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