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究竟包含了多少争议、质疑、抉择、对抗和风暴？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背后，是一段中国经济学家摸索中的成长历史。

本书作者作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学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态，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和人物。

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在这一万多个日夜中，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刻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如一条河流般，改革以一种时而缓慢时而急促的速度，推动着中国和中国经济行进到今天。这其中，又包含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成长和沉浮。

本书作者作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学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态，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选取了改革的几个时间点，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改革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以回顾和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改革内幕，以及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

代序

第一章 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二章 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三章 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创立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特区的制度试验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特区的使命

第四章 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分权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五章 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可能错了吗

 小结

第六章 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改制

 地方试验

 杂交的制度：新国企的出现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业研究

附录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后记

第一章 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经验在先、思想在后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农产品和少数生产资料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定价方式并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讨论，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上，如何实现价格的市场化？价格改革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在当时出席会议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学者当中这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被传为“莫干山会议”的佳话。而华生、张维迎和田源是会议上价格讨论组当中不同思路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今天他们之间争论的当然就不再是价格如何改革的话题，而是谁第一个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想。特别是在2007年和2008年，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也就是说，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参与价格改革思路讨论与论战的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分歧和争议的。争论尤其是在张维迎和华生(从文字上看，卷入争论的还包括了张少杰、高梁、李晓西、罗小朋等所谓“上过山”的人)之间间接展开的。基于这些争夺的文字，有的人甚至还总结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我无意去考证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尽管我也不能在记述中完全回避这样的争议。对于我而言，也许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在今天已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好好回忆，并对其采取理论的分析。价格的双轨制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莫干山会议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让我先从1984年说起。“把价格弄错”(getting price wrong)是计划经济的策略。因此，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首先要改革价格，“把价格搞对”(getting price right)。微观经济学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实际上，当中国经济的改革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经济之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当时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连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很多部门的利益甚至于经济体制。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价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s)又在何处？价格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到位呢，还是可以像收音机搜寻频道那样“微调”(fine-tuning)，不断地向均衡价格靠拢？这是政府当时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问题。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又称做“莫干山会议”。我没有找到筹划这次会议的更多的细节信息，但是仅有的资料显示，这次会议是1984年3月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的征文信息实际上不仅吸引了身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的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政府部门里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的参与。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 300多篇，而且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我记得，当时复旦大学经济系刚刚留校的一批青年教师也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会议。“莫干山会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浙江省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会并没有采取论文报告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相关问题为中心议题，分七八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我看到的一些参加过会议的人后来写就的回忆资料中，很多人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的常修泽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在天津创刊，这份刊物也获得了当时经济学系学生的喜爱。

“莫干山会议”大约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相应的讨论小组：(1)关于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座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其中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莫干山会议”在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者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了汇报，会后华生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

P3-6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共中央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为什么纪念大会是在12月18日召开呢？因为三十年前的12月18日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持续了5天，但是在这5天会议前准备了36天。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加起来差不多是41天的时间，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

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项决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发展。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就是1978年，中国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对1978年有一点儿印象，那一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高考恢复了，但是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印象并不深。到了1984年和1985年，开始有一些老师、朋友谈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比如“莫干山会议”。

我演讲的题目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是我凭自己的记忆以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现在有越来越多当年亲身经历并参与过改革的人写回忆录，提供很多细节和片断。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很多争吵，比如争论双轨制是谁提出的，谁是市场经济的最早提出者等。我对这些纠葛并不感兴趣，但是我的观察涉及了这些争论背后真实的内容，现在也有更多文献和资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披露，还是可以解释清楚其中的一些争论的。

另外，我最近也看了很多书，比如《李鹏经济日记》，还有一本书是《帝国的消亡》，主要是讲1985～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推进苏联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苏联这6年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进的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中国在1987年、1988年几乎面临与苏联相似的厄运，但1992～1995年这段时间内，大部分的结构性改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精彩的片断。

我想先从一件事说起。昨天我在飞机上看一本书，是涂俏女士写的报告文学《袁庚传》。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袁庚早期在中央调查部里工作，调查部似乎是一种情报机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部里有人诬陷他是叛徒和特务，结果他被抓起来坐了5年牢。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袁庚也复出了，他是叶飞的老部下，经叶飞介绍，交通部派他主政交通部在香港的招商局。

袁庚到招商局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是他慢慢发现，香港的地价、劳动力成本非常高，他就想回到广东做一些事情，后来就有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是1978年袁庚到香港之后回广东考察时产生的想法。他觉得应该在广东做一些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被诬陷的案件能够得到平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他要向李先念副主席汇报，希望在关于蛇口的方案上有所突破。

当然，后来李先念批示同意了，于是就有了蛇口工业区。实际上它是早于深圳而设立的一个特区。1979～1990年，当时习仲勋等一批人向中央提出方案，希望广东的宝安县享受特殊的政策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在宝安呢？因为宝安在1977年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逃港事件，每天逃去香港的大约有几千人。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去了宝安，当地的领导就向他汇报了宝安非常恶性的偷渡事件，希望加强在当地的兵力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邓小平就有了很多想法，他沉思了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不是军队可以管得了的事情。1977年说这些话时，地方领导人完全听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一直到一年半之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宝安才“破”了这个题，谷牧说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可以从罗湖桥上走过来。这样大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宝安这个地方改变政策，发展经济。据说当时在宝安，一天人均工作8小时只能赚两毛钱，而在香港一个月可以赚2 000港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领导和习仲勋等提出中央能不能给广东一点特殊的政策，首先应该解决宝安的偷渡事件。这时谷牧也好，邓小平也好，本来这都是脑子里在想的事情，一看到报告，很快就把深圳作为特区的事情定下来了。这之前有一段插曲，因为袁庚最后一次去见李先念，带着很多人在李先念办公室谈，说中央应该批给他一块地。李先念是举重若轻的人，他拿出广东的地图，在上面看到一个半岛，就对袁庚说“整个半岛给你好吧”。那片地相当于现在的深圳这么大，300多平方千米。袁庚没有思想准备，他不敢要，后来就只要了300亩，1.21平方千米。所以在《袁庚传》里，写了袁庚对当时没有多要一些地感到很后悔。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特区的概念也在逐步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1977～1979年这段时间里，广东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是因为广东受到香港的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是封闭经济，很多事情是通过香港展开的。包括唐山大地震时购买很多仪器设备救灾、进口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中国驻香港的机构运进内地。所以广东了解香港的情况，香港有很多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家，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广东做一些事情，所以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很有道理的。

深圳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当时广东的领导向叶剑英汇报，想确定是出口加工区还是贸易加工区，叶剑英说这要小平来定。经过叶剑英的推荐，广东的一些领导到邓小平家里汇报，邓小平就说叫特区吧，当年我们在陕甘宁搞的就是特区嘛。这样广东也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就叫特区了。1980年8月26日公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深圳和蛇口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经历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和舆论压力，因为要尝试新的体制，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攻击。《袁庚传》里就提到蛇口一度办不下去，还出现了一些事故。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深圳“特”在什么地方，挑起了在1985年、1986年关于深圳的一场大争论。大家都认为深圳不应该再办特区了，深圳赚了内地人的钱，资本都是来自于内地，没有赚到外国人的钱，当时就有一个对深圳的评价说“发光的不是金子”。眼看着特区的试验要走向失败，但因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这种质疑又被摆平了，中央在政治上给予广东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所以后来的蛇口、深圳都发展得比较好。

当然，广东在这个时候也抓住了一个机会，很多报告中央领导人能够听进去，也是因为此时的大环境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几个月，中央领导人密集地出国访问，约20人次访问了50个国家。首先是谷牧率团去了欧洲，访问时间大概是一个月。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问了美国，之前的1978年，邓小平去了东南亚和日本。邓小平去了新加坡之后，在很多场合讲到中国一定要开放。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坐了新干线，还看到很多先进的电器，对国外的发展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觉得开放很重要，所以蛇口和深圳的方案很容易得到领导人的认同。

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经济学家的队伍内部。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刘国光等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出席了会议，很多当年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都在写文章回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按劳分配。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老一代的中国经济学界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的题目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0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文章，但对此仍然是有争议的。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使这件事情平息，他说计划和市场与制度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

刘国光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出中国不能光搞计划也要有市场。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参上，送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有一段很长的批示，认为这是思想上很重要的突破。这篇文章也给西方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中国开始讲市场了。

市场这个概念提出来后，一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中国改革的第一份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算正式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是这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三十年就应该重新计算。从提出改革的时间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但是如果从第一个改革的文本推出来说则是1984年。邓小平对这份文件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这份文件是中共历史上的里程碑，里面讲了老祖宗没有讲的话，有新意。1984年的这份文件是建立在1978～1984年老一代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和计划关系基础上的，对计划和市场开始有了一些基本的解放性看法，不是那么禁锢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

当然那个时候对计划经济的描述还是很清楚的，计划经济是我们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没有指令性计划就不叫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算是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做的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首席代表林重庚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当年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的情况，当时他希望中国能和世界银行建立起联系。1978年前后，他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北京奔走，但受到很多限制，他找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慢慢打开局面后，世界银行主动提出要为中国做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全面调查，写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决策参考，也可以网罗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

1981年的这份报告很成功，1984年邓小平就提出再请世界银行来做一次报告。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不仅是组织专家来做调研和写报告，更重要的是1981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有所接触，开始想到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请到中国来。当年的东欧经济学家也是面临帮政府作咨询，研究到底怎么进行改革的问题，但东欧毕竟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有一些经验。此后从80年代初开始他们每年都来中国，那个时候我正好念大学，所以这一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的。东欧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发表演讲，我们听到这些演讲内容后眼睛都睁大了，因为我们当时在学的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科书等。所以当时东欧经济学家说的话我们不懂，但是又觉得很科学，让我们耳目一新。

今天大家都知道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但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几乎就只有手抄本，而且是英文版。书的写法、分析的角度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套体系之上，不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语言，没有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比较客观，所以完全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甚至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国内目前比较活跃的这些经济学家。翻翻20世纪80年代《经济研究》杂志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期都有年轻人发表的论文，其中必讲科尔内、必讲东欧经济学。

世界银行还想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想到派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去西方学习，吴敬琏算？人选之一，当时他还不到50岁，还有黄范章等。吴敬琏后来回忆说，他到耶鲁大学后天天和年轻的学生一起听课。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世界银行把东欧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在1982年请了数位在东欧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起在莫干山上召开了一次封闭性的会议。东欧的经济学家、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改革的模式、到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东欧的经验是什么等内容。这次会议的对外报道很少，大家只知道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

因为世界银行的建议，东欧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纷纷访问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当时的经济学家。这一批经济学家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深受东欧的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给地方放权让利。中国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会走上放权让利式的道路，实际上跟当时东欧这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

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时，基本的思路都是建立在放权或者分权上。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加上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也基本上完成，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这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早期是局部的，广东先办特区，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默认了，那么慢慢地，中国经济整体都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仍然面临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将来的体制是什么样，我们如何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等问题。所以亟需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方案，告诉中央政府改革应该怎么进行。

198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过程当中。今天，很多西方学家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设计、没有蓝图，走一步算一步。这个评价不完全正确，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发的，广东的崛起也可能是部分设计过，而实际上自1984年开始我们一直在设计。198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价格问题。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要把价格搞对”，因为计划经济把价格搞错了，现在要校正价格。但是价格怎么改呢？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低工资、低物价。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价格，如果价格调整不到位，中国的改革就没有出路，一定要闯过这个关。可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后来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改革的失败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所以最好先去搞企业的产权改革，特别是发展股份制改革。

但是到底价格改革怎么推进？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做价格设计，向苏联、西方学习了一些技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型来计算怎么调整怎么补贴，我们称之为计算派。这个方案当时拿到中央去讨论，中央不能肯定这种计算方式可信不可信、准不准，也没有明确是否采纳。但是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一位领导人表示，可以把这个讨论范围扩大，集思广益，让更多的人能够对价格改革贡献出智慧。后来，《经济学周报》和十几家媒体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的由来，时间是1984年9月3～10日。

召开这次会议采取了以文会友的方式，首先是征文，有1 300人投稿，最后从中选出120篇，所以有120个代表上山参加了会议。今天，这些人回忆这段历史都激动得不得了，称“上山”是一种光荣，觉得这是历史赋予自己为中国作贡献的机会，所以大家对一些名词的发明权特别敏感。但是不管怎么说，“莫干山会议”上讨论最热门的一个议题是价格。为什么价格变得这么热门？因为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说国务院对当时的价格改革方案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大家就进行了讨论，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就有了对价格改革不同的看法，从文献披露的信息判断，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要放开价格，这种言论在当时不怎么受重视，当时张维迎只是一名研究生，被人认为根本不懂中国的事情，只是按照西方教科书提出的方法放开对市场进行调节。但是也有人提出“小步快调”，调的幅度小但是速度要快，这就是计算派提出的改革办法，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央对这个方案不是太有把握。争论了几天几夜，大家都热血沸腾，因为发言的人太多，甚至只能采取挂牌子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自己脖子上发言。

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张劲夫前往杭州要听取会议的汇报，于是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由当时知道怎么写可以让领导听进去的徐景安完成。但是大家在辩论中认为华生口才比较好，就派了他去汇报。会议中虽然产生了放派和调派两派意见，但在最后的汇报报告中还是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所谓调放结合的“双轨制”。

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划谁提出了双轨制？有人说是华生，还有人说是张维迎。华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质疑张维迎，认为他不可能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想法，因为张维迎是主张放开价格的。当然，更多人出来支持了华生，因为他们认为起码华生在那次会议中积极主张调放结合的改革方式。另外，浙江大学的罗小朋也发表文章，作为亲身参加了会议的当事人，他说价格双轨制是他提出的，但是他不会去争发明权。

华生说，会议形成的价格方案张劲夫听进去了。因为中央本来就对“小步快调”有顾虑，而市场外的价格要放一点，不要太多，有一个上限可以慢慢涨，计划内的价格不断主动地调，这种调放结合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心态，所以得到了认同。毕竟计划内的价格本来是低的，慢慢调就会高了；市场外的价格可能是高的，但是随着产品越来越多就会慢慢降低。

1985年国务院发布文件，表示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价格改正，这被认为是在“莫干山会议”中形成的价格双轨制方案被中央采纳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的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却极力反对这个方案。所以在198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在国务院研究机构工作的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吴敬琏、李剑阁、周小川也开始做一项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不能这样搞，要整体配套，这是一个大系统，不能把价格改了其他不动，所以他们提出要整体设计才能有效。他们极力主张要放弃双轨制这种使不同体制并存的局部改革的方法，甚至还列举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罪状。在价格双轨制实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官倒”，北京叫“倒爷”，这些人就是在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来获取暴力，批一个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惊动了中央。设计派提出的整体设计思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但是毕竟国务院已经就价格双轨制发文了，并决定于1985年要进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但是到了1986年年底，国务院认识到价格双轨制产生了经济混乱，于是决定在1987年采纳整体配套改革的意见，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采取主动上调的办法。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一些部委的支持，最后在北戴河会议上只决定对钢材进行调价试点。据说，当时国务院领导带着国家物价局局长向邓小平汇报，汇报结束之后，邓小平没有对这个方案作出任何直接的评价，反而在说不放权让利，不进行政企分离，改革根本不会成功。这件事对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触动很大，认为邓小平对这个方案是有保留意见的，是不主张的。所以国务院还是不敢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后来连钢铁的调价方案都没有执行。

从“莫干山会议”的价格双轨制方案提出到纳入改革策略来推进，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由于“官倒”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发生了，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价格双轨制作为一个改革方案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但是现在大家仍然会说中国还是存在价格双轨制的现象的，农民在联产承包之后的粮食销售不就存在价格双轨制吗？有国家收购价，还有市场的价格。我们的石油也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在1978年、1979年，我们的确在一些生产资料领域（包括煤炭）都有双轨的做法，它是在中国地方上自然形成的。计划放松之后计划外的价格自然高于计划内的价格，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双轨价格，因此我们不能完全说这是“莫干山会议”之后才有的新现象，相反，莫干山会议上一些年轻学者的价格双轨思想更多的倒是受到了这些来自地方的自然实验的启发。

国务院设计派抓住价格双轨制这件事情不放，觉得它应该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负责，因此持续地表示了反对。后来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从1987年1月开始进行物价、税收、财政、贸易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但是联动改革需要中央资金充裕，因为要买单、要补贴，而当时财政部没有钱，所以这个方案实际上也没有执行。我觉得没有执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对价格改革以及联动改革的这一套方案已经开始动摇了，他认为这套方案在中国已经不太适合了，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邓小平不支持这个方案，国务院领导是不敢擅自行动的。这个方案基本上就被放弃了。

这当中还有一段插曲，1985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通货膨胀，其中有两次非常严重，这两次通货膨胀都是消费基金膨胀所引发的，这跟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在形成机制上完全是不同的。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多引起的。可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投资比较少，主要都是消费。国内没有那么多产能来满足大家的消费欲望，所以引发了物价上涨。80年代有一位老经济学家杨启先先生，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指出那时是“工资侵蚀利润”，企业赚的钱都发给工人当工资和津贴用了，那时候有货币奖金和实物奖金。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下班时拿回家的都是下发的食品或日用品。

出现了通货膨胀该怎么办呢？当时世界银行提出，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起组织一次大型的会议，听听发达国家怎么进行宏观管理的。这次会议于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里的一条船上召开。这条船属于交通部，叫“巴山”号，所以这次会议就被称为“巴山轮会议”。从重庆到武汉，这艘船在长江上走了六天，会议也开了六天。会议请来了非常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其中有一半是东欧经济学家，比如曾经做过捷克副总理的奥塔·锡克，还有波兰犹太籍经济学家布鲁斯。这次会议还请来了西方的经济学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

参加会议的中方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就是薛暮桥先生，当时应该有80岁了，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有刘国光、马洪、高尚全、吴敬琏、赵人伟等。另外船上还有做记录、整理资料的经济学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等，这次会议整理出了很多内部资料，但并没有多少内容公开出版。在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在走匈牙利的道路，他在会上发表了很多言论，包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怎么设计、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等，这些言论对当时中国的改革者很重要。

而托宾认为中国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企业发的奖金太多了，工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2倍。要治理通货膨胀就要让厂长经理少发钱。他甚至说，要让中国的厂长在办公室里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工资的增长率应该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后来据我了解，这次《巴山轮会议》的西方参与者大部分都过世了，但是这次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的模式、宏观治理等方面的影响的确很大。

当时这次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但是宏观经济管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大家认为这个词比较西化，于是中方就创造了另一个词：宏观控制。但是大家又认为控制是计划经济，也不合适。折中一下，就使用了宏观调控这个说法，于是“宏观调控”这四个字在1985年成为了政府用语。“巴山轮会议”上对中国的改革目标模式、宏观调控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并且写出了报告提交给中央政府。

1985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对其进行了宏观调控治理，形势好了一些，但到1987年通货膨胀又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对整体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的方案都动摇了。邓小平在1987年和1988年面临的经济时局是通货膨胀、腐败和经济混乱，他其实已经开始放弃价格改革了，转向了向地方放权以及推行政企分开的微观层面的改革。在邓小平看来恐怕计划要大幅度压缩，要改变企业的行为就要给企业和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应该说从价格改革转向所有制以及企业改革、转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是很突然的，但并不是偶然的。很多人不明白，邓小平不是自己主张要进行价格改革吗？为什么后来采纳了厉以宁教授的意见，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呢？厉以宁一直认为所有制改革是最重要的，他最著名的言论就是中国如果改革失败就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中国一旦改革成功就一定是所有制改革导致的成功。1987年以后，邓小平的思想转向了企业改革。

厉以宁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我上学时读了很多厉以宁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那时他也非常积极地对改革政策发表意见和建议，在学术界影响不断上升。邓小平对价格改革动摇并转向了所有制改革以后，厉以宁的影响迅速扩大。事实上，80年代后半期的改革政策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央—地方财政包干的改革两方面，这包括当年在全国普遍推行了企业的利润承包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推行收入的分享制度，就是所谓的财政放权，各省开始跟中央谈判，签署财政分权的不同协议。

1987～1988年的政策转变很快，但是时机不太好，因为198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腐败，导致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给了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中国在20世纪80年？所设计的这一套改革，受到了东欧改革的影响，采取不断放权让利同时进行比较大的价格调整的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使改革者后来产生了后来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

简单来说，这之后，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看起来是要用集权的方式来进行，中央政府要有足够的实力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要给地方政府的改革以激励。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要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在激励上的不兼容问题，通过之前的失败，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认定不能给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么多的财力，要约束他们的预算。于是改革战略需要改变，在我看来，后来形成的新的战略就是中央通过重新进行财政的集权，和地方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力求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进的财政改革能迅速完成。但我深信，中国90年代的财政激进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在中国，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可以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来看。政治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集权的，各层次的政府官员都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集权并不是改革中的重点；但经济关系则不同，出于效率的考虑，80年代的政府间权力的划分导致了过度分权，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权，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地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市场分割，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开始政令不通。由于经济激励，各地开始逐渐抵制中央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上，80年代是收入分享制，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在各年和各地都差异很大，但基本的模式是中央政府要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这种收入分享机制有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有隐瞒收入的动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并不知道地方政府的具体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可以隐瞒收入，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者直接就藏富于民了；二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会前后不一致，即使地方政府不隐瞒收入，中央政府只有在年终才知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分享机制是在年初就制定的，因而在年终时，中央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通过各种形式变更以前的约定，比如8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以不同的形式向地方政府“筹借”过大量的资金，而这些借款从来都没有归还，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行为的不一致后，更加倾向于隐瞒收入。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分税制有两个机制保证了政府间行为的一致性。首先是政府间采取税收分享机制，而不是收入分享机制，特别是增值税的分享，由于税收的征收是相对透明的，不同级政府对于税基的了解也是相似的，因而不存在地方政府隐瞒收入的情况，同时将分享主体放在增值税，该税种是是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努力程度的度量的，越是着力于发展经济的政府，该税基也会越大，因而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是有利的；其次，与之前的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国税局的设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独立的税收征收机构，由于收入分开征收，因而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分享，由于设立了相对公平和固定的分享机制，中央的税收并不会对地方的经济激励产生负面作用。

1994年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兼容问题，这在三个层面上保证了两者目标的一致性：首先，在税收的征收方面，由于国税局的设立，中央政府不再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身的财政收入，因而在税收的征收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激励隐瞒税收，并且由于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共享税种，因而中央和地方具有类似的税基，这样地方政府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因而分税制保证了两者都会最大化税基。其次，以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越是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部分的税收也会增长的更快，因而这可以间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方政府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投资的增速和财政收入的增速要大于GDP增速的原因，因而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保证了地方政府会将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最后，分税制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行，按照分税制的设计，中央政府的收入会越来越多，早在分税制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就远远超过其支出，因而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用来操作，既可以用来直接投资，也可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奖励；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这时候的转移支付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肯定，或是对推行改革造成的损失的省份的一种补偿，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庞大的财政实力保证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顺利推行。

现在看来，分税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2007年为例，全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五万亿，占当年GDP的1/4，同比增长32.4%，并且是超过年初的预算数目，这充分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上是激励兼容的。同时地方政府有一半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因而不管是出于宏观调控还是推行改革的目的，中央政府都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贯彻。

大家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功的改革都是增量型的改革，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普及深圳特区的设立，这些做法基本都不触动既得利益，但允许某些新的东西存在。但是真正要改革的，比如说物价、财政等，反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容易做下去。因此，中国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是有两个阶段的。

1991年，邓小平已经是88岁高龄了，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试验能够完成一个基本的架构。于是，在1992年深圳的“南方谈话”中，他甚至说，你们不能再畏畏缩缩，像小脚女人一样。他已经表达出应该加快改革的意思，他认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大家应该看准了就做，要大胆试验。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走了许多弯路，而到了90年代，邓小平希望加快市场体制的建立，大刀阔斧地把几个重要的结构改革在90年代全部做到位，形成一个体制的牢靠架构。我想这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了1997～199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已经成型了。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包括汇率、对外贸易等，但是总体的架构上应该说已经搭建好了。于是，1998年以后的问题就基本是个技术性问题了。

可是，什么时候写？写什么？采用何种写法？我总是不断地去想这些问题。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对书的模样我有过很多种幻想。2007年年初的一天，我在书店里忽然见到一本刚刚出版的记录量子力学发展史的翻译读物，叫《量子史话》。我自大学时代就喜爱阅读物理学史，这本黑色封面的书吸引了我。我买下了这本书，在阅读中我看到了它的记述格式与写作风格。它以事件的发生过程为主线，把重要的物理学家放到当时的事件中，同时又不放过对这些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的简化描述。这样的写法似乎正是我所喜欢和希望去尝试的。写出经济学家这三十年问的精彩和个性，我似乎对此有了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这样的主题，为什么我不可以尝试新的写法呢？更不用说，即使是科普作品和科普作家也有各自的风格和个性，写出来的作品也有视角和写法上的不同。我自己总是倾向于把这本书写得轻松些，有个人的品味和嗜好在里面，有丰富的研究文献做支撑，也最好能涉及自己的相关研究。

对于我来说，完成这部作品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从读大学开始就坚持每天都观察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热衷于阅读各类文献，跟踪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较早地参与经济学的各种会议讨论。而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已很多年，写过不少的研究论文，研究兴趣也颇为广泛。除此之外，我还高度关注着中国经济本身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即使我自己并没有像身在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策制定，但仍自认为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我自己并不写日记，但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记录着自己的学术流水账，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与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家有关的事件与研究活动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也算是另一种参与和体验的过程。这个习惯让我对我所经历的、看到的和参与的事情存留着良好的记忆。当我动手写这样的故事时，我头脑中的素材不怎么凌乱，也很容易梳理。

于是，我决定尝试用我自己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叙述语言写出这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作品。既然是以我自己的视角和记忆来写中国经济改革，那么我就不需要追求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全面记述，也无须追求逻辑完美和具有权威性。实际上，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记忆和叙述，我当然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站在个人角度上来看问题，改革中的很多事情长期以来都有争议，没有最具权威的解释和说法。即使是事件的当事人和内部人员，今天也只能是依赖自己的记忆回忆起来，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因而读者也不必在我的这本书中寻找那些有争议问题的正确答案。我所看到的事件、经历的过程，特别是我阅读过的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讨论的文献，甚至我个人对一些当事人的印象，都记述在这本书里了。当然，没有记述的事情并不等于不重要，而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写出我所经历的、阅读的和观察到的更多的改革片段。

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就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想我还有很多可以记述的东西，但我依旧作了筛选，并且部分地反映了我的偏好，我先选择了六个论题。与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我缺少的是写作时间。虽然你有很好的想法与构思，但就是没有时间写出来。在时间上，你需要化整为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本书的写作过程，前后拖延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由于教学、科研、行政、会议、演讲和出差的繁忙，绝大多数时间我没有用在写作这部作品上，这也是为什么完成这部作品会这么耗时的原因。

我最终动笔记述改革始于2007年5月我到加拿大女王大学做研究工作。在加拿大的三个月时间里，除了写研究论文之外，我的确有比较充沛的时间来整理和记述改革的故事。于是，我先后写出了“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巴山轮会议”以及“分权与增长”三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片段。它们算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模板。

回到上海后，我开始以这三个片段为基础改编出后来在《经济观察报》上以“改革记述：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为题的系列文章，连载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我决定这么做的动机当然是给自己一个约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写下去。而在写作“分权与增长”一章的过程中，我还根据自己收集的文献资料改编出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2007年年底我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那篇《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从加拿大回国前，我去美国波士顿见了我的合作者谢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我向他提及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他很感兴趣。当时，他应学术刊物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的邀请正在撰写论文，总结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可能有的贡献。在谢千里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验首先是验证了经济学中很多成熟的理论，也向很多已经被接受的理论提出了疑问，但更多的是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可以为经济学作出贡献的机会。

我在加拿大写完的内容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为中心展开的记述。在前一个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生代经济学人，为价格改革这个神经质般的问题寻找可行的方式，为其设计方案；而在后一个国际会议上，如何理解和处理转型初期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向国外经济学家当面求教的大题目。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谢千里教授之后，他的直接反应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像活生生的经济学课堂。

的确，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我国政府官员在内大家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过程。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当然会有来自经济学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老～代还是青年一代)从传统的书斋和经典名家的全集中走了出来，开始了直面真实的中国经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再去争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有多大，就变得无谓了，而且已经没有了价值和意义。

回想起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是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确异常活跃，不仅老学者和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而且他们与政府保持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形成双方互动的最难忘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我的这本记述改革的书中，开篇就从1984年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写起。回想起来，这是我印象深刻和记忆比较周全的一年，这一年我念大三。我知道这个时期的前后，我所在的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批在当时讲话掷地有声的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当时与他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了很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重要事件，他们大部分都参与了其中。今天，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不再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些在美国，有些在政府任职，有些则成了相当有成就的投资家。

我选择从“莫干山会议”开始这个系列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我想要在记述改革的历程中讲述更多的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从经济学家以一个集体的形象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事件开始记述当然是最恰当的。在“莫干山会议”上，上百位“中青年经济理论学者”作为整体开始形成，他们走上了摆脱经典注释性的经济研究的轨道，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我在记述此次会议的章节里是这样写的：

往事回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都那么津津乐道。而且我认为，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两次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2007年8月，我从加拿大回国之后，因为事务繁忙，对本书的写作基本就停了下来。一直到2008年春节之后我才开始新一章的写作。这个时候我去了耶鲁大学，在那儿住了将近三个月。与在加拿大不一样的是，我在耶鲁有公务，要经常出差，所以时间上并没有保障。实际上，在耶鲁我只完成了“特区试验场”一章的写作就回到了上海。

从耶鲁大学回到上海之后的十个月时间里，除了繁忙的教学和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我应邀参与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策划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并承担了写作《中国企业的转型道路》一书的工作。在出版时间的硬性约束下，我与我的几位学生共同努力，几乎每周讨论素材、文献和方法，不仅按时完成了书稿，而且我在这个过程中构思了“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以及“重建金融”这两章的记述内容。

200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很多地方都在安排纪念活动。在国外，芝加哥大学于7月中旬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纪念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我和谢千里教授提交了我们的合作论文并在会议上发表。后来我被邀请分别在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北京大学、诺丁汉大学出席纪念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会议并发表演讲。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5月开始就专门推出了大型公开周年纪念讲座。我在这个讲座上讲述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演变。2008年11月1日和2日上午，我还应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邀请分别前往广州和深圳，为参加“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市民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的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故事。两周后，我的演讲在《南方都市报》上以两版的篇幅发表了出来。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与我每两周便有一次“工作坊”，我们一起讲解论文并讨论学术问题，他们的投入与参与也给了我专注于学术的热情。我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们，给了我愉快的工作环境。而且因为他们，每周一次的“现代经济学讲座”始终能进行下去。我喜欢这样的讨论氛围。

也感谢《经济观察报》的殷练、《上海证券报》的沈飞昊、《东方早报》的张明扬和《南方都市报》的周筱贽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和与我的愉快合作。

还要感谢吴晓波先生对我的这本书的关注。同时，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给予了我足够的耐心和支持。感谢上海“曙光学者”跟踪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方经济学，B101)、复旦大学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项目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的资助项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以及兄弟姊妹，他们没有占去我太多的时间。我总是说，我的太太和儿子给了我生活和研究的激情。太太在生活上是我的依靠，儿子现在也在学习经济学，甚至考试前要打越洋电话来向我请教问题。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希望今后我与儿子之间能有合作论文的机会。

2009年4月20日 于上海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