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金先生的侄外孙李舒执笔撰写的《老巴金》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全景式地记录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晚年生活，让我们看到这个“又老又病”的可爱老人最后30年的人生景象。

书中还收录了200多帧照片，大部分是首次发表；并附有较详实的有关巴金生平大事及主要著译作品的“年表”。

作者李舒是巴金的侄外孙，他在巴老身边做了几年秘书工作，拍摄了大量照片，直至巴金逝世。作者亲身经历了老年巴金与亲人和朋友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文革”中后朋以来30多年间巴金的生活和创作，使读者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一个可爱的老人活跃的思想和晚年生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高尚、恬静和超脱的灵魂，更是一个不断被病痛折磨、时常独自忍受失去亲人和朋友的痛苦，但心中仍有一团火焰的世纪老人。

本书收录了有夫巴金的照片200余幅，其中绝大部分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弥足珍贵。

自序 我与四外公——老巴金

第一辑 有信仰的老巴金

第二辑 可爱的老巴金

第三辑 老巴金和他挚爱的亲人们

第四辑 老巴金难舍的朋友们

第五辑 魂牵梦萦的故乡

附录 巴金年表

 送别老巴金

后记

不高兴的纸条

一九九三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巴金小说全集》，全套十册，印刷、装帧都属上乘，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老巴金却高兴不起来，他非常反感出版者强加在他书中的那些“序”。

这套书除了老巴金一九九。年九月九日作的《小序》，另外还有出版者安排的《总序》和每一册的《序》，算下来有十余个。出版者安排的“序”其实就是评论文章。评论家爱怎么写是他们的自由，但事先并不征求意见，直接印在老巴金的作品里，这其实是对作者的不尊重。

书已印出，送到家里来了，老巴金也无可奈何。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是他送人的书一概不签名：二是在书中附上一张纸条，说明自己的态度：

“我容忍这些《序》，可是并不同意它们。巴金”

茶

老巴金喜欢喝茶，而且大多数时候喝的是云南下关沱茶。

有一年我去上海，在医院里听老巴金说，最近喝茶不香，你回去问问姑婆(老巴金的九妹琼如)，家里还有没有好茶。

我回去一问，姑婆急了：“最好的茶就是‘云雾’、‘毛尖’，都拿到医院去了，是不是赶紧再买点更好的？”

我想换个思路，就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在火车上混时间(我平时不喝茶)的袋泡花茶拿给老巴金试试，他觉得好，香！于是那些天就喝成都的袋泡花茶。

这只是偶尔换换口味，真正的好茶与许四海有关。

忘了哪一年，台湾客人送了两大盒“冻顶乌龙”，是茶中的精品、极品，可是大家都不谙茶道，泡出来不好喝。后来上海的茶艺大师许四海来访，小林向他请教。许先生说，泡乌龙茶有三大讲究：一是要有好壶(紫砂壶)；二是要有好水；三是要掌握好水温和时间。许先生用他自带的紫砂壶亲自示范，大家才领略到：乌龙茶真是妙不可言。许先生走时把紫砂壶留下了，后来我便照葫芦画瓢仿制起来，也大受赞赏。以后我每次到上海，老巴金就说：“我们喝一次好茶吧。”我便欣然从命。恰巧靳以的夫人陶肃琼有一次来访，老巴金便请她喝“好茶”，陶肃琼感叹说：“我喝了几十年茶了，还是第一次喝到这么香的茶！”

听说最好的乌龙茶价等黄金，我们喝的当然不会那么昂贵，但恐怕也是珍品了。最后两大盒“冻顶乌龙”用尽，换了其他的乌龙茶，就再也没有先前的妙处了。

老巴金还是照旧喝他的沱茶。

再后来，药越吃越多，什么茶都喝不上了。

与病魔抗争

一九八二年我去上海，家里人发现老巴金有一些身体上的毛病：写字手颤抖，字越写越小。走路脚提不起来，老是擦着地。这些都是帕金森氏病的典型症状，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是老年人的肌肉僵滞，应该加强锻炼。

老巴金很听话，按小林和国煣的指挥，先压腿，把腿放在台阶上；她们还要他蹲马步，他也照办，坚持了好一阵；最后还要抬手至胸前，做环抱状。他老是半闭着眼，似乎快睡着了。

这是当年锻炼的照片。

快到年底时老巴金摔了一跤，弄成股骨骨折，这下可麻烦了。医院考虑到老巴金的身体状况和年龄，决定采取保守疗法：不开刀，做牵引。一九八三年初，我从单位请了假去上海照顾他，到医院一看才知道这个保守疗法有多痛苦：在伤腿的小腿骨横着打一根钢钉，两边冒出点头，在上面挂重物拉扯；而且两个多月的时间要躺在病床上，一点都不能动，只能仰面朝天，这个光是让我看着都觉得受不了。

P31-34

我与四外公——老巴金

巴金先生是我外公的四弟，我以前一直称他四外公。记得“老巴金”最早是小棠(巴金先生的儿子)叫出来的，后来大家都这么叫了。巴金先生常说自己“又老又病”，但他又那么真诚、善良，一心为着别人，叫“巴老”或“先生”似乎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巴金在成都日记中写道：“八点一刻起。刚洗好脸，国莹带李舒、李彦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八岁，我弟弟李彦六岁。有趣的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老巴金又写道“八点醒，还未起身，李舒在外面推门。便下床开门，由他叠好铺盖。”看来，我真是勤快得要命。

下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五年了，我在上海实习，每个厂休日都去老巴金家。他在，我们就聊天；他不在，我就找本书看。我从小就没有外公和爷爷，在老巴金的身边，我觉得他是我最亲近的老人，虽然当时他还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那段时期我常坐二十六路电车去他家，有一次快到站时，突然发现老巴金也在电车上，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给老人让座的，七十一岁的他抓紧铁栏，任凭寒风吹着满头的银发。我的心里不知为什么涌上一股自豪感，我突然想对人说：他就是巴金，是我的四外公！其实，就是在“文革”时期，成都的家人们也一直以他为荣，即使因他政治上受到牵连而多受了许多罪。

再后来是一九八二年了，从这年起我就经常到上海看望老巴金并陪伴他住一些日子，也帮他做一些事。去得多了，就有人劝我：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事业。我想，我就喜欢在老巴金身边的那种恬静和超脱，感受他人格的魅力。我乐意为他做点小事，和他说笑说笑，让他感到多一个始终关心他、爱他的人。

我也时常感觉到他的爱。有一年他在杭州休养，我从成都赶过去陪他。到了熟悉的汪庄，见到熟悉的服务员，她们马上给我端来一盘松仁。小姑娘们笑嘻嘻地说：“李老师，这是巴老专门给你留的！”原来这两天餐桌上只要一摆上松仁，老巴金就说：“给李舒留着，他喜欢吃这个。”其实我的口味和他非常相近，松仁也是老巴金喜欢的东西。看着他高兴的笑容，我知道，让别人快乐，是老巴金的幸福之源。

老巴金是个很独立的人，他不依赖人，也从不愿意麻烦人。但后来衰老和疾病使他不得不考虑找助手。一九九〇年他给我的一封信里诡“总之，我需要人帮助，你和马绍弥对我更有用。”于是，由中国作协发函借调，我在老巴金身边做了几年秘书的工作。时间长了，积累了不少照片和故事，本不足外传，但朋友们喜欢，鼓励并协助出版，说：“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老巴金，他不但是一个大作家，也是一个普通的、可爱的老人。”他们也自然地称他“老巴金”，于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有点意思。

老巴金一直写作到九十多岁，出版了二十六卷全集和十卷译文全集，称得上是勤奋的作家了。一九九九年病危后，他停止了写作，疾病使他连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都非常困难。他送给我很多作品，都有他的题签，已经有满满两大橱了。这一次，我真想他能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我就可以得意一下了：“老巴金，我也要签本书送给你了！”

然后听见他说：“谢谢。”

李舒

本书动笔于二〇〇三年，当时希望在老巴金百岁诞辰时作为一份礼物献给他。由于那一年非典的猖獗和一些别的原因，出版社和我一直没能联系上，出书的事最终夭折了。

夭折其实也不是坏事，它使我从赶稿的浮躁中沉静下来。老巴金本身就是一部大书，要想真正了解他，还是得从他的作品入手。两年后的修改幅度比较大，资料和照片也新增了很多，这得益于本书的责任编辑任洁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领导。

我还要感谢老巴金和李小林、李小棠。我是他们的晚辈，但时常“没老没小”的，在行文中也是如此。我只是想真实地写出自己的这段经历，真实地写出老巴金和他周围的人。小林、小棠像老巴金一样宽容了我，他们在二〇〇三年和今年对本书进行了仔细的审读和修改。

一九六一年的元旦，老巴金在家书中写道：“今天早晨国莹带了两个小孩来坐了几分钟，她的八岁儿子在学校里分到两个广柑，一定要给我送一个来，第二个六岁的儿子，看见哥哥送东西，也把他送妈妈的一块点心收回来送给我。”四十五年一下就晃过去了，我和弟弟今年都赶到上海，为我们深爱的四外公送行。

老巴金走了，他走得安详、平静。我用这本书送别他。我对他说不上理解，但我对他的爱和想念，都在这本书里。

李舒

二〇〇五年十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