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多年来，波澜壮阔，风云激荡，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误，让后人扼腕叹息。成功的原因何在？挫败又因何产生？其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在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在每一次重大决策前后，都伴随着各种观念的冲突和思想的争鸣。要深入理解共和国历史，必须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观念冲突和思想解放的历史。

本书的论述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通过故事的形式展开，注重细节的挖掘，力求用畅达的语言和清晰的条理再现复杂的历史过程，以期使读者更轻松地了解历史的厚重、感悟历史的魅力。

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无论开辟道路还是理论创新，都离不开思想争鸣。每当时局变化的紧要关头，每当重大决策的出台前后，总会产生观念的冲突，总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辩。从决策抗美援朝到坚持和平发展，从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到推进改革开放，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入理解共和国历史，必须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思想决策冲突和论争的历史。本书通过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在思想性和生动性兼具的基础上，再现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事关道路抉择的、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决策论争的全过程。

导言

 1.从“不争论”说起/3

 2.在思想争鸣中前进/6

 3.思想争论带来的启示/15

1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能否确立？——过渡时期的意见分歧

 1.“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25

 2.“提早消灭资本主义是错误的”/30

 3.围绕农村合作化的意见分歧/35

 4.能否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38

2 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论争

 1.“武训不足为训”？——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43

 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和批判/55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64

 4.对三次论争与批判的反思/74

3 艰难的抉择——抗美援朝决策始末

 1.朝鲜战争爆发及各方反应/79

 2.战局扩大与出兵决策/83

 3.对抗美援朝的持续关注/89

4 是太快还是太慢？——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速度之争

 1.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稳步推进/95

 2.农业合作化的急躁冒进与“停、缩、发”方针/97

 3.批判“小脚女人走路”/100

 4.三大改造的超高速发展/103

 5.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思/106

5 欲速则不达——“三面红旗”的起落

 1.反保守还是反冒进：“三面红旗”提出前的一场论争/111

 2.一年“升起”三面旗/115

 3.徘徊在纠“左”与反右之间/121

 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6

6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大论战的前前后后

 1.中苏两党裂缝的产生/131

 2.中苏两国矛盾的深化/133

 3.中苏全面论战及其后果/137

7 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的纷争

 1.《人民日报》吹响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145

 2.“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的交锋/149

 3.在大案上打开缺口/152

 4.烟台会议上的争论/155

 5.又一次较量/158

8 冲破思想禁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

 1.“两个凡是”的出笼/163

 2.两个重要问题上的争论/166

 3.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69

 4.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176

9 要“集体”还是要“单干”？——一波三折的“包产到户”

 1.在两条道路的辩论中受重创/181

 2.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自救之道/185

 3.“阳关道”还是“独木桥”？/190

10 反对“神化”与反对“丑化”——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1.两种错误：“神化”与“全盘否定”/201

 2.科学评价的指导原则/205

 3.规模空前的大讨论/209

 4.《历史决议》的杰出贡献/213

 5.不废江河万古流/216

11 时代观的转换——怎样认识战争与和平

 1.世界将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221

 2.新时代观的形成/227

 3.外交战略的转变230

 4.裁军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32

 5.“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的和平发展/235

12 春潮与寒流——经济特区的探索之路

 1.“杀出一条血路来”/239

 2.有些“秋风瑟瑟”的味道/242

 3.邓小平首次到特区/246

 4.洋浦模式再掀风波/248

 5.“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250

13 姓“社”还是姓“资”——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与论争

 1.商品经济：犹抱琵琶半遮面/257

 2.市场取向：山雨欲来风满楼/262

 3.市场经济：千树万树梨花开/268

14 姓“公”还是姓“私”——关于股份制性质的讨论

 1.股份制与知识青年返城就业及国企改革试点/275

 2.股份合作制：我国农民的又一创造/279

 3.“四不像”经济组织形式的迅速发展/280

 4.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吗？/282

15 从资金饥渴到“不差钱”——中国引进外资引发的争论

 1.打开窗户：外资是新鲜空气，还是苍蝇？/293

 2.开门迎客，多少合适？/295

 3.外资不是来扶贫的/299

 4.高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发展“不差钱”303

16 身份之争——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前前后后

 1.党员可以成为富农吗？/309

 2.如何看待私营经济中的剥削现象？/312

 3.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之争/316

 4.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利与弊/321

17 是穷人太穷还是富人太富？——关于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思考

 1.千年理想“均贫富”/32g

 2.“先富论”激发致富梦/332

 3.能否以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看待中国？/335

 4.“穷人经济学”与共同富裕之路/340

18 是对还是错？——从国企产权改革的纷争说起

 1.“郎顾之争”引发大争论/347

 2.对改革本身的争论和反思/352

 3.如何看待社会的不公平问题？/357

 4.对改革争论的总结和反思/359

19 软实力与核心价值体系——从“普世价值”的论争说起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的缘起/365

 2.聚焦国内“普世价值”论争/369

 3.中国“软实力”的提升/374

20 理论体系与发展道路——关于理论创新与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

 1.理论创新不一定要有鸿篇巨制，贵在解决实际问题/383

 2.理论创新不一定要有新的语言表述，贵在有思想创见/386

 3.理论创新不能违背科学，贵在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性/389

 4.选择道路不能照搬，贵在符合国情/392

后记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场由一部电影而引起的风波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震动，而且影响深远，首开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学术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结合的先例。

(1)“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被搬上银屏

电影《武训传》是由进步艺术家孙瑜导演、赵丹主演，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一部历史故事片。它从1949年初开始拍摄，于1950年底摄制完成。它以清末山东人武训行乞办农村义学的事迹为素材创作而成。

武训(1838～1896)，原名武七，“训”这个名字是清朝政府后来为嘉奖他“行乞兴学”、“为天下后世训”而赐给他的。武训出身于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7岁丧父，随母四处乞讨流浪。十几岁时，武训给地主家扛活，地主欺侮他不识字，侵吞了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他由此感受到不识字的苦处，于是立下了行乞兴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的志愿。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在这个信念激励下，武训开始了艰辛的办学实践。为此，武训四处乞讨，甚至自残自贱，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经过各种努力，武训逐步积累起上百亩土地、万贯家财，全部用来修义学。从1888年到1896年，他先后在山东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分别建立起崇贤义塾、杨二庄义学、御史巷义学。武训行乞兴学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受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普遍赞扬，有许多人学习武训兴办义学。其中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尤其推崇武训，积极倡导武训精神。

电影《武训传》以一个小学教师给学生讲故事为引子，以武训行乞兴学和周大带领一支农民武装斗争为线索，描写和赞扬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电影的梗概是：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叫武七的穷孩子，由于不识字被地主张老辫以伪造账目的手段白白赖掉了3年的工钱，武七与之争辩，遭毒打并被赶出门外。他无家可归，又气又急之下病倒在一座破庙中。在3天3夜的梦幻中他游历了地狱天堂，看到穷人之所以受到地主的欺压从小苦到老，就是由于不识字，而识了字就可以上天堂，就有好日子过。于是，武七下决心用行乞的办法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不再受人欺压。为了乞讨几个钱，他耍把戏、唱小曲、竖大顶，还采取了种种自辱自贱的做法，到处向人下跪磕头，吃砖头、瓦块、蛇蝎、粪便，喝脏水，爬在地上做驴当马让人骑，甚至任人拳打脚踢，代价是“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武七用这种自辱和苦行的办法感动了举人、豪绅、官府，在他们的赞助和支持下办起第一所义学，穷人的孩子高高兴兴地上学了。武七并不因此而满足，他又风尘仆仆地为办更多的义学而去乞讨奔波。影片颂扬了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称武训是“至仁至勇，千古一人”。

(2)《武训传》上映之初的赞誉和批评

1951年2月，电影《武训传》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反应热烈，不少观众被感动得流泪。为了扩大影响，孙瑜携拷贝到北京。2月21日，由周恩来批准《武训传》在中南海演出，朱德、周恩来、胡乔木等一百多人到场观看，反映良好，放完后获得不少掌声。朱德微笑着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毛泽东和江青几天后也看了《武训传》。

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上映，反映强烈，称誉和推荐的文章在报刊上接踵而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5日到1951年3月，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或者主要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40多篇，《大众电影》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赞扬和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电影《武训传》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为新解放区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人们，提供了燃起对地主阶级仇恨的现实题材。

第二，认为观众从武训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和卓越精神。杨雨明、端木蕻良在《北京文艺》1951年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武训传>》中指出：“劳动出身的武训是充满了聪明和智慧的，他会唱歌，会讲故事，会耍把戏，会做菜，记性好，有韧性，心眼深，能说能行。”董渭川在1951年2月2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中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从武训这个杰出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的卓越精神”，武训把这些高贵品质应用到举办义学，是一位“杰出的劳动者”。赵丹在《我是怎样演武训的》一文中写道：“武训的这种斗争，反映了中国农民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

第三，认为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戴白涛在1951年1月3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应该学习武训那样赤诚的始终如一不避任何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使他们都具有近代进步的科学知识与文化修养”。一些文章还说，有些原来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了。有人认为它与《乡村女教师》有同等教育意义。

此外，在《武训传》放映后不久，还出了三本有关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上海新亚书店出版)，一本是李士钊编、孙之侑绘的《武训画传》(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一本是柏水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上海通联书店出版)。一时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一股赞扬武训、提倡武训精神的热潮。

在肯定《武训传》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一些文章指出它有以下不足之处：一是认为“编导把武训决心办义学的转变过程，是借用一个噩梦来说出的，编导避重就轻用心里的幻境来描写武训的理性认识，这种描写是十足的错误的运用”。二是认为编导“对于太平天国的历史的概括是值得商榷的”，影片开头通过太平天国的一个战士周大的行为和女教师的叙述，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事烧杀，因而不能成功，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三是认为编导“把武训完全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物”，因为他“非常爱那屈辱的武训，而常常把具有反抗精神的武训放到次要的地位”，这样“妨碍了人类的尊严，消解了抗争的力量”。有的文章写得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今天表现(武训)这样的形象作为历史传统来教育后人，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有害的。武训所代表的懦弱性格，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富有的坚强勇敢的民族性格是完全不相称的”。总的来看，这些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是在学术领域进行的，讨论的气氛也是正常的。

4月下旬，批评逐渐增多。引人注目的是发表在1951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4卷第1期上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同刊第4卷第2期上杨耳的《谈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两篇文章。特别是后者又于1951年5月16日被《人民日报》以《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的醒目标题予以转载。

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我们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的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指出：“武训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已十分尖锐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发。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什么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至于“武训精神”，文章认为，无论是今天还是昨天，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在转载这篇文章时，《人民日报》特别加了“编者按”，提出“希望能藉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部电影的上映，以及出现对它的不同评价，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促进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究竟如何评价电影《武训传》，它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这是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得到解决。即使有某些不同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也可以通过实践，在再思考、再认识中逐步解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翻身作了主人的条件下，尤其有可能也有必要用这种自由讨论的方法解决文艺和学术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问题。可惜，事态未能按照文艺争鸣和学术讨论的方向发展。

P43-47

1.从“不争论”说起

说到争论，人们自然会想到邓小平的“发明”。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虽然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方针，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思想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公”与“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改革是对还是错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争论，至于一些政策、法规出台前后的争论就更为普遍。

赞成者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充分讨论，自由争论，才能辨明发展方向，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在争鸣中才能充分获得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非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日益普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与各种教条主义观念的论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反对者认为，争论贻误时机，有害无益。对一些工作有议论、有看法，这无可厚非，但如果陷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则不足取。因为争论产生不了物质财富，相反，还很有可能搅乱人心，丧失机遇，影响发展。必须“在不争论中发展”，凡是认准了的事情，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积极探索，努力创新。

对是否“争论”有明显的意见分歧。那么，怎样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务实的作风和超人的胆略与智慧，探索使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富强的改革之路。过去，我们有过教训：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在所谓的“社”与“资”的问题上搞无谓争论，甚至搞大批判，贻误了发展时机。在改革之初，为了摆脱贫困，克服低效，人们迫不得已痛苦地反思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既有怀疑，又不忍心放弃，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也充满了争论，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甚至有犹豫和反复。农村改革闯出了新天地，城市改革则是步履艰辛，因为理论认识不够清晰，政策表述上也模棱两可，改革措施上则是“双轨制”。经过“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路更加清晰，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改革的成效更为显著。实践证明，正是有了敢于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朴素思想冲破封闭僵化的思想樊笼，大胆试验，真抓实干，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不能停留在争论上而影响发展。但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些人把政治风波的出现归咎于改革开放，归咎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引进外资。于是，对本来可以采取的那些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一些具体措施，不必去问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又开始了无谓的争论，甚至上纲上线，拿大帽子吓唬人，影响了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不要搞争论，而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靠实践来检验。可见，“不争论”方针是有时代内涵的，是英明之举，也是形势所迫，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争论”就是要在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对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不要争论，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理解这个方针如同学习贯彻任何理论和方针政策一样，要结合时代特点，要密切联系实际，不能抽象化和绝对化。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如果需要争论才能辨明方向，邓小平不仅不反对争论，而且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争论。新时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一场思想大争论，邓小平是支持者和推动者。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至于学术问题，当然更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由讨论。邓小平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人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加之利益分配的差别和思想认识水平不一，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认识分歧和争论是必然的。我们要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反对凡事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的官僚主义；提倡真抓实干，注重实效，反对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形式主义。不能争论不休而贻误发展机遇，要敢于实验，要坚持实践标准，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而“不争论”方针能够贯彻下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重量级领导人。

邓小平是经历过多次惊涛骇浪的伟大政治家，具有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智慧，在党内外有极高威望，可以拍板，能够压得住阵。他坚持不争论，能够得到大家认同，实践上的成功也教育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从而使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得以实施，并逐步统一党内多数同志的认识。否则，连一些政策也因为争论而无法出台，那么单纯强调不争论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如果以“不争论”为借口不听取不同意见而独断专行，那更是不可取的。

……

(3)思想争鸣不能影响大胆试验

实践无止境，认识也必然无止境。只要实践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不会结束，不同认识的交流与碰撞也不会停止。但社会的发展又不可能等一切问题都认识清楚后再行动，更不可能等争辩明白后再付诸实践，而必须是边实践、边认识，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在探索争鸣中不断前行。

理论争鸣不止，实践探索不停。这就需要一种敢闯的精神，需要一种大胆试验的气魄。

首先是要敢想。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想到的事情不一定能做成，但想不到的事情肯定做不成。所以要开拓新局面，第一位的是要敢想，要敢于突破教条的、僵化的思维方式的禁锢和束缚，摒弃与发展不相适应的老思想、旧观念，不断克服畏难情绪，消除惰性心态，点燃创新激情，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工作的大发展。

其次是要敢闯。工作中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挑战，往往没有现成的办法可用，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需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敢闯、敢试，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增强进取意识，以更加创新的实践寻求超越和突破。

再次是要敢干。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发展机遇往往会稍纵即逝，不能空泛地争论而贻误发展时机，必须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上。只有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都变为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和人民的利益，思想探索的目的才算达到。踏踏实实干出成效来，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才能取信于民。

思想的解放，认识的深化，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动态的、持续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思想争论不能阻碍试验，不能阻止发展。邓小平说得好：“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怎样才能看得准呢？如何衡量“准不准”呢？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然而，在改革的步骤、途径和措施上，鼓励从实际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大胆探索，不要过多设置堤防，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改革措施、发展路子，都应予以支持，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在“闯”和“试”的过程中，要随时总结经验，接受实践的检验。

要做到看得准，还要注重拓宽视野，从大局看问题，特别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就需要努力把握世界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矛盾，洞察全球化大趋势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科学地判断国际形势，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发展，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发展经验，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

如何对待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的成功经验是：搞好试验，允许看，对尚不成熟的东西不轻易下结论、不过早作定论。客观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潜伏、暴露和展开的过程，由此决定了人对事物规律的掌握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的过程。“不争论”，是要反对表面地、片面地、静止地对局势下判断，而主张从世界内部矛盾的发生发展中对局势作客观的、全面的、动态的考察，把握局势的性质和前景。“不争论”，不是提倡盲从，不是万马齐喑，而是允许看，允许不同观点存在。邓小平说得好：“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对于不同意见，不是搞群众性大批判，而是用实践来检验，靠发展的实际效果来教育、来说服。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制定和贯彻，都要看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不搞强迫。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群众的领导方法不完全正确，对群众实行命令主义，理解不理解都要强迫执行，迫使人民群众做了许多违心和不愿做的事情。邓小平正确的领导方法就是对群众不搞强迫命令，而是通过说服、教育和等待，让群众去认识、去理解，通过切身体验去判断和选择，把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建立在尊重人民的意愿和选择的基础上，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新时期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以及是否允许雇工、是否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手段等众多政策性问题上，都是采取了鼓励试验，顺其自然，允许看、等等看的做法。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用实践来回答。这些看似无为而治的方法，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英明抉择。实践证明，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与市场经济对着干；尊重群众意愿，不与老百姓对着干；尊重自然规律，不与大自然对着干，这才是明智之举，才是把握执政规律的关键所在。

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就意味要走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道路，就必然会有风险，有时可能还会犯错误。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说过这样的话：“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邓小平的务实态度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保证开放创新的“领头羊”不会成为“替罪羊”，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对试验中尚不完善的，要允许通过实践修正和完善；对试验失败的，要允许调整思路再试验。对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要用平等对话、内部研讨的方式去解决，最终靠实践的结果去回答。即使对于一定范围内的错误的思潮，也不适宜搞群众性的公开争论。要保护、鼓励人们的创业精神，褒扬改革者，支持创业者，宽容失败者，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和体制条件。

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撰写了《抉择——共和国重大思想决策论争纪实》一书。  本书着力体现思想性。共和国六十多年来，波澜壮阔，风云激荡，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误，让后人扼腕叹息。成功的原因何在？挫败又因何产生？其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在每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在每一次重大决策前后，都伴随着各种观念的冲突和思想的争鸣。要深入理解共和国历史，必须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观念冲突和思想解放的历史。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的思想观念作用不可忽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法宝。本书寓论断于事实之中，将展现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魅力，让人们体察和感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深化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使人们在阅读思想观念的碰撞中，了解道路开辟的艰辛，在认识思想解放的历程中，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从多彩的历史画卷中感受到历史发展的韵味和思想的启迪。

本书力求生动性和可读性。历史进程跌宕起伏，历史画卷五彩缤纷，历史人物生动活泼。如何展现多彩的历史画卷，是研究者常说常新的话题。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思想论争事关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内容多为公众所关注和熟悉，争论前后和过程中往往有复杂曲折的情节和饶有趣味的细节，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历史的魅力往往在于细节之中。对细节的生动描述当然不是猎奇，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不搞猜测和演绎，力求使学术性和可读性有机统一起来。本书的论述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通过故事的形式展开，注重细节的挖掘，力求用畅达的语言和清晰的条理再现复杂的历史过程，以期使读者更轻松地了解历史的厚重、感悟历史的魅力。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8JA71 0002)“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解放思想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如何使这一研究走向深化？课题组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观念冲突和道路抉择的视角，通过鲜活的历史故事彰显思想争鸣在道路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是课题组集体智慧的结晶。马慧吉在课题的论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阚和庆、田园、于昆对写作提纲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参加书稿撰写的是：王炳林(导言)，丁云(一、二)，路淑英(三、十二、十七)，马慧吉(四)，刘强(五、十六)，阚和庆(六、十八、二十)，于昆(七、八、九)，王春玺(十)，卜昭滔(十一、十四)，杨永利(十三)，宋志刚(十五)，宋媛(十九)。全书由王炳林修改定稿。

把学术著作写生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由于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王炳林

2009年5月10日干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