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风云叱咤的龙虎将军，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启主。

他以13副盔甲为“本钱”起兵，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武力和智谋统一了分散割据的女真各部。

他创制满族文字，创建八旗制度，以勇悍立威，血战30多年，击败偌大的朱明王朝。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名和业绩将与世长存。

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李治亭编著的《努尔哈赤》全方位立体描述了努尔哈赤的一生。从他的成长过程写起，直至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等，本书把可读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努尔哈赤》由李治亭编著。

在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星汉中，有两颗最明亮的民族英雄之星——一颗是蒙古族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另一颗是满洲族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奠基的清帝国，绵祚二百六十八年，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他的姓名与业绩，不仅垂诸于中国史籍，而且载记于世界史册。他活跃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舞台上，他一生十功四过，瑕不掩瑜。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全方位立体描述了努尔哈赤的一生，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前言

第一章 边臣世家

 一、神话溯源

 二、女真望族

 三、浪迹辽东

第二章 初创基业

 一、父祖被害

 二、起兵复仇

 三、统一建州

 四、笼络明朝

第三章 威震东北

 一、独战群雄

 二、兼并二部

 三、四战乌拉

 四、三征叶赫

 五、兵进绝域

第四章 建国称汗

 一、创建八旗

 二、制定满文

 三、营建都城

 四、即位称汗

第五章 开国方略

 一、经济新策

 二、举贤任能

 三、敬天崇佛

第六章 向明宣战

 一、“七恨”伐明

 二、首战抚清

 三、决战决胜

第七章 进军辽东

 一、攻克开铁

 二、夺取辽沈

 三、迁都辽阳

第八章 辽西鏖战

 一、血战西平

 二、计取广宁

 三、再迁沈阳

 四、治辽新政

 五、亲蒙联姻

第九章 兴旺家族

 一、妻多子众

 二、兄弟子助

 三、家庭纷争

 四、觊觎汗位

第十章 最后岁月

 一、巩固战果

 二、宁远惨败

 三、客死他乡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自清太宗始，清朝把布库里雍顺奉为“始祖”。据他们说，在布库里雍顺建国立号之后，国家就兴盛起来，经过了数代，由盛转衰。因为他的子孙暴虐，部属纷纷叛变，攻破了鄂多理城，把他的子孙都杀死了，唯一幸存者是个小孩，名叫范噤。他从城里逃到野外，眼看被追兵撵上，恰巧有一只神鹊飞来，栖落到他头上，追兵误以为鹊落到了枯树上，就停止追捕，返回城里。范噤幸免一死，从此隐姓埋名直到去世。满洲后代以鹊保护祖宗之功，将之奉为神明，从不加以伤害。到范噤的孙子孟特穆时，家族重新振兴起来。孟特穆为人机智勇敢，为祖先报了仇，家族才得到拯救，日渐兴旺。后来，他定居在赫图阿拉(满语，汉译“横岗”的意思)，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努尔哈赤出世。

在孟特穆之前，有关祖先的历史还属传说的性质。前有神鹊送来朱果，使仙女佛库伦怀孕，降生始祖；后有神鹊救范噤，得以保留繁衍之根。可以认为，这个故事应是前一个神话的延伸或继续，所以，还不能看作是真实的历史。 

努尔哈赤祖先的历史，有据可查的是从孟特穆开始的。太宗时，首尊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肇”和“原”两个字，都是开始的意思。祖宗由他开始，当皇帝也由他开始。显然，太宗编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时，对孟特穆以前的老祖宗都说不准，只有借助已有的神话传说，来说明他的老祖宗由来已久。生活在太宗以后的子孙们，就更是无法说清远祖的历史了。

他们把孟特穆奉为家族和大清朝的真正始祖，是有充分根据的。自此，努尔哈赤祖先及家族由传说而进入真实历史的时空，在浩瀚的中国史册中，留下了愈来愈明显，甚至光芒四射的巨大痕迹。

孟特穆，又称猛哥贴木儿，在中国历史记载中不仅实有其人，而且还是元明之际建州女真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太宗以后，他的子孙们之所以都尊崇孟特穆，是因为他率领本部族从遥远的黑龙江迁到了朝鲜境内，并接受明朝的任命，做了明朝的边臣，然后才又有了迁徙赫图阿拉之举，为未来的努尔哈赤崛起创造了条件。但是，《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以下简称《武录》)对孟特穆的记载甚少，语焉不详，尤其是隐去了孟特穆为明边臣的重要史实，又称他定居于赫图阿拉，这与史实不符。的确，孟特穆的南迁，是这个辗转流离的家族的又一次重大转机，对努尔哈赤前程关系甚大。因此，有必要把孟特穆的历史予以澄清。

还在元朝末年时，孟特穆已被任命为斡朵怜军民万户府的万户(官名)，建州女真的另一个著名领袖阿哈出为胡里改军民万户府的万户。他们的原居地，一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南岸的富锦(今属黑龙江省)，一在松花江与牡丹江合流的依兰。元末，天下大乱，朝廷无暇顾及东北，其统治迅速衰弱，失去对东北尤其是黑龙江流域的强有力的控制，女真各部问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生活难以安定下来。在这一背景下，约当元明之际，孟特穆便率本部族开始逐渐南迁。大约在明洪武末，他们已迁到朝鲜北部的庆源与镜城地区，在这里安顿下来。阿哈出也率部族南迁，辗转到了奉州(今吉林省吉林市南)。他们跋涉数千里，其艰难可想而知。

元明交替之时，女真人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原先布局，使东北广大地区遍布着女真人。明朝按照女真人居住的地区和生产发展水平，把他们分为三个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明人所说的建州女真，主要是指居住在牡丹江流域的女真人。海西是指松花江的一段(称海西江)，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女真人就称为海西女真。还有一部分女真人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两岸，生产水平低下，生活十分落后，明人贬为“野人”女真。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正式建立明朝后，很快便下令进军东北，招抚元朝余部，将东北地区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着手建立具有军事组织性质的卫所和都司。到永乐时期，已在女真人居住的地区先后建立了一百八十多个卫所(见《明史·兵志》卷九十)，永乐七年(1409)，在今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创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统辖松花江下游、牡丹江、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东至海的广大地区的女真人。该都司是本地区各卫所的最高行政机构。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的统治，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办法，朝廷不派命官，而是任命他们的各部酋长或头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由朝廷赐给敕书、印信，即授权给他们，管理本地女真人。敕书很重要，上面开列领取者的姓名、官衔、颁发日期等项。被任命的人必须妥善保存，不能丢失，不许涂改。这张敕书，就是他们行使权利的凭证。另一个重要用处，就是他们定期到明朝京师朝贡时，沿途所经关口，都要按敕书检验，没有敕书，或敕书与本人不符的，都不能放行。

顺便指出，明朝在东北还有一个特殊地区：北起开原，南达旅顺；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畔，称为“辽东”，相当于今之辽宁省境的地方，也设都司、卫所。与女真人地区不同的是，它的官员均由朝廷委派，还派兵驻守，实行直接统治。

明朝统一东北后，一面建卫所，一面招抚女真人，任命其酋长。洪武时建置建州卫，阿哈出便当上了第一任建州卫指挥使。居隹在朝鲜北部的孟特穆也受到了招抚。永乐三年(1405)，明太宗向他发出一道敕谕说：你可亲自前来京师朝见，我给你官职和赏赐，让你管理当地军民，打围、放牧，一切自便(《李朝实录·太宗》卷九)。孟特穆接受招抚，即于当年九月首途南京。明太宗对他的到来，很是高兴，履行诺言，授予他建州卫指挥使，赐给印信、金带，另赐给他妻子衣服、金银等物(《李朝实录·太宗》卷十一)。孟特穆又把家族迁到了建州卫地。

努尔哈赤的祖先为明朝统治女真的地方官，始于孟特穆。永乐十年(1412)，明朝又建立了建州左卫，明太宗命他当上了该卫第一任指挥使。永乐十四年(1416)，他赴南京朝贡，太宗设宴款待。这一切，都表明孟特穆同明朝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元朝余部撤到长城以北后，分据各处，同时与明处于交战状态。北方延至东北，都很不安定。孟特穆与族人也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遂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再次迁徙，进入朝鲜境内阿木河地方。但他仍是明朝的边臣，继续效忠，得到朝廷的赏识，提升他为建州左卫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命他为出使朝鲜执行任务的使臣裴俊提供保护。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很不幸的是，途中遭到“野人围射”，孟特穆竭力冲杀，裴俊得救了，他却与自己的儿子权豆及所属都遭到了杀害(《李朝实录·世宗》卷六二)，也算为明朝尽了忠。

孟特穆父子遇害后，家族的境况很凄惨，他们的部属四分五散，各自谋生。

孟特穆的弟弟凡察与孟特穆的另一个儿子董山一起艰难地生活了十多年，很想带余众一起返回祖国，却苦于无处落脚。这时，有个叫李满住的帮了大忙。李满住是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的第一任指挥使阿哈出的孙子，是建州卫中最著名的女真首领。他率领本部族积极发展生产，加强同各部落之间的联系，变得十分强大。他也屡经迁徙，最后率家族迁到了浑河上游的灶突山下(《明英宗实录》卷四三)。原来，他跟凡察一家有亲戚关系：董山是李满住的女婿，而李满住又娶了孟特穆之子权豆的寡妻。李满住为帮助他们，主动提出，请他们迁到他的居地。经过朝廷的批准，凡察叔侄及余众历经艰辛，终于来到灶突山下，与李满住合居一处。

灶突山即烟筒山，满语称为“呼兰哈达”，现在隶属辽宁省新宾县地域。笔者曾多次前来考察，这里四周皆山，中间是方圆二十多里的平川，苏子河从烟筒山下流过，穿越平川，水量充足，浇灌着这块肥土沃野。因为重重山岭阻隔，在军事上也利于防守。

努尔哈赤的祖先从遥远的黑龙江，最终在烟筒山下落户，几经波折，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迁徙。这是爱新觉罗家族的重大转折。从此，他们在这里聚居，不断发展，凝聚女真人，为满族的形成也为清王朝的“龙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当初孟特穆遇害时，其子董山时年尚幼。这时，他的叔父凡察掌握建州左卫的实权。当董山长大成人后，便与叔父凡察产生了矛盾，并很快在争卫印的问题上爆发了。原来，在一次动乱中，建州左卫的卫印丢失了。经请示，朝廷又给了凡察一个新印。而董山向朝廷报告说：旧的建州左卫印没有丢失，还在他手里。明朝下令，将新铸的卫印交上来，防止一卫两印，乱了朝廷的体制，但凡察拒绝上交卫印；朝廷又命上交旧印，董山也不交。叔侄两人都想掌左卫大权，双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闹得朝廷也没办法。朝廷不希望此事闹大，宁肯尽快平息，以利边境安宁。于是，朝廷采取一个变通的折中办法，即从建州左卫中又分出一个建州右卫。正统七年(1442)，命董山为左卫都督同知，凡察为右卫都督同知，分别掌左、右卫，再加上原有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这便是“三卫”的由来。明朝对女真“分而治之”，使他们互不统属，相互制约，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又过去了二十余年，李满住和董山的势力已发展起来。他们不满足于对奴隶的剥削，还企图掠取更多的奴隶和财富，经常率部到汉族地区和邻近的朝鲜境内进行骚扰，任意掠夺，因而引起朝廷震怒。成化三年(1467)，明朝与朝鲜联合出兵围剿李满住与董山。明朝出动五万兵马，朝鲜出兵一万，共六万，分路进攻，来势凶猛，女真人难以抵挡。只经一个月的剿杀，建州女真被杀千余人，所有积蓄，荡然无存(《全辽志》卷六)。董山被明将诱捕，关押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处死。朝鲜军攻到了兀弥府(今辽宁桓仁县境)，李满住父子与属下数百人被杀(《明宪宗实录》卷五十)。明朝称此次作战为“犁庭扫穴”，因为是在丁亥年，又称为“成化丁亥之役”。

经过这次残暴的血腥摧残，建州女真包括努尔哈赤祖先的家族，元气大伤，长久积蓄的财富和实力竟毁于一旦，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又一次空前大劫难，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复苏。不过，明朝于剿后又抚，允许李满住与董山的后人承袭官职，同明朝保持隶属关系。

P6-10

在清朝开国史上，有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奇式人物，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清朝当国之时，努尔哈赤作为清帝第一人与清开国的奠基人，处至尊地位，其煌煌业绩在亿万臣民中广泛流传。

清朝经历二百六十八年漫长岁月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它宣布逊位让国。一代王朝就此结束，努尔哈赤的至高地位，也随之从顶峰跌落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努尔哈赤渐行渐远，人们的记忆，人们的视野，几乎不再有他的踪影，整个社会差不多已把他遗忘。就连清史研究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所论所写，很少与他有关。只有到中学历史课本，乃至大学历史讲义中，才有关于他的些许记述。

几十年过去了，转而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历史又一次改变了努尔哈赤的历史命运。

改革开放以巨大的原动力，不断催生我国学术文化空前发展，全面繁荣。“清史”独树一帜，突飞猛进，从一个不被注意的断代史，一跃而成为当代史学中的一门“显学”。努尔哈赤研究大放光彩，有关他个人历史的研究成果，诸如论文连篇累牍，还有他的传记也出了好几部。长期冷清而几无人问津的清入关前史、满族勃兴史，也因努尔哈赤的研究而热闹非凡，并将其研究提升到了一个空前水平。

与此同时，戏剧、小说、电影、电视等文艺传媒趁机推波助澜，以努尔哈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更有银幕形象，如同努尔哈赤再世，演释其一生的故事。借助传媒，昼夜之间，就把努尔哈赤变成一个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人物，使之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舞台上最耀眼的“历史明星”人物之一。

回顾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努尔哈赤研究热潮，实非空穴来风，亦非学者“忽悠”，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努尔哈赤个人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给予多方面人生启迪。学者的研究并不是为猎奇，却是发现了研究努尔哈赤的巨大的学术价值，因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逐渐形成清史研究高潮中的一个热点。

应当说，以往研究努尔哈赤确已取得重大进展，填补了改革前尚未研究的诸多空白点。有关努尔哈赤的多部传记，基本勾勒出大同小异的人生经历。比之此前竟无一部努尔哈赤传记，也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若以目前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对努尔哈赤的研究，其中之不足、遗漏、史实硬伤、误解误判等等，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说明，我们对努尔哈赤的认识与研究，远未穷尽，实际上，也仅是个开始。因此，本书步清史学界诸同仁之后尘，再叙努尔哈赤之一生，给出我的认识与评价，或许不算多此一举。

努尔哈赤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努尔哈赤何以在女真群雄中胜出？他力挫群雄，顶住来自明朝与蒙古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最后取得了成功。于是，他成功之谜就成了诸多学者争先回答的问题。概括地说，这些回答，多集中在努尔哈赤个人方面，强调他的才能与谋略。努尔哈赤的确不同凡响。他起兵时，年仅二十五岁，只有十三副遗甲，部属不足百人。他就以这点力量起家，席卷女真诸部；横刀跃刀，奔驰在沙场上，奋战了四十多年，不仅统一了女真诸部，也从明朝统治下夺取了辽东、辽西，至其去世前，已经领有大半个东北地区。取得这些如同奇迹般的成就，没有超世之才，过人的勇气，超凡的智慧，是不能成大功的！

这样解谜，仅仅只回答了部分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努尔哈赤所处的时代与机遇，却被忽略，少有议论。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就是历史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亦即历史机遇，他就会把可能变成现实。所谓“生不逢时”，即使有聪明才智也没有条件施展！

在努尔哈赤崛起前，女真诸部英雄辈出，诸如李满住、董山、祝孔革、速黑忒、王杲、王兀堂、阿台、王台、清佳砮、杨吉砮、万汗等人，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无不想统一女真。除个别酋长，皆遭到强大的明朝的野蛮镇压，身首异处！他们如一颗颗流星，只在夜空中闪耀几下，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至努尔哈赤起兵时，女真诸部大乱，群龙无首，相互争夺，所谓强凌弱，众暴寡，骨肉相残。努尔哈赤所遇到的对手，已不是以上列出的强有力人物，而是如孟格布禄、纳林布禄、布寨、拜音达里、布占泰、满泰、布扬古、金台石等一类胸无大志、腹无谋略的庸人，故才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逐个攻破，终于平息乱局，实现了女真的完全统一。努尔哈赤征战数十年而不败，方显出作为强者的英雄本色。努尔哈赤在女真内部大获成功，远远超出了前人的业绩，正是女真社会给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才成就了他未来的大业。

从外部条件来说，一是明朝急剧衰落，昏君万历不理朝政，宦官弄权，吏治败坏。辽东边防松弛，无力监管女真，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二是女真世敌蒙古人也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各部不甘忍受察哈尔林丹汗欺凌，纷纷投靠努尔哈赤，寻求其保护。蒙古人的不断加盟，使努尔哈赤的实力迅速发展壮大。需顺便提到的是，李氏朝鲜原为明之属国，以其力量不足，无法牵制努尔哈赤。明朝的衰落，蒙古的分裂，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获胜与成功的又一重要条件。

有人总结“努尔哈赤成功的秘密”，就是“实现”所谓“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纯属主观杜撰，牵强附会，多少有点神秘，不足为训。

努尔哈赤一生中究竟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或者说做出了什么贡献？如何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学术界所给予的评价，还是基本肯定的。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否定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正义性，称之为“地方武装叛乱”，明朝出兵“镇压”是合情合理的。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说努尔哈赤是“强盗”、“武装强盗”。而与此相反，也有刻意美化努尔哈赤的现象，定其一生有十大“贡献”。因为要美化，就故意掩饰他的错误，使努尔哈赤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定，还是过度肯定，都不符合努尔哈赤的历史实际。其实，概括努尔哈赤一生，就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建后金政权，为未来的大清王朝开基立业。可以说，没有努尔哈赤，就没有清王朝；二是统一了纷乱的女真各部，使之凝集成一个民族整体。在女真沉寂了二百多年后再度复兴，并迅速转化成一个新民族——满洲。仅此两件事，无论其后世子孙如康熙、雍正、乾隆等多么伟大，都代替不了努尔哈赤的开创地位！三是向明宣战，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这标志着女真依附明朝的历史宣告结束，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换言之，亡明的进程自此开始。正如我的授业之师孙文良教授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此说之精确，堪称经典。这就是说，努尔哈赤夺取了辽东地区，就是灭亡明朝的开始，而明失辽东，直接影响了明走向灭亡。这已为明亡清兴的进程所证实。就连明朝人也早就认识到辽东之得失实会关系到明之盛衰。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就说过：“辽(东)……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全辽志叙》)这是在努尔哈赤夺辽东一百余年前预言的话，此说不幸言中。辽亡不只是关系明的盛衰，实际是关系明的存亡！

综观努尔哈赤的一生及其事业，比之传为美谈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成吉思汗等伟业，毫不逊色。他创建的社会管理组织——军政合一的八旗制，以及对政权机构的创建，还有为本民族创制新文字等，使他有资格跻身于历代著名的创业之君的行列。他创造的一系列大小战绩，不愧为军事艺术的经典之作。努尔哈赤的特别之处，就是每次出征，他必亲临战场。他既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又是千军万马的统帅。直到六十八岁高龄，即去世前八个月，他还冒着严寒，统率六万兵马，奋战在辽西重镇宁远城下。他一生征战四十三年，除最后的宁远之战，从无失败过，可以被誉为“常胜将军”。他的一生是在马上度过的，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军事实践丰富多彩，更充满了传奇与风险。中国历代创业之君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在某些方面，恐怕连成吉思汗也自愧弗如。

努尔哈赤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即女真——满洲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与一代新王朝即将主宰中国命运的时代。他的名字及其事业与满族形成史、与清王朝勃兴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时代造就了他，而他又“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努尔哈赤的一生，宛如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又是一部很好的人生教科书。他的勇气，敢于牺牲的无畏气概，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博大的胸怀，躬身实践的作风，无不具有人生示范与启迪的重大价值。他的军事实践，创下一个个蕴藏兵家天机的战例，应是最好的军事教材之一。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研究努尔哈赤都具有认识价值；对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的研究价值，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写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努尔哈赤并非完美无缺，他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的性格、观念，以及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等，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欠、错误，有的简直是罪过。例如，他的民族观是典型的“满洲至上”，在其后金政权内部只有李永芳、范文程等极少数汉官，但不能参与重要机务，故其政权还是单一的满洲政权。他的民族政策，集中反映在对汉族实行屠杀与奴役上。他攻下明之开原、铁岭等城，即下令屠城，杀光、抢光，最后将城毁掉。凡在战争中被掠的汉人，一律收为奴隶，分到满洲王公贵族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实行满汉人合编为一庄，同吃同住，全由被掠汉人为满洲人劳作。即使归附的汉官，也同样受到歧视，被满洲人所奴役。连满洲王公大臣也公开承认：“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实录》卷六四)直到乾嘉之际，满洲贵族仍然说：“国初时，(太祖)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啸亭杂录》)努尔哈赤屠戮、奴役、歧视汉人是严重存在的事实，例如屠戮就是莫大的罪过。这些问题，都将在本书中如实记述。

我撰写《努尔哈赤》传记，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直面努尔哈赤的人生经历，写出我对他的认识，解读他的人生中的种种疑惑，力图为读者再现一个真实可信的努尔哈赤。我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对民族、国家及前途的思考，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品格、作风与习惯；还有，他的内心深处即精神世界，都是构成人物完整形象必不可少的内容，而这些要素恰恰能展示人物的真实存在。如上已指出努尔哈赤的缺欠、不足，如实写来，这才能真实地勾勒出努尔哈赤本来的面貌。

迄今为止，学术界研究努尔哈赤存在着某些不当的倾向。如，感情用事，自己喜欢的人物，便刻意美化，不断拔高，甚至为其掩饰错误。说努尔哈赤如何伟大，却绝口不提他屠戮汉人之事。写书、做报告，极力掩盖，矢口否认。前引当时满洲王公贵族及后世子孙都直截了当予以承认，而今人却力图将这一史实抹掉。与此相反，将努尔哈赤“妖魔化”，如上引，污为“大盗”更属极端之论，实际完全不懂努尔哈赤！

还有一种论者，并非感情用事，但却体现出旧的史学观、民族观，用以否定努尔哈赤。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视努尔哈赤武装反明是“武装叛乱”；斥努尔哈赤建后金政权是对中国的“分裂”等等。质言之，汉人起兵、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反抗明朝统治者，自然合理；少数民族如满洲、如努尔哈赤反明为非正义，予以否定。

诸如此类的倾向或说法，我当然不会同意。但我无意同这些不当不确的说法进行辩驳，在本书里不置一词。我会采取叙述的方式，循着努尔哈赤的人生之路，把他的个人历史完整地写出来，让读者作出判断。我把学术界的一些不同说法也写在这里，不过是想给读者一个提示，通过比较，以获取较为正确的认识。

撰写人物传记，对语言文字的要求格外严格。首先，叙事要省文，行文要简洁，避免繁琐、哕嗦。时下，书越写越厚，难免会浪费许多文字，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写得杂芜、隐晦，这就是文字不精，表述不清。以努尔哈赤的极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写成数十万字的长篇传记。本书仅以不足三十万字成传，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删繁就简，不生衍文；不事铺张，免使读者受累。

其次，文字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凡写历史人物传记，或著述史学，言必有据，史实不假。所据史料，皆属文言记录，今人引用，即使原文照录，亦必解释。如不录原文，当转换成当代语言，或稍作改写，做到古文通俗化，以利传播。本书所据史实，皆来源有自，引自各相关史书或档案。采取以上两种方式，多以后者为主，将原文转换成浅近文言，或典雅而规范的文字，防止将古文现代化，失去文言原昧。应当指出的是，语言文字通俗化，为当今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或史学著作所必须。但是，这种通俗的语言也必须准确，不得随心所欲。

我历来主张撰写史实著作包括传记，应当把文字写得通俗、生动而优美。本书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语言文字要通俗，在通俗中求生动、活泼，可读性强。是否如此，有待读者检验。

在本书撰写前，已有滕绍箴教授等人所写的几部努尔哈赤的传记先后出版。本书不想“跟风”，也不想循他人已走过的路，其结构设计、大小题目的编排、写作方法、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及史料的筛选、观点的表述等等，都尽量反映个人的心得与感悟。为阅读方便，本书页下不再注释，遇有重要史料，在行文夹注；个别重要地名，也在夹注中注明。时间一律采用农历即皇帝年号纪年，在括号内加注公历年数。

本书是继我与文良师合著《清太宗全传》与自著《吴三桂大传》之后的又一本传记。总的来说，还是一次尝试。失误与不足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教正。 

2009年12月28日

于中国人大静园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盛情相邀，我欣然承诺，将本书稿交付出版。我在《前言》中指出：在我写作此书之前，已有几部努尔哈赤传记出版。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介意，仍鼓励我努力成书。

实在说，我久有为努尔哈赤作传的愿望与冲动，因错过时机，迄未如愿。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如愿以偿。这真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机会，促使我再度深入研究努尔哈赤，对我的学术是一巨大推动。在此，仅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深致谢意！

我特别感谢杨华编辑的多方支持，告知应注意的问题，询问有何困难，帮我释疑。这一切，都让我感动，内心充满着感激之情。

本书的图片插图，为沈阳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李理研究员所配置。当我向他求助时，他毫不犹豫，一口应承。不数日，就配图三十多幅。李理先生助人为乐，真诚真情，尤其难得。借此机会，我由衷地表达感谢！

还有诸多朋友无不给予关心、支持与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李治亭

200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