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一切权力都将最终走向腐败！

揭露中国隐性权力的背后真相，彰显新闻监督权的魄力和魅力！

李松的这本《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以一个个鲜活的社会事件为例证，对权力与政治、人性与制度、人类文明与普世价值、社会存在与博弈平衡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读来令人深思和警醒。

《中国隐性权力调查》的作者李松以犀利的文笔、理性的语言，通过深度调查报道的方式，为中国权力场作了全身的X光扫瞄，关注领域从驻京办到培训中心，从公车改革到公务接待，从官员出书到官员出国，从干部挂职到干部年轻化，从秘书升迁到秘书腐败，从公务员收入到公务员工资……《中国隐性权力调查》视线扫描之处都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其报道将感性与理性有机融合，深入解开涉及事件的内幕，并借用专家学者的分析和解读，启发读者有深度的思考。

第一部分 权力制衡——解决腐败的最佳途径

驻京办：地方“第二行政中心”？

剥除官员“隐性利益”

“培训中心”离阳光有多远

秘书腐败：失控的隐性权力

利益冲突成“腐败之源”

官员招商：履职还是越位

“诽谤官员”的荒唐逻辑

官员“跨国家庭”暗箱

官员“私生活”进入反腐视线

官员“出国考察”灰幕

把脉“运动式执法”

问题官员“东山再起”为哪般

警惕“执法产业”

纪委书记落马的监督遗患

官员“走穴”商场弊端何在

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临时人员“公权批发”之患

揭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

秘书提拔“路径隐患”

第二部分 民主平等——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央企豪门“盛宴”何时散

“待遇终身制”制造新不公

公务员离“阳光工资”有多远

机关集资建房的灰幕

揭秘官员学历造假的利益链

官员住房消费面面观

领导干部“亦官亦商”之患

高校兼职“追”官乱象

网络考验干部选任公信度

“干部年轻化”的民意反弹

谨防民主生活会“变味”

官员出书热：功利还是热爱

转非领导干部职务的暗流

罢免撤换制度成党内民主“难中之难”

第三部分 政策法治——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贪官“立功”的灰色地带

中介组织“灰色生存”

慎防干部交流制度“走形”

垂直管理引发央地博弈

宽纵行贿祸患大

贿赂呈现“非物质化”

规范干部挂职路径

公车改革，路在何方

临时机构：特权下的监管盲区

透视部分官员的风水情结

官员问责亟待制度突破

官员频繁调动之弊

地方政协官员“落马”探源

对贪官外逃扎紧篱笆

打造公务消费“阳光账本”

公务接待制度改革的“沉默”

科研经费“黑洞”有多深

高校“老板”沦为新生腐败群体

第四部分 公民社会——公民维护权利的途径和舞台

中国“民调时代”来了

信息公开催生“公民本位”社会

民间反腐网：法律刀尖上的“舞蹈”

官员开博，看上去很美

公共事件期待“独立调查”

民间反腐的突破和缺憾

养老保险改革：做加法还是减法

人肉搜索的“身份危机”

官员心理危机干预“软肋”

网络舆情检验政府公信力

“官办”行业协会的角色质疑

附录

后记

悄然蔓延的“豪华培训中心”

“每天开半小时的会后就去桑拿、美容、唱歌、打保龄球等，每人每天消费标准1000元。”2006年8月10日，在北京某局工作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单位每年都要组织员工到自己的‘培训中心’培训，时间一般2～3天。最后，还每人发一张购物消费卡。”

其实，王女士反映的这些情况，早已成为社会上“公开的秘密”。在北京，许多党政机关都建有“培训中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建在京郊风景区的黄金地段。

2005年5月，北京市政协委员曾广宇提出“关于规范北京市各委办局培训基地管理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得到市纪委监察局回复。当时，市纪委监察局表示，将对已有“培训中心”进行清理、规范。

据北京市纪委监察局透露，截至2004．年6月，北京这类具有住宿餐饮娱乐等功能、独立设置并在市编办登记的培训中心共有54个，其中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单位11个，1986年至2000年建立的单位有47个，占总数的87％，这期间是成立的高峰期。

2006年8月15日至16日，记者就北京这类“培训中心”的数量和清理、规范情况，曾十余次致电北京市监察局有关部门要求采访，得到的回答均“简明扼要”——“不太清楚”。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称问题“太敏感”，向领导请示后会给记者一个明确答复。但直到2006年8月21日记者发稿时，也没得到任何回音。

记者调查发现，党政机关兴建“培训中心”，在全国是个普遍现象。中央各部委、各省厅局有，许多地市的党政机关、大型国有企业也在建，甚至一些边远穷县，也建“培训中心”，其中一些堪称豪华。

“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区，比如北戴河、庐山、黄山、葫芦岛等，都能看到各种‘重量级’的单位和部门建的‘培训中心’，其中一些已经偏离了培训本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忧虑，“上行下效，‘豪华培训中心’的泛滥就在所难免。”

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培训中心”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从媒体相关报道看，各地改制的机关酒店，无论数量还是金额，都不是个小数目。

“各地‘培训中心’内部机制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完全由单位财政补贴；第二类是财政补贴一部分，自己对外营业赚一部分；第三类是完全市场化运作，自己养活自己。”据李成言介绍，“其中完全由单位财政补贴的‘培训中心’，占有相当的比例。”

有专家告诉记者，酒店是回报率很低的行业。一家三星级宾馆，每天的运转费用需要10万元左右。这些所谓的“培训中心”建设标准很高，运行成本巨大。由于机制等原因，几乎不可能赚钱，更谈不上投资回报。“培训中心”功能异化

一般来说，党政机关建“培训中心”，基本的理由是培训系统内部员工、投资挣钱、内部接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央很重视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中共中央日前印发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根据《条例》，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每5年应当参加至少3个月的培训。干部的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对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也作出了重要指示，他明确指出要“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

在采访中，很多人也能认识到干部培训工作的重要性。但对作为培训干部的场所——“培训中心”的功能，却心存疑虑。在不少人心里，“培训中心”理所当然应该是学习培训的地方，主要设施应当是教室、图书阅览室和教职工、学员宿舍等。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培训中心”，虽然没挂星，却有星级酒店标准的客房、套房，内设国际标准的游泳馆、进口的保龄球房。另外，桑拿、美容、歌舞厅等各种娱乐设施也一应俱全。

“培训干部需要一个具备学习功能的地方，比如较为方便吃饭和睡觉。”北京市民周先生说，“对这一点老百姓是能够理解的。但看到按星级标准修建的‘培训中心’不断出现，老百姓就怎么也闹不明白了。”

“一年到头，单位就组织员工过来开一次年终总结会，平时主要还是内部接待上下级人员，或本单位大大小小的领导。”北京某“培训中心”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一些党政机关领导挖空心思要建‘培训中心’，除为培训干部方便外，主要是单位的名字往上一挂，那是实力的一种象征，不但让单位形象‘上档次’，而且给领导面子添光彩。”

据了解，各地不少“培训中心”，曾经安置了一部分人员就业，也解决了机关职工的一部分福利，同时为解决上下级人员来往接待，开展培训业务提供了方便。从这方面看，“培训中心”曾经也发挥过它的历史功能。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培训中心”已违背初衷，成为利用便利条件大肆拉关系、钱权交易、请客应酬、公款吃喝玩乐的地方，甚至成为变相创收私设“账外账”“小金库”的隐蔽场所；有些每年都需要财政或者是预算外资金补贴，成为年年亏空的“无底洞”。这样的“无底洞”，成为某些权贵“权力寻租”的黑洞。

“培训中心应是一个教育场所的代名词，是一个旨在培养和训练技能的地方。”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说，“现在很多社会机构，都具备培训干部的设施条件，培训场所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可是，如果各政府部门都建一个‘培训中心’，并且成为部门的‘专属资产’，这种培训场所的功能异化问题就很难避免。”P12-14

记不清是前些年的哪天傍晚，我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家门说：“我叫李松，是新华社记者。有一个问题想向尹老师请教。”于是，我跟这位带着浓厚南方口音的记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说稿子已写好，便念出全文，让我听听是否符合原意。我很惊讶他的抓住要害的本事和画龙点睛的能力。

从那以后，我与李松荡起双桨，开始了我们之间怀有共同目标的友谊航程。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有一次心甘情愿地主动配合李松的采访。我们的交流有问答，也有争论；有讨论，也有质疑；有观点，也有建议。我们的话题相当广泛，当然“挑事”的一方总是李松，我不过是积极的响应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议论的话题相当敏感，诸如驻京办、秘书腐败、官员腐败、官本位、官员学历造假、公车改革、科研经费“黑洞”、网络舆情、民间反腐等。不敏感的话题，从不纳入我们的视野。每次采访完后，他总是依照规矩行事，一定要征得对方同意才发稿。李松是很懂事、守本分、重然诺的人。

多年交道，我与李松已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工作关系，早就上升为相互认知度很高的朋友关系，相互了解的程度越来越深，相互默契的配合也越来越优。作为一名专司社会调查的记者，我以为李松身上有三个亮点：

一是爱党爱国，忠于职责。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记者理应忠诚于党、服务于国。在交往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李松的忠诚意识。我曾经问过他：你采访的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你难道就不怕得罪人、就不怕影响你的前程？他很平静地回答：“反正我的目的是为党好、为国家好、为民族好！”说实话，像李松这样政治胸怀的记者，恐怕现在已经不多了。可能我平常接触的纸媒记者较多，他们喜欢发牢骚、泄情绪的事情，我早已习惯。为工作而应付，为写稿而求生，其余的能不管的就不管，除非与切身利益直接有关。李松也是凡人一个，但他却是将记者职责赋予了深刻内涵的人。凭借这一点，李松比一般记者的襟怀显得更加宽广。

二是正义在手，正直在胸。李松涉及的话题都是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的心惊胆战，有的触目惊心。没有热烈正直和浓烈正义的人，是没有勇气去触碰这些话题的。人们常说：记者是专为社会打抱不平的行当。这话不错，但说起来容易却做起来难。有的记者开初还一腔热血，打了几个小仗胜利，便神气高涨；跟着吃了几个败仗，便垂头丧气，再也不干了，连说：头痛、头痛，碰不得、碰不得！李松则不然，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保持着率真的执著。我不相信李松就一直那么顺畅，他就没有走过麦城。我未问过李松遭遇挫折的经历，但我看到的是，李松的正义、正直从未被风干和离弃，天赋社会良知推动着他的激情终年不减。因此，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强烈的进取精神。这在当下记者群体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职业品格。

三是精于钻研，勤于思考。李松思考的问题都是来自现实的，没有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也就不可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李松的思考不是浅层次的，而是深层次的；不只是提出了问题，更高一筹的是还贡献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对目前中国现状，能看出问题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对此不满，常常是怨天尤人，骂爹骂娘。其实，发牢骚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而恰恰最不容易的却是寻求解脱的门道。李松重视问题的提出，更突出问题解决的出路。我发现，我与他经常争论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解决的对策建议——既不能空泛，又要有操作性；既是善意的，又是建设性的。这样的目标选项，真的很难做到，一定要精心思考，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才能做得出色。李松的批评有时很尖锐、很直面，但他从不出格，也从未越位。我曾问过他如何把握好这个分寸，他的回答简单而明了：只有心是善良的，才能做到爱之深、责之切！我也经常看到一些评论，有的确实骂得淋漓酣畅，但骂完了什么办法也没有；更有甚者，有的批评完全丧失了立场，或者心术不正。李松的调查报道卓尔不群，他不是出气，而是寻求出口，解决问题的出口。他力求把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将两者分开。在这一点，李松的优点和长处明显地有别于其他许多记者。

这些年来，李松勤奋地思考，勤奋地奔波，勤奋地写作，结集成了这部书稿。翻阅这些篇章，仿佛感到一颗关注中国、关注民生的红心在纸上突突跳动。他的勤奋，终于得到了社会的回报和认可。人们终于注意到了：在中国新闻界，还有这样一位专司调查性报道的新闻记者！一位有作为、有成就的新闻记者！

李松已为社会知名，但我想他不会满足于此。本书的出版于他，肯定不是句号，而顶多是一个分号。我相信，依李松的智慧、才华和能力，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再干出一段辉煌业绩，他必将在新闻监督和调查报道史上成为一个醒目坐标！

他是能做到的，他也一定能够做到。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以此为序，书不尽意。

2010年12月9日

于北京

我一直穿行在新闻与文学之间。

新闻与文学的结缘早有由来。在我国报业初创时期，即在新闻纸上给文学辟出一块地盘，称之副刊。

新闻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而文学表达的是主观情感。文学是通过真情来表现生活，有了真情，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才有力量。新闻则是以真实作为准则，因而永远拒绝虚构。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就一直在新闻与文学中，不断进行着理性与感性的思维交替。但我愿把新闻作为更具意义的事情来做，因为我认为这是洞察社会最好的捷径。

从2005年开始，我减少了文学创作，而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调查性报道中。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发现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

作为一名调查型记者，我不仅希望自己是公共信息的传播者、重大事件的记录者，更是社会问题的揭露者、民众权益的维护者、时代进步的讴歌者。我深知，真正伟大的新闻作品的产生，从来都是伴随着无数次艰辛甚至危险的采访，最终才能揭开幕后真相，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调查性报道中，我尽量做到报道平衡，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在证据的使用上，尤其避免“一边倒”的证据筛选方式，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选取事实，平衡、客观地使用证据。

我始终在朝这个目标风雨兼程，并且珍惜每次机会，以期写出更多符合公众和社会伦理期待的精品。

本书共收录了我自2005年以来发表在《嘹望》《半月谈》上的62篇深度调查，其中不少被《文摘报》《作家文摘》《中国剪报》《联合早报》《国际时报》等海内外刊物转载，有的被中央领导批示，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

本书所选的稿件，在出版时作了极少细节上的修改。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反映的多数问题，是我们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有些在高层决策的力推下，正得到逐步解决，有些依然值得继续关注，也期盼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有更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这部书的出版，得到许多专家学者、领导及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始终心怀感激。首先，我要感谢李成言、尹韵公两位我敬重的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拨冗作序。

同时，我要感谢汪玉凯、毛寿龙、喻国明、周孝正、任建明、应松年、叶笃初、齐善鸿、胡仙芝、龚维斌、张鸣、贾西津、鲁照旺、杜立元、邱霈恩、杨帆、黄小勇、许耀桐、李炜、李绍荣、沈友军、谈方、麻国安、洪道德、赵春燕、陈杰等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他们经常接受我的采访，总是不厌其烦，他们渊博的学识和谦逊的品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我的这部书中，随处闪现着他们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其次，我要感谢新华社《嘹望》新闻周刊编委会执行主任、执行总编辑汤华和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苏会志，他们是我现在或曾经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或老师，他们既为我创造了很好的平台以及很宽松的成长环境，也给了我很多悉心的指导，我有今天这点成绩，与他们密不可分。

再次，我要感谢新华出版社张敬、九州出版社郑闯琦、北京重光律师事务所余英杰、大众华文(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李赫、新华网刘秉华等朋友，是他们给予了我最真诚的鼓励和帮助，才使这部书得以这么快面世。

第四，我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最后，我要感谢我妻子。感谢她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是她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家庭默默的付出，才使我能够安心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每次深入而艰苦的采访调查中。

当然，此书出版，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我期待不同的声音，也期待有更多善意的批评和指正。我的电子信箱：xhslisong@1 63.com。

李松

2010年12月1日于北京

《中国隐性权力调查》选题多针砭时弊，对政府的监督，其出发点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每篇作品反映的问题，作者都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这是现实中很多监督性报道所缺少的理性和智慧。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李成言

李松的调查报道卓尔不群，他不是出气，而是寻求出口；解决问题的出口。他力求把主观动机和售观效果有机地统一起莱，而不是将两者分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尹韵公

《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以其可信的事实、新颖的视角，对中国特定时期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读来令人深思和警醒。

——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汪玉凯

人在试错中成长，社会在问题中进步，而能够始终不渝地直面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就叫责任。我们的社会在前行中需要这样有使命感的建设者，而掣松就是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齐善鸿

《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以一个个鲜活的社会事件为例证，对权力与政治、人性与制度、人类文明与普世价值、社会存在与博弈平衡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度调查与研究无不星现出耀眼的光芒。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鲁照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