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嘴白牙——用真话埋葬虚伪和谎言》，一位勇敢而担当的央视记者写给当下中国的警世之言！

在这本书里，作者万茵红嘴白牙地说到了领导开博、食品安全、房价之痛、赵本山独步春晚、杨利伟七年之后吐真言，也说到了《新闻联播》、美女失嫁、郭德纲打人、我爸是李刚以及嫖客的知情权，还有萨达姆和卢武铉之死……在他的眼睛里，总有着和一般围观者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

《红嘴白牙——用真话埋葬虚伪和谎言》是一本由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万茵撰写的杂文随笔集，《红嘴白牙——用真话埋葬虚伪和谎言》共分为社会频道、新闻频道、生活频道、电影频道共计92篇文章。在社会频道里，作者万茵饶舌于政府和社会；在新闻频道里作者饶舌于同行；在生活频道里，作者饶舌于自己；在电影频道里，作者饶舌于影片的细节。在这本书里，作者红嘴白牙地说道了领导开博、食品安全、房价之痛、赵本山独步春晚、杨利伟七年之后吐真言、也说到美女失嫁、我爸是李刚、嫖客也有知情权等等，这些饶舌的话都是从和一般围观者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就着生活中的某些“热点”和“冰点”，联系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既不是笔墨游戏，也不是官样文章，多半是源于新闻之外的敏感，有感而发，切中时弊。

序

社会频道

我有一个梦想

写给开博领导的忠告

念念不忘沈国放

款到宣判

汉字的繁简之争可以休矣

汉字不朽

匪夷所思的高效与拖拉

不吃砒霜

萨达姆与卢武铉之死

80后当市长

孙伟铭：死，还是不死

“成功女人”的背后

话语权随感

汤书记泡“汤”了

乌小青之死

我看房价

吴英：最后一天上诉

边腐边升

想起了“破窗理论”

赵本山独步春晚的忧虑

拜金女随想录

百变之师

被搬家

不想评说郭德纲

脆弱的“河南人”

夏大妈与悲剧之美

我爸是李刚

关于法制记者的担心

嫖客也有知情权

郎朗真的不是故意的

李娜惜败之外的遗憾

一案审四年

新闻频道

一个工匠和一个巨匠的对话

我是一名工匠

襄汾溃坝百天祭

山寨版的外电报道

我看《新闻联播》

一句话回答

代表狂、官本位及没头脑

芮成钢与水均益之比较

耀邦的“有趣”与“无趣”

知音

受伤的央视女记者

罗京：国家的印迹

许宗衡：乡情·湘情·相徇于私情

别以为苦出身就朴实

许宗衡：胡长清的官场翻版

新闻的致命伤

不可一概而论

有关官员和大款交朋友的闲言碎语

由韩寒想到吴晗

克拉玛依火灾十五周年祭

胡长清伏法十周年祭

杨利伟：七年之后吐真言

关于天上人间的哥德巴赫猜想

主播打断官腔的另一面

“月光女孩”化作月光

生活频道

《东方之子》聚会散记

文学不是用来揭秘的

情人节随想录

美女失嫁

爱情的长度

读一本书的理由

四月的傻瓜

外婆的遗产

冒死吃河豚

早就不吃草莓了

节妇吟

李文华走了

话说南昌话

陈忠和：隐忍之美

挥别我的东方之子

北京人的德性

朋友啊，朋友，臧天朔

两个女人的反目

郭晶晶的情趣问题

80后的若干焦虑

对死神说愿意

他们目盲，却不盲目

自丑不觉

电影频道

《赤壁II》：笑场

用简单的元素编好看的故事

《南京！南京！》与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

电影娱乐的新号角

《风声》：浅薄

游泳池里的一勺糖

《十月围城》观后

张艺谋：不会搞笑

《阿凡达》和中国的远与近

思想家从来都不是财神爷

《唐山大地震》：苍白

《非诚勿扰II》：为死亡设置议题

孙伟铭：死，还是不死

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以命抵命”，如今这个习惯受到了金钱的挑战。

一个多月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2008年12月14日的孙伟铭无证且醉酒驾车造成4死1伤案进行公开宣判，认定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

舆论哗然之后二审今天再次开庭。在新闻直播间里上班，眼见每档新闻里都在讨论孙伟铭死与不死的问题，我料想他二审定然是可以死里逃生了。新闻直播间里不断展现的孙父变卖家产艰难赔偿的画面渐渐让当初的一片喊杀之声变得犹豫。

孙伟铭死与不死的本质其实是杀与不杀，写文章作标题，我还是不愿用那种太过血腥的标题。关于孙伟铭，我认为金钱的赔偿是一种重要的赎罪表示，法律应当给予认可。

金钱在与法律对垒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力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刑事案件中，附带的民事诉讼赔偿情况成为量刑的重要依据，老百姓管这种做法叫“赔钱减刑”，作为一种司法实践，官方早已在全国司法系统低调推行，可老百姓说话总是有老百姓的智慧，他们总是能用大实话一语道破天机。

2007年，我去贵州同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做过一期《东方之子》节目，受访者是一位刑庭法官叫杨霞，杨法官的主要事迹就是办过这样一起“赔钱减刑”的案子。一个“杀人犯”赔偿被害人家属5万元钱就仅仅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解说）2004年夏天，在一个汽车维修站二楼的装修工地，两名工友因为劳务工资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大打出手。其中的韩某用现场的木棒将周某的头部打伤，周某被送进医院，两天后不幸身亡。

很快，案件公诉到了同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之前，被害人周某的母亲带着被害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了法院。

（同期声）杨霞：当时，他们向法院提出，这个案子要杀人偿命，还要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如果说法院处理不好，他们就要报复被告人韩某的儿子。

（解说）作为一名刑事审判的法官，虽然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被告人定罪量刑，但是，当事双方情绪对立的局面却让杨霞十分焦虑。

（同期声）杨霞：如果说法院不及时给他们双方当事人疏导思想，沟通思想，让他们化解矛盾，那么事态将会扩展，也许，会发生第二次悲剧，那么既然悲剧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让这个悲剧重演，所以说我就分别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解说）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法律上，这样的案件被称为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案件的刑事部分要结案，必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而民事赔偿部分，除了法院判决之外，还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在杨霞看来，要避免两家的积怨暴发新的冲突，就要尽最大努力将民事赔偿部分调解结案。

（解说）在杨霞的调解下，双方终于坐到了一起，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是5万元。并且，被告人韩某的妻子当场就支付给了周家3万元。

（同期声）被告人的妻子李碧芬：一开始，确实是我不想赔，我是没有这个能力赔。杨法官给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讲一些法律方面的东西，慢慢地我自己通过她给我说的这些法律知识，我也受到一些感化，确实是这样想的，应该赔的，这是责任。虽然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我要尽一份妻子的责任，他有悔罪表现，对他量刑方面也好一些，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他能早点出来，就是我剩下的钱不能现在全部拿给对方，他自己能早一点出来，剩余的民事赔偿款，他可以早一点还给人家，我是这样想的。

（解说）在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协议之后，法院考虑到被告人韩某在民事赔偿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和悔罪的诚意，并结合他在案发后积极救助被害人以及自动投案等情节，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如今，被告人韩某的妻子李碧芬正靠着自己打工挣来的微薄收入偿付剩余的赔偿款。到我们采访她时，她的欠款数额只剩下一万多块钱了。在平静而拮据的生活中，她正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刑满归来。

（同期声）李碧芬：假如没有杨法官在中间调解，我估计结果不是这样好。对方肯定会找我们报复，因为毕竟对方的人是死了，我是这样想的。

（同期声）杨霞：现在他们两家好比亲戚一样，相互都有来往，互相体贴关心，前不久，被告人的家属还为被害人的儿子学习驾驶技术，帮忙办理相关手续。被害人的儿子叫被告人的妻子李阿姨。

（解说）这起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最终以两家人达成调解协议而宣告结束。而法官杨霞和这两家人的交往，却没有随着案件的审结而中断。结案后，她还曾先后两次来到被害人周某的家中，了解民事赔偿款的支付情况，并为周某的儿子和弟弟介绍了一份工作。周某的家人通过这起案件，不仅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同时更感受到了一个法官的温情。

在这个案件中，“赔钱减刑”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我曾被这“杀人犯”妻子的忠贞不渝所感动。临走时，我等所有的采访陪同人员和我的同事都出了门，硬塞给了她200块钱。她推托了两下，就把钱攥在了手里，当她出来送行时，我看见她眼里闪着眼光。这是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有些“失态”地同情加害人。而且，我要强调的是，我是用金钱表达了我的同情，金钱在感情表达上看来是有表现力的。

“赔钱减刑”本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金钱本来就是一个人劳动价值的体现，“赔钱”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付之东流，这是一种不错的惩罚。只是，中国有各式各样的暴发户，有各式各样的特殊利益群体，他们赚钱不费吹灰之力，人们将这种现象统称为“社会分配不公”，但这是处于“赔钱减刑”制度上游的另外一种体制性缺陷，并非是“赔钱减刑”制度本身的问题。

我赞成“赔钱减刑”，但前提是金钱要普遍地成为社会劳动价值的真正体现。换句话说，这钱应该是诚实劳动之所得，是干干净净的。

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以命抵命”，如今这个习惯受到了金钱的挑战。但是，金钱的力量再大，也应该以不挑战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为界限。直白地说，放人一马，要看是不是会引起公愤。酒后驾车撞击四人致死的孙伟铭正在慢慢地引起人们的某种同情，所以，让他不死的条件已然成熟。被害的人得到金钱的补偿，害人的人因为倾力赔偿而得到某种谅解，少坐几年牢也很自然，我理解这也是和谐社会。

今天，孙伟铭的案子没有当庭宣判，但我料定他不会被杀。

2009年9月4日

P27-29

不太有人在意，央视的名声，其实是靠数千名编辑、记者默默无闻、辛勤地重复劳动支撑起来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有谁会关心，他们的人数是越来越多，有职业理想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作者就在其中。

我们虽共过事但交流得不算太多，我们看待事物的心态不同，表达的习惯也有差异。没想到，作者的这些文字竟然激发了我那消逝已久的激情——就是在我的同行中，几乎被抛弃和遗忘了的，与我则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职业责任感。

作者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书里的话，很多他都红嘴白牙地说过，不过大多是在热闹的朋友聚会和觥筹交错的饭局上，正规一点的场合是在讲座、沙龙、策划会和研讨会上，唯独没有在电视上说过。

这些话都是民间视角的口语表达，既不是笔墨游戏，也不是官样文章，多半是源于新闻之外的敏感，就着生活中的某些“热点”和“冰点”发出的几句朴素议论而已。我们知道，这种风格的表达必须先声夺人，必须要学会从社会热点切入，然后话锋一转，拐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上来，再复杂的问题也得往简单里去说，必须做到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和平白如话。作者就是用一种轻巧的方式谈及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敏感话题。其实，这也是电视脱口秀节目吸引观众和获得共鸣的基本套路。

作者在他自我表达的空间里，少有语言的禁忌和思想的障碍，且不乏幽默的表达和独特的视角。在这个插科打诨的时代，一切假正经基本上都无法躲过人们无情的嘲笑，亦庄亦谐便成为了一种讨巧的表达方式。

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研究和掌握一种能够面对受众的表达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曾极力反对把电视当做艺术来追求，是想提醒同仁们不要过于执著，以免孤芳自赏而忽略受众的存在，因为电视在关注社会现实或与其他艺术门类嫁接的时候，它起到的只是转述或转播的作用。我早就承认电视人是不怎么掌握话语权的，起哄的时候居多，用行话说：电视是一种“跟随媒体”，但作者似乎想用自己的方式示意大家安静一下，并且试图让大家倾听，让他把话说完。

他把他的话像电视台的节目那样分成了四个频道：社会、新闻、生活、电影。在社会频道里，他饶舌于政府；在新闻频道里，他饶舌于同行；在生活频道里，他饶舌于他自己；在电影频道里，他饶舌于影片的细节。他的饶舌有理有据，有声有色，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叨唠多嘴和无事生非。随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权利意识和尊严意识的提高，这种饶舌代表了一种公民态度和公民责任，它展现出的批判精神和自省精神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和进步所需要的。

在这本书里，作者红嘴白牙地说到了领导开博、食品安全、房价之痛、赵本山独步春晚、杨利伟七年之后吐真言，也说到了《新闻联播》、美女失嫁、郭德纲打人、我爸是李刚以及嫖客的知情权，还有萨达姆和卢武铉之死……在他的眼睛里，总有着和一般围观者不同的视角和关注点。

作者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有着强烈的表达欲，并且从未动摇，没有停息。相比那些迎合受众，不断生产变质“食粮”、贩卖假药的小媒体以及不断推“陈”出“新”，力捧假大师的大媒体，作者的独立思考，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该有的操守和担当。

作者说他曾经幻想着成为一名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我以为，在获得这个机会之前，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热闹的世界不停地去观察、记录和表达，否则机会一旦降临，我担心他会猝不及防。

假如有一天，真的有人可以在中国的电视上这样说话，一定会被观众们津津乐道的。我个人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记者这个职业，天生就是个收藏家。只要用心，你积累的东西终将显露光芒。本书集中了作者这两年多来的观感，所谓积跬步成千里，虽非鸿篇巨制，亦足见平日功夫。

我们的队伍，少见思想者，有独立思想者更少见，而作者能超越低俗的视听群体，始终坚持个人的见解，并把它与更高一级别的受众——读者分享，那就更加可贵了。

时间

（作者系《东方时空·东方之子》、《实话实说》栏目创始人）

201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