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甲午之战、维新运动、晚清新政、清廷落幕，袁世凯这个既非满清贵族的汉人，又非革命党的旧官僚，成为这个大变革的中心人物。

他的一生，是一场真实的历史剧，充满官场的较量、中外的周旋、新旧的角逐，让今天站在远处的我们，看到了权力与争斗、智慧与狡黠、政略与兵法，更让我们体味到：历史的真相，原来如此……

真实的史料、生动的记述，《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作者汤伏祥)将你带入风云迭起的晚清时局，告诉你真实的袁世凯——原来如此！

清王朝最后三十年，从败落到灭亡，而袁世凯却生逢其时，在晚清危局中一路升腾：由布衣从军，而洋务新秀，而新政中坚，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时间，历史似乎演绎了非袁莫属的格局。

作为清廷倚重的大臣，袁世凯未能让清王朝起死回生，反而还堂而皇之地亲自取代了它；作为革命党寄予厚望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并非真想让共和在中华大地扎根，因而就有了独裁与称帝的闹剧。于是乎，神话其能量的想象，与鬼化其行事作为的描述便相伴而生。坊间小说、严肃史籍，乃至教科书都不能免俗。

《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通过袁世凯的亲笔书信、奏章等众多第一手档案资料，综合国内外袁世凯研究家的成果，将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量，再现晚清危局中袁世凯的沉浮轨迹。

真实的史料、生动的记述，《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作者汤伏祥)将你带入风云迭起的晚清时局，告诉你真实的袁世凯——原来如此！

引子

第一章 袁世凯与甲午之战

厕身军界，崭露头角

机智果敢，可谓能矣

驻朝总理，正名身份

专横跋扈，引来不满

阻朝联俄，操纵外交

培植事大，与朝不睦

发展商务，维护华商

贷款示惠，控制海关

矛盾激发，日本虎视

失策苦撑，仓皇回国

兼办抚辑，难逃失败

第二章 袁世凯与维新运动

众人举荐，重得赏识

万言新政，耳目一新

小站练兵，创新军制

严肃军纪，培植势力

练兵有成，声名鹊起

维新蓝图，真知灼见

戊戌政变，背来骂名

负疚不安，认真行事

巡抚山东，剿灭民团

推行改革，新政初显

第三章 袁世凯与晚清新政

东南互保，庚子获利

直隶总督，势力大增

新政主张，切而易施

整饬吏治，革新痼弊

扩充北洋，强盛军力

警察制度，一手操办

司法改革，首推其功

狱政改良，风气之先

废除科举，兴办教育

注重人才，鼓励留学

发展经济，倡导实业

财政金融，样样作为

振兴农务，极为尽力

铁路交通，一番作为

外交手腕，传李衣钵

主倡立宪，开明政治

多事之秋，下野归乡

第四章 袁世凯与大清落幕

清闲垂钓，关注局势

思想传播，暗中支持

时局危急，重新出山

内阁总理，重掌大权

观望时局，艰难谈判

审时度势，附和共和

优待皇室，大清落幕

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后记

甲申之变，袁世凯自感立了大功，确实高傲自满起来。年轻气盛，求功心切，可以理解。现在政坛上不少年轻人不也这样吗？得意忘形，是至理名言。袁世凯一面给李鸿章去信，大谈平定政变之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大胆献计：“莫如趁此人心尚知感服天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一面，以保护国王之名义，驻军王宫，与李熙居住的昌德宫仅一墙之隔。袁世凯的急切行动，自然招来不满。吴兆有、张光前就告了袁世凯“跋扈专断，藐视长官，擅自开衅，挪用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干涉朝鲜内政”一状。加上日本认为“袁久驻韩终必为患”，有除去袁世凯为快之激烈论调，袁世凯陷身漩涡之中，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日人将擅启兵端的责任归最于袁，清廷对袁也不表信任。后有钦差大臣吴大□、续昌前往朝鲜查办。吴大□对袁世凯非常赏识，也多有袒护，袁总算躲过一劫。随后袁世凯解职回国，回陈州老家“隐居”。

袁世凯这次被解职回家，可谓郁闷，在朝果敢的行动，不仅没及时得到朝廷的嘉奖，反倒遭到指责。还好，袁保龄从中斡旋，颇费口舌，在李鸿章面前多有溢美之词。加上李鸿章对袁本颇为欣赏，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一定要检点行事，不可再阔气了。一面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但袁世凯其实不甘寂寞，虽隐居陈州，但心仍系朝鲜之事。

甲申之变的成功解决，朝鲜王室虽对袁世凯心怀感激，但国王李熙软弱无能，凡事多仗闵妃。闵妃重用亲信，独断专行，肆意妄为，并与俄国暗中往来，企图变朝鲜为俄“保护国”。袁世凯为了遏制闵妃，想让前两三年被擒拿至天津的大院君李罡应回国，利用李罡应的影响和声势，钳制闵妃，遂向李鸿章提出大胆建议，谓：“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掳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这建议与李的想法基本一致。在甲申之变前，李鸿章就有释放大院君回国的想法，只因闵妃(诸闵)、赵太妃等对大院君回朝多加阻拦；李也担心大院君回国后，过多干预朝政，使朝鲜陷入内乱。但甲申政变爆发后，李鸿章深感朝鲜朝廷软弱无能，摇摆不定，如有大院君坐镇，情况当大不一样，遂更加赞同袁世凯提出的“以父临子”的主张。《天津条约》后，袁世凯深感“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感，又复见异思迁……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遂上书李鸿章，赦大院君回国，以收拾人心，抑制闵妃，父子同心，共为国家计。李鸿章经袁世凯不断陈情，遂坚定赦大院君回国之决心。加上，本来犹豫不决的清廷也因俄人侵朝愈演愈烈，一改态度，毅然命李鸿章酌情办理。李鸿章随后派袁世凯护送李罡应回国，并致书朝鲜国王，日：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

赦免大院君回国，并不是李鸿章的得意之作，或日失策之举，主要原因是大院君与闵妃积怨太深。大院君一回国，诸闵就采取了极端手段，以剪大院君残存的党羽，搜捕金春永、李永植，并处以极刑。大院君的随从十余人，也都人人自危。后虽经袁世凯从中斡旋、交涉，迫害事件得以停止，但诸闵遂对袁世凯及清廷不满，这对中国巩固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对于这些，袁世凯在护送大院君之前，也是欠考虑的；护送途中，袁世凯对朝鲜王室没有派员前来迎接大院君的怠慢行为多为气愤；护送回国后，袁世凯才深切体会到大院君与诸闵矛盾一时难以化解。后来，袁世凯虽有意冷落大院君，以平诸闵之气或拉拢诸闵，但闵妃权贵猜忌丛生，对袁世凯也萌生了敌意。“无论袁的本意或其表面的做法仅是在维护大院君本人，而诸闵则始终不能消除一种本能的疑惧，认定袁助大院君复掌政权。”这些都是袁世凯所未能料及也是考虑不周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李鸿章在听取袁世凯护送之事汇报后，颇为满意，遂向朝廷发了奏折，谓：“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命伴送李罡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尉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随后朝廷准奏，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此前，大清驻朝鲜的代表是陈树棠。陈树棠“忠厚有余，才智不足”，陈的职位是“总办商务委员”，顾名思义，只是专办商务而已，与领事不能“同品”。而此次改任袁世凯，称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冠以“交涉”两字，端在“优其事权……略示与外交之意”。十月初，袁世凯在天津拜别李鸿章后，赴朝履新。李鸿章还致朝鲜国王书一封，日袁世凯“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尔后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外交事宜，多有干预，权限越来越大，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也得以强化。P13-15

《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是青年编辑汤伏祥先生写的关于袁世凯其人其事的第二本书。这个题目与其第一本书《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选题。大处着眼，力图捕捉观察袁世凯现象的本质。

清王朝最后三十年，从败落到灭亡，同袁世凯的升腾并达到其不可企及的顶峰，恰成一对对称得十分完美的曲线：清王朝由同光中兴，一败于甲午，再败于庚子；一摧折于戊戌维新，再困于立宪逼迫，最后宣布于事无补的十九信条；袁世凯则由布衣从军，而洋务新秀，而新政中坚，而成就其非袁莫属。它们的交汇点就是清皇室发布经过袁世凯改定的逊位诏书、袁世凯发布共和为最佳国体的通电。袁世凯见证了清王朝垂死挣扎的全过程，导演了它的寿终正寝。

然而，清王朝迅速终结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袁世凯权术的高超、权力的膨胀，而是举国上下、朝野内外对清廷的信任危机，即所谓“气数尽了”。最具说明意义的历史现象是，革命军兴，东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的光复，几乎是兵不血刃，各省督抚疆吏，将军提镇，新练陆军的镇、协统，率皆望风迎降，没有婴城固守者，亦鲜有奋起率师“勤王”者，南北各省士绅更无一人团练自卫者。其形与势都与六十年前镇压发捻，形成巨大反差。清王朝丧失了当年的底气。朝野内外，都把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寄托在袁世凯一人身上。其成功之无望是不言而喻的。

数月之间，袁世凯不仅未能让清王朝起死回生，而且还堂而皇之地亲自取代了它。于是乎神话其能量的想象，与鬼化其行事作为的描述便相伴而生。坊间小说，严肃史籍，乃至教科书都不能免俗。

史籍说，革命党武昌起义，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任湖广总督，对付革命军。袁的盟兄徐世昌从北京来到洹上，二人密谋，以清廷委以全国水陆各军指挥编制全权，拨付巨额军饷，召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等为条件，提出要挟，倘不得满足，拒不出山。其实，史实并非如此。武昌起义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并派阮忠枢前来洹上劝驾。当晚，洹上经过激烈辩论，袁世凯最后决定应诏出山，次日拜折谢恩。其时，徐世昌是清朝内阁协理大臣，即副总理。他没有密来洹上，更没有二人伙同密谋提出攘夺中央军政大权的出山条件。袁拜折出山，确实是提出了条件的，其内容是，征调北洋续备兵、预备兵组建一支自己指挥的军队，调集一批非现役的将弁任统领，请拨军饷，陆军部、军咨府对其军事行动不为遥制，等等。袁世凯作为逐臣起复，出任一方统帅，兵无一卒，将无一员，饷无一文，这些条件是自然合理的。不为遥制亦为时局所必需，且并无以攘夺中央军政大权为筹码之意。相反，就在袁致电内阁通报确定南下督师启程日期之前，还特地一连两天两次长电内阁，建议恢复设立军机处之类的机构，以加强中央统一指挥的权力，并无任何觊觎中央权力之意。至于坐看荫昌调动指挥不灵而拒绝出山，要求清军缓攻武昌之说，则更是无据之臆断。荫昌南下武汉已在袁拜折出山之后。缓攻武昌，那是荫昌到达前线之后的主意电告袁世凯的，袁只是以会办军务同意而已。

袁世凯出山之后，在公私场合都一再表示，打一两场胜仗不难，难在全国消灭革命力量。因而他清楚明白，不能以当年对发捻之策对付革命军，只能弃“剿”为“抚”，以自己的声望为前提，临以军事威慑，同革命军进行和谈，以君主立宪作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底线。在他应诏出山伊始，就在进行这种试探，就任内阁总理后，便正式开始南北议和。历史拐点的这一节史实，应当重建。

汤伏祥博采诸家之说，参以自己的解读，通俗地阐释了袁世凯于晚清三十年间的各个方面，对于文史爱好者认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当会裨益良多。在袁世凯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命题下，又一本新的成果产生，也是可喜可贺的。

骆宝善  2011年1月

这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专著，也是我探究袁世凯问题的第二本书。上次在写《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的过程中，觉得袁世凯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探究，也值得探究。我把袁世凯的经历分为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驻军朝鲜前，也就是青少年时期。这一阶段，历史学家多称袁世凯不学无术，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第二阶段是驻军朝鲜期间。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章的内容。这一阶段，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笔端也几乎消失了，不愿多提，留下的只有袁世凯专横跋扈的记录。第三阶段是从朝鲜回国至“开缺养疴”前。这一阶段是袁世凯权力不断攀升的阶段，也是袁世凯不断进行改革、苦撑晚清危局的阶段。这就是本书第二、三章的内容。在这一阶段中，被后来的史学家提及的大体是小站练兵、出卖维新、剿杀义和团，最多就是参与新政，废除科举。第四阶段是“开缺养疴”期间。这一期间，后来的史学家们也不无讽刺地说他野心不死。第五阶段是辛亥革命爆发至袁世凯当上总统期间。也就是本书的第四章内容。这一阶段，大体说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耍伎俩，最后逼迫清廷逊位，窃取革命果实。第六阶段是袁世凯当总统后至称帝前。这个阶段，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屠夫、卖国贼。说他对内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加强独裁统治；对外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求荣。第七阶段是袁世凯称帝运动开始至死。袁世凯显赫一生，但最后被国人普遍痛骂，大概就是这一阶段的行动了。这七个阶段，简要呈现了袁世凯的一生。

对于袁世凯的研究，我还是门外汉，有些想法、思考还不成熟，加上史料欠缺，有些认识还很肤浅。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以为传统的教科书也有些问题。我们的教科书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采取了简单地否定。这不利于后人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说，晚清新政，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几乎是没有提及的。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列的近代改革是戊戌变法。事实上，戊戌变法远不及后来的晚清新政，无论从改革的深度、广度，还是从改革的成效，都逊色甚远。但就是这样努力促使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改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历史书写者的悲哀。我想做的不是对袁世凯的“翻案”，只是希望能借助史料，回到历史现场，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力图把个人和历史，个人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通过个人的活动、经历，呈现历史的脉络，踏寻历史的足迹；通过历史的脉络，探究个人的活动细节，凸显历史事件。在形式上做到面点结合，在每个小节的前面，写一段大的历史背景，从宏观上感触历史的脉搏，正文则侧重写袁世凯个人的活动。努力做到既是写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又是写晚清的历史。当然，有没有达到这效果，只好请读者评判了。

非常感谢著名历史学家、袁世凯研究专家骆宝善先生给我写序勉励。我跟骆先生至今更未曾谋面。我的上一本书，是他做序的，当时我寄了点稿费给他，他回电跟我说，万不可收，最后退给了我。他说，我做序，是希望能形成一个做学问的氛围，大家都能加入到这氛围中来，不是在乎钱的。这让我非常感动。这次我再电话他，请他帮忙做序，他依然欣然同意。电话中和蔼可亲，让我很受鼓舞。我还要特别感谢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先生，他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全部书稿，给我肯定和鼓励。

当代中国出版社作为中央级综合性出版社，有机会和它结缘，真是庆幸。之前我买过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的《帝国的回忆》、《大清帝国最后十年》等。我对着《大清帝国最后十年》的版权页，拨通了电话，冒昧联系上了乔平编审，就这样，在茫茫人海中结缘了。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有时候不免对陌生作者来稿不是太在意，乔平编审和当代社能给我这样的结缘机会，除了感谢还是鞭策、反思。

最后我把这本书献给我正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女儿，是她给我力量，给我快乐，让我思考。

2011年1月8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