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晚清三部曲”的终结篇！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联合推荐！

本书以贴身紧逼的方式触摸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寻绎出悖论式的连番提问，展开一代权臣袁世凯波谲云诡的一生，并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其内心世界，写他的坚韧不拔，写他的大义凛然，写他的摇身一变，写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敢为人先，写他的阴险毒辣，写他的不识时务，写他的身不由己……

晚清重臣，新政领袖，民国总统，恢复帝制的野心家，这是完全的袁世凯吗？这个河南人如何以自己的勇气和狡猾，不借助于科举的捷径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曾经被国内外寄予希望的“中国华盛顿”，是怎样在实验了一段民主共和之后，一步步重回专制的老路，又是怀有怎样的动机想当皇帝的？本书以贴身紧逼的方式触摸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寻绎出悖论式的连番提问，展开一代权臣袁世凯波谲云诡的一生，并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视其内心世界，写他的坚韧不拔，写他的大义凛然，写他的摇身一变，写他的委曲求全，写他的敢为人先，写他的阴险毒辣，写他的不识时务，写他的身不由己……这是作者“晚清三部曲”的第三部，把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注定牺牲的人物写得淋漓尽致。

楔子／1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4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18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28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35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43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57

第七章 变法，还是投机？／69

第八章 立宪，还是抓权？／80

第九章 归隐，还是蓄势？／89

第十章 共和，还是宪政？／107

第十一章 专制，还是民主？／125

第十二章 虚伪，还是怀柔？／139

第十三章 元凶，还是无辜？／151

第十四章 英才，还是枭雄？／164

第十五章 公心，还是私利？／179

第十六章 阴谋，还是巧合？／199

第十七章 奸雄，还是能臣？／214

第十八章 宿命，还是必然？／229

尾声／245

代后记：历史的意义／249

附：袁世凯年表／252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尤其是关键条款“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这一条文上，李鸿章还是上了小字辈伊藤博文的“套”，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日本势力蛮横向朝鲜渗透之时，俄国、英国及其他列强，对朝鲜也蠢蠢欲动。对于当时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列强有意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承认。与此同时，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也对这种不成文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一直盘算利用矛盾，争取独立和自由。在俄国的诱使下，朝鲜背着清国，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将军舰开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等于宣告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英国在知晓了这一项协议的内容后，先下手为强，以防止俄国入侵朝鲜为由，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到了1885年7月，由于中、日两国已从朝鲜撤回军队，俄国对朝鲜的干涉越来越多。俄国使者面见朝鲜国王，要求朝鲜接受俄国保护，并且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国王李熙一边报朝廷，一边致函李鸿章，要求清国对此事给个说法。显然，朝鲜方面想以强大的俄国，对清廷进行施压。清廷和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这张旧牌——李鸿章与已在中国的大院君进行了会谈，又跟朝鲜国王李熙进行沟通后，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考虑，决定将比较亲近清国、思想趋向于保守的大院君派回朝鲜国内。在李鸿章和清廷看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旧派的大院君对于维护中朝现有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大院君回国后，不仅能增加亲中派的势力，也能有效制衡他的儿子、朝鲜国王李熙，以及变化无常的闵氏。大院君归国的消息在朝鲜传出之后，闵氏家族感到惴惴不安。闵妃竟派人携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以行贿来乞求李鸿章阻止大院君回国。这样的举动让李鸿章啼笑皆非。闵妃集团的坚决反对，使得送还大院君归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朝鲜统署大臣金允植向李鸿章建议，让朝鲜国王李熙亲自写一封信给父亲大院君，恳请他回国协助事务。这样，大院君的归国，就有了充足理由：

在等待李熙信函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考虑让谁来承担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重任。一开始，李鸿章准备派一个心腹将领率五百人马护送，但随即，李鸿章想到了正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觉得还是由熟悉朝鲜国情的袁世凯担当比较合适。于是急招在河南陈州的袁世凯火速赶到天津。袁世凯接到电报后，一路兼程，昼夜狂奔，甚至因此累死了一头骡子。到了天津之后，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的第一句话就是： “现在的局势就如同演戏，观众已到，只等你出场了。”袁世凯问明情况之后，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李鸿章摇了摇头，笑着说：“韩人听说大将军去，肯定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呢？至于其他人，就不需要了，你只需带数十个随从就行了。”

9月下旬，朝鲜国王李熙恳请其父归国辅政的信函到达。大院君李罡应和袁世凯可以名正言顺上路了。袁世凯一行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军舰启程。10月3日，袁世凯一行到达仁川后，受到朝鲜民众的热烈欢迎。到达汉城之后，袁世凯对闵妃和李罡应之间的矛盾作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数日后，袁世凯离开了朝鲜回天津复命，算是圆满完成了李鸿章交代的任务。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这样，时年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再度回到朝鲜，重新开始他在朝鲜的生涯。李鸿章特意致书朝鲜国王李熙，称袁世凯“奉旨命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可以看出，袁世凯这一次在朝鲜的身份，较过去大不一样，享有很大的权力。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列强的势力已波及朝鲜，各国已向朝鲜派遣了驻朝使节，朝鲜闭关锁国的局面不再。东西方列强尽管在朝鲜的矛盾与角逐日趋尖锐，但他们共同的态度是不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因而故意不把袁世凯视做清政府驻朝的全权代表。这样在朝鲜的外交圈子内，清国的势力就成了最受排斥、最受歧视的人物和机构。列强们各怀心思：日本一心想让朝鲜摆脱清国，投入自己的怀抱，甚至想一下子吞并朝鲜；俄国则想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英国等其他列强，也想利用朝鲜的不稳定，慢慢蚕食朝鲜，从而控制远东。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王国本身，李熙一方面想摆脱清国，图谋自强自立；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感到害怕，唯恐摆脱了狼，却引来了虎，行动上一直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强势，既恨又怕，表面顺从，但在背地里，一直希望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挤压中，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袁世凯专门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呈交朝鲜政府，阐述朝鲜“依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有四大害处。在行动上，袁世凯一直显出强硬的“上国”风格，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在很多事情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上，强硬坚决，毫不相让。1890年，朝鲜赵太妃病逝，按照清国礼节，藩属国国王、王妃去世，需派“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由清廷派使节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赵太妃病逝，朝鲜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毫不马虎，不断敦促朝鲜王室派使者去北京告知。在袁世凯严格敦促下，朝鲜只好派使者前往。袁世凯的武断和专横，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公使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本以为朝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袁世凯，让他们如芒在背。日本致书清政府，请清政府命袁世凯访问东京，与日本大臣面商有关朝鲜事宜。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让袁世凯不要干涉朝鲜的主权，让朝鲜自主变法，以图自强。

袁世凯在朝鲜的铁腕政策，让日本恨之入骨，其他国家的公使，对于袁世凯也颇有微词。尤其是俄国，因为几次与朝鲜的密约被袁世凯识破，也对袁世凯咬牙切齿。美、英、俄等国联合起来向清廷告状，指责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要求处理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在朝鲜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李鸿章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独断专横、情绪暴躁，也明白袁世凯竭力维护清国“上国”地位的一片苦心和难处。1890年袁世凯赴朝鲜担任办事大臣三整年时，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给袁世凯写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P29-31

这一本《晚清有个袁世凯》写完了，“晚清三部曲”也写完了，不想再写了。关于历史的困惑，也随着清晰度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多。

历史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历史(history)，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另一个，则是“故事”。那么，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是曾经发生的故事，还是某种旨意确定的“理”的故事？在时间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种不可否认的推测就是，历史一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只是历史学家对于事情的描述，在那种对不可再现的事实的描述当中，历史已不可避免地夹杂上一相情愿的臆度了。

有关历史的内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后，变得越来越让人困惑。这种困惑，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困惑一样，都是属于时间范畴的。时问，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况下，历史是对于过去事件的记载，但过去时光所具有的万千气象，又岂是靠单纯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记载和描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会不可避免地被取舍和歪曲，整理成对现实有意义的过程，以自己的认识加以贯串，用所能够理解的逻辑组织一个对于过去的诠释。这样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种要求架构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标本——那种机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标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历史的。

一个大胆的说法油然出自我对于历史的直觉，那就是，如果我们身处的当代，本身即是由一些不可预知、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无法把握和判断的话，那么，以往历史学家相信，并且简单而武断地总结，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现实如此无法判断，对历史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下结论吗？历史和现实一直有着关联，它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尽管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万物由心生”，那种由人心而滋生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却有相同的本质。也因此，古今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来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他必须与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必须在找到所有可能被发现的重要证据之外，还要有最敏锐的领悟力和洞察力，有最丰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研究一直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它的问题，就如同文化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一样——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开阔的视野，在很多时候，它既迂阔封闭、自以为是，又索然无味、小气局促；既带有制度的专制性，也带有认识的单一性、情绪的焦躁性，以及结论的武断性。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喜欢的是那种活着的、散发着呼吸气息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是从一个坟墓到一个坟墓，一段竹简到一段竹简，或者像摆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样，把那些历史人物分门别类。我喜欢的，是那种浸淫过心灵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活过的历史。历史所显示的“真”，只是由某一个角度观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对于一个历史领悟者来说，他一定要有一种吹气成活的魔力，让这个“真”活起来。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来源于对历史的理解力，也来源于对于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在这位历史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在历史中诉皆隋感便有损理智和客观的态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应该永远向心灵开放——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寻找自由自在、人们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历史学传统，就像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一样。历史感的培养，并非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会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是有属于因果律的会通性的。

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对待历史，放下天使或者审判者的架子，少一点人为的标签，多—分理解和明白。只有在明白之中，才能找到历史的真实路径。

我的写作《晚清有个袁世凯》，也基于此。

是为后记。

没有一个当代中国人能够忽略晚清历史，失落与找寻、绝望与欣喜、残败与新生、啼血与饮泪，历史三峡在这里演绎了最波澜壮阔最悲欣交集的惨烈一幕。以大人物进入大历史，从大历史寻找大思想，赵焰先生的“晚清三部曲”把历史叙事与人性分析相结合，历史的复杂在个体生命的内在冲突中具体而微地展开。作为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晚清有个袁世凯》将通过这个近代一中国最具争议的特殊人物，为我们展示历史转折的多元冲突和丰富意义。

——(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

晚清人物，袁世凯是白鼻子的脸谱，这脸谱是教科书画出来的。非脸谱化的袁世凯，总得有人来画，否则，这么大的人物，就说不清了。赵焰笔下的袁世凯，没有白鼻子，但依然好看。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是三个重要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前一阶段为下一阶段打下基础，使后一阶段在此基础上对前一阶段进行否定。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可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本书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以散文笔法撰写历史，新颖流畅，以一种冷静而独特的方式，透视了历史裂缝中的幽暗人性，也给了这个重要晚清人物以另一种解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