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宏大视野。作者旁征博引，引用文献浩繁，以翔实丰富的史实、犀利而精辟的文笔，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多维度剖析，对西方文明演进中融入的东方元素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提出了“东方化的西方”这一令人为之一震的概念。在我们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普世性”提出质疑的大背景下，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约翰·霍布森对西方崛起论中占主流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提出了挑战。这种偏见通常认为，欧洲人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创了其自身的发展，而东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霍布森则认为，有两个过程导致了东方化西方的崛起。首先，欧洲发展的每个重要转折点，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吸收东方发明(如思想、技术和制度等)而完成的，在公元500至1800年之间，这些东方发明通过东方全球化，从先进的东方向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扩散；其次，1453年后欧洲身份的构建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由此欧洲人攫取了诸多东方资源(土地、劳动力和市场)。因此，霍布森的书把迄今为止仍被边缘化的东方民族推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前列。

图表

前言和致谢

地图 奥博—戴尔世界投影图

 第1章 反驳纯粹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神话：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第一部分 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500—1800年

 第2章 伊斯兰和非洲开创者：在亚非大发现年代构建世界和全球经济的桥梁，公元500—1500年

 第3章 中国开创者：第一次工业奇迹和中国孤立主义的神话，约公元l000—1800年

 第4章 东方保持优势：东方专制主义与印度、东南亚和日本孤立主义的双重神话，公元l400—1800年

第二部分 落后的西方：东方全球化和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公元500—1498年

 第5章 基督教国家的建立和欧洲封建制度的东方起源，约公元500—1000年

 第6章 意大利开创者的神话，公元1000—1492年

 第7章 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神话，公元1498—约1800年

第三部分 作为“后发地区”的西方与后发优势：东方全球化与西欧作为先进西方的重塑，公元1492—1850年

 第8章 1492年神话和发现美洲的不可能性：亚非对西方后来居上的贡献，公元l492一约l700年

 第9章 英国工业化的中国起源：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公元1700—1846年

 第10章 塑造欧洲种族主义身份和创造世界，公元1700—1850年：作为一种道德天职的帝国文明使命

 第11章 英国工业化的黑暗面和放任主义的神话：战争、种族帝国主义与工业化的亚非起源

第四部 分结语：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

 第12章 理性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东西方大分裂的双重神话，公元1500—1900年

 第13章 东方化西方的兴起：身份／动力、全球结构与偶然性

参考书目

译后记

这一切在日本是如何开始的？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的经济动力

过去，关于明治时代以前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主义证据很少，人们常常简单地认为，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作用，日本经济在德川时代是落后和停滞的。甚至一些日本学者也一致认为，德川时代的日本是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然而，这里有一个直接的详细的证据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1868年后明治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简单地一蹴而就，似乎也难以想象：日本经济在某一刻(1853年之前)还是停滞不前，然后接下来就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常常进行地非常仔细)提出了一种关于德川时代日本经济动力的新图景，这使人们相信，用埃里克·琼斯的话来说，就是：“明治时代日本经济相对轻松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德川时代赐予的良好开端。”

埃里克·琼斯在其《循环增长》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均收入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指标)。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实现了人均收入增长。而且，如前所述，有证据表明，日本在1868年之前享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实际工资和收入都在不断增长。同样，传统的观点认为，德川时代日本的农业产量增长非常缓慢，但现在很明显，有关日本粮食产出的传统数据，带有保守估计的偏见。最近的研究显示，德川时代即使不是整个时期也是大部分时期，都有着相当高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归功于一系列的创新，包括商业性肥料、作物种类的增多(尤其是大米品种)，灌溉的广泛使用以及旱地向稻田的改造，越来越多地使用专业化分工(例如不局限于培育非经济性农作物)、种子的选择、复合播种和其他各种农业技术。

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日本旧的封建堡垒——大名(贵族)和武士(军事诸侯)只是在明治时期才被逐渐削弱了。但实际上，这仅仅是肇始于德川统治时期一系列政策的一个端点，这些政策使这一端点成为某种既成事实。大名和武士的权力基础，早在17世纪前半期就开始被削弱，大名被迫居住在都城(江户)，统治者意在通过使他们陷入巨额的个人债务而削弱其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策略效法了欧洲统治者在着手推行国家集权政策时的做法。这些政策成功削弱了大名的地方自治权，同时也削弱了封建主义。实际上，到德川时代末期，地方大名负债如此沉重，以至于他们大多数人十分乐意明治政府没收其土地(条件是他们的债务被予以免除)。总之，明治时期的改革只不过是始于德川时代漫长的“理性的”政权改造过程的终结。

德川政权也试图通过强迫武士居住在城堡里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反过来，这些城镇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商业扩张效应，维持这些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生活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到19世纪初，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几乎完全消失，市场经济甚至渗透到了最小的乡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武士从小农阶层中分离出来的结果，从而导致了农民家庭单位的充分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自由直接促进了他们去提高生产，尤其是政府也推动他们这样去做。他们还阅读最新的农业书籍(如1697年印刷的《农业全书》)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并开始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通过扩大灌溉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生产力水平，加快了经济的商业化。这一点可以通过事实证明，到1800年时，差不多有22％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数字无疑超过了欧洲。最后，德川政权发行的国家货币也具有刺激作用，因为它迫使地方大名为了获得新货币而销售他们的商品(在此之前大名是自己铸造货币)。这就为商业化和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总之，国家的集权化趋势，伴随着商业化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日本在1868年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印象，并不符合实际。最终的结果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官僚政治)权力结构……表明其具有内聚性和灵活性，从而足以确保在第二次与西方撞击(1853)之后，日本能够迅速实现向新的国家建构战略转变”。此外，这一日益合理化、集权化的官僚机构，推翻了欧洲中心主义关于德川时代日本东方专制主义的描述。尤其是埃里克·琼斯，详细阐述了德川政权实行的各种“合理”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与那时西方实施的经济政策同样具有理性。那么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德川时代出现的各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吧。

为了扶持日本商业的快速发展，17世纪30年代在大阪出现了信贷机构。17世纪40年代，放款人开始利用这些机构接受存款并发放贷款。到了17世纪70年代，众所周知的是，大阪的十家大金融商被官方授权参与政府的信贷业务，并负责金融市场的运作。而且，这个银行组织具有某种中央银行的特征，保持银行体系的最后储备金，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以及施行某些管理金银市场的职能。如果不首先得到他们的批准，同意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没有人可以开展银行业务。这是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采用了包括存款、预付款项、贴现汇票、支票、透支款项业务、兑换交易、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等现代模式。对工业和农业部门都提供贷款。事实上，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村地区不会存在银行机构，而唯一存在于那里的贷款者只是不确定的放款人，而不是银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完整的农村金融或银行网络。P80-82

可能有读者担心“这会是另一本典型的关于西方崛起的著作”，为使他们放心，我要声明本著作并非如此。与几乎所有关于该主题的著作不同，本书没有按照标准的欧洲和种族中心论的框架来重述大家所熟知的主题。与以往的叙述不同，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论，从而使东方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因此，尽管我的目的在某些方面与菲利普·费尔南多一阿梅斯托(Felipe Femandez-Armesto)(《千年纪》有所区别，但我同样乐于给读者带来惊喜。我集中于叙述许多东方的发明、人文和地理，它们使西方的崛起成为可能，而所有这些在传统的叙述中都被忽视了。如果允许，我愿意借用《千年纪》序言中的词句来表达一种意思，即本书谈什么和不谈什么。

在本书中，读者将看不到任何关于授职权之争、三十年战争抑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内容。尽管书中讨论过意大利商人群体，但他们一直是作为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中更为广泛的创新发展的模仿者而出现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更多的是承始于伊斯兰中东地区和北非，而非托斯卡纳。达·芬奇、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哥白尼在沙蒂尔(ibn alShatir)、花拉子密(al-Khwarizmi)(780—847)以及纳西尔·艾德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的类似成就面前居于下风，瓦斯科·达·伽马在亚洲的杰出成就下相形见绌。本书仅仅提到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维多利亚女王。对于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等重要人物的出现，则请予谅解。在本书所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里，马德里、里斯本、伦敦、威尼斯相对于巴格达、开罗、广州和卡利卡特来说都只是落后的郊区小镇。鉴于英国的工业化只是更早的中国先进发明向外传播的最后阶段，伦敦博览会就显得有些狂妄自大。本书探讨的国家主导的军事工业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过程，指的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同样重要的是，本书没有去探讨德国的“后发工业化”，而是引导读者来讨论德川时代日本的工业“先发”。总之，读者将了解到更多有关东方——尤其是伊斯兰中东地区、北非、印度、东南亚、日本以及最重要的中国的历史，这样也可了解关于西方及其起源的新知识。

因此，对于那些希望以欧洲视角来详尽阐述西方发展的读者来说，无疑将会感到失望。然而，我的本意并非是让这些读者失望，而是引导他们去了解被忽视的东方如何促进近代西方崛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我更为关心的是，本书的具体论据是否足以让读者信服，而较少关注它们是否新奇、有趣，以及是否有所创见。我更感兴趣的是本书所提出的重要论题而非其提供的具体答案。这样，我能够打消那些读者潜在的疑虑，即这的确不是另外一本典型的关于西方崛起的著作。因此，我希望那些正在阅读的读者，能够欣赏本书所带来的有悖于直觉的，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黑暗世界之旅。

现在，我要感谢诸多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度过困境的人们，没有他们，我的写作不会如此顺利。感谢以下曾向我提出过有益建议者，他们是：罗伯特·奥尔德里克、布雷特·鲍登、杰夫·格鲁姆、史蒂夫·霍布登、戴维·马西森、利恩·皮戈特、蒂姆·劳斯、阿迈德·施博尔以及理查德·怀特。我也要感谢以下各位，他们阅读了绝大部分书稿，并给予指正：阿美达·阿查里雅、张夏准(Ha-Joon Chang)、拉梅什、莉莉·拉希姆、伦纳德·西布鲁克以及瓦尼塔·塞思，更倍加感谢张夏准先生邀请我到剑桥大学发展研究院去阐述我的观点。本·蒂普顿仔细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感谢迈克尔·曼，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从1986年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有幸选修其社会学理论硕士课程起，就得到了他慷慨的帮助。在过去十年里，林达‘维斯同样给予了我无数的支持。还要特别感谢埃里克·琼斯，多年来通过他的作品(尤其是《循环增长》一书)以及我们的私下交流，我学到了丰富的世界史知识。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哈斯莱姆耐心而细致的编辑工作。同时，感谢本书的索引编排者特雷弗·马修斯以及希拉里·斯坎内尔在文字编辑工作上付出的巨大努力。还要特别感谢三位没有署名的评论人，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我已采纳其建议全力进行了修改。尤其感谢他们使我能写出一本好书，无疑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本。当然，还要附上一句：本书的所有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向我的未婚妻塞西莉亚·托马斯表达我的爱意和感激，在我过去三年所经历的最为动荡不定的生活变化过程中，她给予我引导，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牺牲，是我的精神支柱。她仁慈的牺牲、体贴和富有同情心的力量，代表了这个动乱多难星球上最美好的一切，给予了我光明和温暖。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所有的错误概由我负责。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宏大视野。作者旁征博引，引用文献浩繁，以翔实丰富的史实、犀利而精辟的文笔，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多维度剖析，对西方文明演进中融入的东方元素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提出了“东方化的西方”这一令人为之一震的概念。在我们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普世性”提出质疑的大背景下，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本书涉猎的知识范围非常广泛，作为一部世界史或全球文明史方面的力作，它不仅跨越了宏大的历史时段与空间，而且是跨学科的学术探讨，它涉及经济史、科技史以及政治、文化、宗教、地理、军事等领域，相信读者会从阅读本书中能够获得诸多收益。在近两年的翻译过程中，我一直徜徉在那古老文明跨越时空的撞击与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并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但另一方面也使我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常常硬着头皮去查阅大量的资料，认真推敲、核对作者引用的一些文献的出处和原意以及数量庞杂的人名、地名等，唯恐因自己的懈怠而无法准确理解和表达作者的本意。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贾春莲女士为第9、10章的翻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生代春霞等为译稿的整理和核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郑州大学于向东教授、王琛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本书进行了认真校注，纠正了译稿中的不少纰漏，对很多专有名词做了详细的注释。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这个译本一定还存在很多缺憾和不足，但无论如何，所有的错误和纰漏都由我一人承担，并诚恳欢迎读者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孙建党

2009年10月于福州

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于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本书为此在学术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霍布森的论点证据充分，值得认真思考。

——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

本书研究深入，涉及范围广，积极回应了欧洲中心论观点，并证明有众多的非欧洲人民对现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是作者曾祖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的后续之作。

——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的作者)

约翰·霍布森的描写极具雄心，从字面和寓意上都力求重绘世界历史版图。借助于一系列经济与文化史学的既有成就。他对这一千年的世界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叙述”。这也许是对“东方对西方崛起有所贡献”的最好概括。他认为，西方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知识的采纳。对非洲劳工的奴役和对亚洲经济体非对称贸易协定的实施。作为对欧洲胜利的反驳，本书实乃其曾祖父之《帝国主义》的回应。

——尼尔·弗格森(《帝国》的作者)

证据表明，对于西方20年的崛起，亚洲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霍布森博士用扣人心弦的笔调和富有挑战性的构想，将这些碎片拼在了一起。他的宏伟构想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

——埃里克·琼斯(《欧洲奇迹和循环增长》的作者)

这是一本重要的比较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著作，既言简意骸地反驳了欧洲中心论，又收集了欧洲和亚洲历史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霍布森认为。所谓的使欧洲主宰世界的许多发明实际上是从亚洲(通常是由中国)扩散到欧洲的，弧洲(中国)直到l9世纪仍然和欧洲一样发达。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两卷本)的作者]

本书富有洞察力和独创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一种描写现代世界历史的文本。霍布森博士突破了学术界对东西方关系原有的认识，对西方文明既定的设想进行了校正，追溯了东方对西方的蒙恩。这是一种罕见的智力再现——一部非凡和发人深省的著作。

——萨西·瑟罗《《伟大的印度小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