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乌云压境，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我们别无选择，聚集了三十年改革的势能必须瞬间爆发，刺激内需、深化改革、对外调整。形势不饶人，机遇不等人。危机让其他国家的经济倒下，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必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点。

本书从金融危机爆发的进程入手，探讨中国经济的应对之道、改革之路以及对外经济战略布局的新思路，力图站在历史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出谋划策，为广大企业界、学术界人士开阔思路。

大国的崛起毫无疑问需要长期的积蓄，但是，突发的事件或危机往往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国际金融危机逼着中国迅速崛起。

美国政府及其欧洲同盟正利用手中尚未破产且极具吸引力的国家信用在国内外市场大举借债……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如果能够认清这场游戏的本质，则可能抓住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可以通过协商购买美国国债“落人情”，获得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合理投资于美欧股权市场“得实惠”。

金融危机带来了国际金融格局的大洗牌，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以新兴大国的思维积极参与构建新体系的多边谈判，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形象点说，就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钱，办好自己的事。看好门，是防御，防止我们受到更大的牵连；管好钱，是管理，管好我们来之不易的物质成果；办好事，是抓好机会，机会百年不遇，对内、对外细心应对，相信我们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中国经济起飞的路还很长，而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中国迟早必须走上一条以内部大市场为发动机的经济发展之路。美国与中国将成为两个以柔性绳索而不是以铁杆连接的经济体，当美方经济高歌猛进时，拉动了我们的增长，但美方经济步入缓慢发展时期，我们也不会过多地受到影响。

本书从金融危机爆发的进程入手，探讨中国经济的应对之道、改革之路以及对外经济战略布局的新思路，力图站在历史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出谋划策，为广大企业界、学术界人士开阔思路。

第一篇 风暴来临

 2008年1月的预言：世界性金融危机将来临

 救市是对美政治制度的考验

 美联储撒钱救市 中国应以守为主吗

 七问美国金融崩溃

 十问金融危机下一步

 次贷危机的重大战略机遇——入主华尔街、中美软脱钩

 灵活政策应对金融风暴后的不同世界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必须防范新型金融危机的风险

 从达沃斯看国际金融危机

 预判国际金融危机之演变

 冷静看待金融风暴

第二篇 紧抓机遇

 中国应如何参与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迷你达沃斯”启示录：崛起的中国必须加强国际统一战线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认清美欧救市本质、抓住机遇、合理布局我外汇储备

 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

 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峰会的思考

 金融危机之际的中国汽车企业如何走出去——三个大胆买，一个绝不碰

第三篇 大国思维

 中国应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完美奥运会后的忧思：大国发展仍需艰难努力

 在环保上中国要有战略前瞻性——兼谈奥巴马气候变化新政策

 发展战略、社会基础、市场制度——中国未来5-10年重大经济课题

 大国发展战略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

 政府干预推动房地产市场恢复交易量

 宏观调控应考虑总供给管理

 三步走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外汇投资公司：如何融资，怎样投资

 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紧急启动楼市、车市、股市，迅速恢复市场信心

 应对危机，财政要有大思维

 流动性过剩：根本在于增加高质量资产的供给

 中国经济面临非典型性通货膨胀

 应重视GDP中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

第四篇 改革为本

 稳定和谐发展的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个税改革

 以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为抓手解决大小非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一场绿色产能革命

 “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

 矿产资源税亟须改革

 节能减排的国际争议：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标准

 防范第三次石油危机，走新型能源之路

 建议设立“5·12巨灾预警日”

 《劳动合同法》宜早执行、早总结、早修订

结语 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展望

1.就金融危机本身而论，目前处于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的部分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运转不灵，资不抵债，出现破产。第二阶段是以AIG、雷曼兄弟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金融机构全面的运行困难导致了信用市场和短期货币市场的半崩溃。第三阶段，预计美欧金融市场会进入逐步稳定的时期，股票价格可能仍然很低，但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告一段落，信用市场会逐步恢复。这一阶段发生的最主要事件可能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危机，笔者现在最关心的是韩国、印度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韩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如果未来三个月内国际金融界不给其债务续期、令其以新债抵旧债的话，韩国可能再次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困境。因为第三阶段的危机主要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因此像1998年那样，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

未来最好的结果是，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即美国新总统上任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影响不是太大，只局限在现有的国家范围内。最坏的情况是欧洲和美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还要持续六个月，新兴市场国家又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笔者个人认为，由于欧洲和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政府愿意史无前例地为银行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很可能在三个月内稳定下来，金融海啸可能逐步退去，影响可能逐步缓解，股市会转变为熊市，股价依然低迷。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考验，比如匈牙利，其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欧洲银行的贷款，与中国不同，外资银行在匈牙利设立的并非独立的法人机构，而是分支机构，这意味着，它们直接把欧洲的钱拿到了匈牙利投资，匈牙利的金融体系100%由外资控制。目前的危机中，这些外资银行的第一反应是把钱撤回来保住总部，由此也将匈牙利置于风险之中。对于绝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目前资金的倒流是一个风险，但中国是个特例，中国是资金充裕国，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同时，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必须是独立法人，因此，中国不会受到这一趋势影响。

2.欧洲和美国现在出重拳救市，并不违背自由市场的精神，因为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辅助体制：第一，要救济那些没有竞争力的社会阶层，为其提供福利；第二，在正常情况下，对各行业进行监管，其中，金融业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最严厉监管的行业(且不论它监管的程度是否足够)；第三，当自由市场经济因失误导致失火时，需要消防队灭火，现在我们看到的政府救市就是消防队的出动，这与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不能因此说这个社区是警察社区，这个国家缺乏自由，因为任何自由市场经济都需要消防队。

这场大火扑灭以后，欧洲和美国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对金融行业过分监管的时代，但认为其会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或国家调控时代可能言重了。在1929年危机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把投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进行了分拆。经过多年的争论，基本的结论现在很清楚，这一法案属于过分监管，应该把投行与商业银行间的防火墙拆掉，当然，相应的监管也应跟上。同样，在安然、世通事件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0xley Act)，现在也知道，这一过分监管提高了美国股市的上市成本，使得美股相对欧洲股票逐步丧失了优势。一般认为，一旦国家介入了金融机构，就要7-8年才能逐步退出，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就在于未来国家如何退出。

3.这个问题说来复杂，至少对美国而言，有几方面需要改进：其一，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整合。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过于松散，其职能分散在财政部货币控制司、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未来这些机构可能需要整合。这一教训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过去无形中学习美国的体制，设立了一行三会，其职能也非常分散。其二，对中介机构要加强监管，比如评级机构，以前没有任何监管，主要靠市场自律。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引起关注，有学者批评评级机构只是事后诸葛亮，还有研究发现，往往是股价先跌、评级后跌，相当荒唐。其三，是很重要但受到关注很少的会计制度需要检讨的问题。目前，资产按市场定价的方法有助于控制单个企业的风险，但对整个市场而言则有负面作用，会在泡沫时吹大泡沫、恐慌时放大恐慌，所以，会计制度中应该考虑系统风险。

4.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肯定有变化，现在单纯的华尔街投行已经消失，机构在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以后金融业会进入一个低杠杆的时期，高杠杆业务也会受到抑制。金融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会变化，未来美国政府会派出一些非金融从业人士，比如做实业的人，进入所接管的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这次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很多公司低估了违约风险，也没有考虑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今后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体系也会改变，计算风险时可能把百年甚至两百年不遇的事件考虑进去，打进更多的富余量。

金融机构的高管激励机制肯定也会有所变化，因为此事不只涉及管理学的逻辑，政治逻辑可能会占上风。从管理学上讲，应当把高管的薪酬和企业业绩紧密挂钩，有研究显示，美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虽然比较高，但和本公司的业绩挂钩还不是很强，比如美国股东的财富每上升1000美元，高管的工资只上升0.13美元，仍然偏低。但由于金融机构被政府接管，其高管的工资从绝对数额上讲不可能维持高水平，新上任的国会议员很可能出台一些法律，明文限制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

5.金融秩序是人为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危机不会带来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笔者不相信，危机后会出现像1944年那样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大家能坐下来谈出一个规矩。现在这个世界，欧洲和美国互不信任，即使它们互相信任，但中国、俄罗斯、中东呢？笔者不认为能够建立一个以美元、欧元为主导或美元与欧元相互挂钩的格局，未来新的金融格局可能是一个不合作的格局所产生的均衡博弈。

危机后，美元的地位肯定会动摇，美元市场会有一定的萎缩，欧元、日元、瑞士法郎都可能逐步蚕食美元的一部分地盘，这是因为美国的投行不像以前那样强势，美国的国库券市场肯定会有所扩大，债券市场(非国债)、股市会相应萎缩，所以，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工具不会像以前那样流行，投资者对投资于美国、投资于美元会打一定的折扣，各国央行会调低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国际投资者会调低美元资产在组合中的比重，国际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会有所下降。目前好比是春秋战国时期，伦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都会趁机扩大自己在金融业的地盘，美国作为金融大国会走向衰落。P32-34

一个大国的崛起毫无疑问需要长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的积蓄，但是，大国崛起往往需要突发的事件或危机作为重要的转折点。

国际金融危机事实上逼出了中国经济的大国崛起。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措手不及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措手不及，中国经济没有完全准备好。中国经济在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对外的市场依赖度是市场最高点，进口加出口与GDP的比例达到70%以上，贸易顺差达到10%。中国经济内需相对不足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经济从来没有这样感受到外来经济的巨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的企业家、学者，还有许多的政府领导，还比较习惯于以一个小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与世界。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学习甚至是照搬西方的经验，对于如何在国际经济金融变换的年代，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参与国际事务，我们缺少必要的在对外经济交往的技能、人才和理论上的准备。

面对危机的挑战，我们准备了三十年

但是，应对金融风暴这一挑战，我们整整准备了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的思想和体制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全面深入到中国经济的每个角落。某些重要的市场机制，如劳动力市场尽管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与西方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却是更加灵活、有效。大量的农民工从进城打工到回乡待工，再返城打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三十年的改革让国家的财力大幅度上升，从十年前国家财政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不抵债，到今天中央财政手中掌控着远远超过负债的国有资产，从微薄的外汇储备到跃居世界第一的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融体系经过过去近十年的艰苦改革，达到了过去六十年来最健康的水平。三十年的改革也使得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勇于和乐于接受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对个人和家庭的风险，社会承受能力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经过这三十年改革的积累，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中国经济被迫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对内，我们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加速实施，家庭消费也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蓬勃局面；对外，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改革，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国际货币体制需要改革的呼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需要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提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金融危机中第一次自信地站了出来。

金融危机逼着我们崛起

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华盛顿和伦敦分别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中，中国国家领导人被安排在主要的位置，中国的发言和提议也得到了各国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二十国峰会开会之前，各主要国家纷纷派出特使，与中国协调立场，谋求中国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500亿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的贷款。我们作为被迫崛起的大国，得到的不仅是各国的关注和尊重，更重要的是正在逐步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做大国：我们准备好了吗

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崛起，逼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来行事。我们准备好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

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笔者最近提出，要在中国发动一场绿色产业革命，花十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国家财政和国家政策调整，淘汰中国落后的生产能力，代之以环保、节能、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如此不仅能够拉动内需，而且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对外经济关系仍然需要基本性的改变，主权财富的使用尚有提高、改进的余地，外贸盈余的国别结构还可以提高，从依赖欧美市场，逐步转向与一批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来往，将对中国产品的外需由欧美市场转向一批新型的市场国家。对外经济的交往能力和人才储备仍然需要艰苦努力，各种国际事务仍然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我们仍将更加积极。

至于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

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人才短缺指的是掌握国家话语能力，善于用西方的语言和逻辑反驳西方人的人才太少，长期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培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才，国际化的人文社科人才太少。不仅少，使用也不当，关键的、核心的位置上人员的任命注重的是国内运营能力，而不是国际运作能力。这就是大国意识缺位的重要表现。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它的内阁中的最高的部级官员是外交部长(国务卿)，而不是财政部、司法部的一把手，等等，从中可见一斑。

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碳！当然，前提是我们不仅能做到，而且做得比西方人还漂亮，说得比他们还好听。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特殊的经济调控体制，有后起优势，没有历史包袱。要把节能减排上升到大国崛起、道德先行的高度来认识，事情就好办了！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

本书收集的文章大部分来自于笔者每个月为《新财富》杂志“大国战略”专栏所写的专栏文章，为此，笔者特别感谢《新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刘凌云女士长期的帮助。她的角色远远超出了杂志的“催稿人”，每个月下旬，她会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题目，然后我们通过电话商定题目，初稿草就之后，她会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编辑出一个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的摘要。回想起来，我们四年多来好像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新财富》的“大国战略”专栏从未间断过一期，可谓是互联网时代一个小小的奇迹。还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笔者在清华大学的一批研究生，包括冯俊新、刘霖林、江红平、汪进、何梦杰、尹兴中、张双长、陈实、徐欣等，他们不仅进行了最专业的研究助理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又是文章观点的讨论者和试音墙，保证了文中观点不至于过于偏颇。北京大学出版社贾米娜编辑以及张双长同学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文字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