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千年风韵，人见人爱，谁动一块砖墙和草皮，都可能有人写信到中央、上国务院会议——此话事出有因：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同济大学园林古建专家陈从周等几位知名人士，曾发出了“救救苏州”的呼吁。1981年，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等来到苏州，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考察，他们深为苏州古城遭破坏的现象而忧虑，后与苏州本地的几位专家、学者一起写了一份《关于苏州园林名胜遭受严重破坏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紧急措施的报告》，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时的中央领导极为重视，邓小平批示要求“江苏省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朝耀邦总书记批示道：“不论是近期的建设方针，还是远期的建设方针，都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都要靠苏州市的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实现。”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和江苏省及苏州市作了大量调研。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复了江苏省委《关于保护苏州古城风貌和今后建设方针的报告》，这份文件上明确规定苏州古城是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在那些具有保护性的局部和任何上规模的城市建设都必须上报中央及省以上的相关部门批准。此后不久，邓小平在苏州调研，其间他对苏州市领导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这就意味着：苏州不再是苏州人自己的苏州，而是中国的苏州、全体十三亿中国人的苏州，你苏州人想怎么动就怎么动的历史已宣告结束。这一方面是好事，它可以让苏州的古城保护纳入“国家任务”，同时，它对需要大动筋骨的苏州城市经济发展下了一道“止步令”。
因为不能动古城，所以苏州人被逼不得不思考“城外战略”——
“东边湖泽之地，又属荒贫水田，惟有西翼……”
西翼有水有山，尚能一展宏图。
讨论的结果意见完全一致，其实也是天地所迫。“新苏州”建设受到古人建城的引向限制，别无他路。
划一块地出来，重建一个苏州新城！这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吴地精英在谋略欲将解脱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旧苏州“胥城”的束缚，争取新苏州天地。现在似乎听起来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在那个时候，在素有小桥流水之称的苏州，不能不说如同一声春雷般的巨响。
市委、市政府的意见传出后，姑苏城内一片哗然。赞成的和反对的人一样多。赞成者的理由自不用说：苏州要发展，旧城里无法做出像深圳、浦东这样的大文章；反对的人理由更充足：建新城，就意味着抛弃历史名城和著名的“东方威尼斯”的古苏州风貌。在这些人眼里：苏州就应当是不能变的，这是中国古人留下的宝贵的国家遗产，谁变动谁就是历史和子孙的“罪人”。
在这个世界著名的历史名城，谁想动其分寸之土，确实极有可能成为“千秋罪臣”。
“苏州古城风貌自然不能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州的城区经济不能发展。我们对老城的保护，负有历史的责任。可是全球化经济形势下，我们应当让古苏州一样腾飞起来。我们应当给古城装上翅膀，有了这个翅膀，苏州腾飞了，古城风貌的保护才能真正成为可能。这个道理要让市民们都知道。”市委书记王敏生在常委会上这样说。
苏州人聪明，同时又不保守，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很快得到市民的响应。于是给古城装“翅膀”的宏伟蓝图便开始谋划起来……
“翅膀”插在何处？这是难题。姑苏旧城是当年伍子胥请的风水老手绘制成的，据说“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是不易改变风水的，一旦风水破坏，全城皆溃。姑苏城过去陆上有八个门，象征可纳天空中八个方向的来风，那样会风调雨顺；水路上的城门也有八个，是阻挡地狱和来犯者的入侵所用，同时又能使城内的民生安乐幸福。事实上，古苏州城建成之后的2500余年里，虽经千年间无数战事纷扰，也数历时代变迁，但初始的城郭风貌从未改变过，这在世界城池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足见姑苏旧城确有“仙气”。
“翅膀”必定安在两翼，纵观南北的吴地，一面是傲视天下的常熟，一面是风云正急的吴江。苏州想发展，欲断两县的凤头虎尾，必影响大局。南北方向添翼被否定后，决策者的目光便自然落到了古城的东西两翼。
这个地方好处理些，皆是吴县之地。再说吴县本来过去一直与苏州城相拥相依在一起的，将吴县纳入苏州城区，融为一体，宜苏州城区更大发展，吴中之地的吴县百姓也不会吃亏的。当政者的这一思路从苏州城区地理考虑，应当说是最佳方案，后来也证明了将古城与附之苏州城边的吴县纳入苏州城区是明智之举。
然而吴县毕竟也曾有几千年的行政历史，再加上过去一直与常熟、吴江并称“苏州三杰”。失去行政区划名称，意味着吴县从此在版图上消失，这种痛苦对一个享有很高名声的地区官员和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彻骨的。好在吴县人与苏州城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血缘关系，2001年吴县撤市成为了苏州的相城和吴中两个区，分附于古城的东西两翼。新的吴中区，姑苏的一半历史遗迹在这块土地上，因此称其为“吴中”名副其实。吴中之地，自然包纳吴地遗宝。加上这里又怀抱烟波荡漾的太湖，这是块绝妙的风水宝地。相比之下，东边的相城，自然条件就差多了。不说这里少了诸多历史遗迹，就是这儿的湖塘水域，也都是些零乱的瘦池薄地，不耐细看。
“新苏州”就建在太湖之滨的吴中区吧！决策者虽不是什么风水先生，但见了好水好山谁都心旷神怡。
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使姑苏城貌第一次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归结是苏州人自身求变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在上海浦东大开发后带给苏州人的一个“世纪觉醒”。
这片苏州人心目中的理想“新苏州”的建设与开发，基本上是跟着上海浦东的脚步走的。始于1990年，正式获得国家批准是1992年。“新苏州”初始的名字叫“河西新区”，有点儿效仿上海的“浦东新区”叫法的意思。所谓河西，指的是地理位置，即运河的西边。“河西新区”后来改名为“苏州国家高新园区”。这个名字来之不易，因为当时国家对开发区的政策处在紧缩整顿阶段，并明确不再批准新设的开发区了。
国家批不准，等于孩子没出生证，后患无穷。市委书记王敏生急了，说：“发展是硬道理，拿到批文是更硬的道理！”在他的努力下，赶“末班车”的苏州干部们，迅速组织一切可能的关系，到京城进行活动，总算说服了各方“首长”。“苏州国家高新园区”的正式批准，使得苏州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园区革命”时代。这其中，王敏生同志带领的市委一班人的正确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我们把河西新区建设是看做‘苏州小特区’来搞的，而且准备大干一番的，所以调来了昆山搞自费经济开发区的王金华……”王敏生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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