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宇宙风》六十七期)
鲁迅怎么会和这样的一个人“是朋友”；而且会在他当都督时任校长呢？这不会和光复会毫无关系。尤可注意的是，“他的得任校长，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这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当局不满意他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孙伏园：《惜别》。既然其中有此情节，大概不是非光复会会员所能出任校长的吧。还有，后来绍兴少年们办《越铎》报来监督王金发，为什么又要借用鲁迅的名字作发起人呢？这恐怕不只在校长的地位，主要的还是他的革命事迹，使那些少年们发生景仰，进而以为他的名字可使王金发见而知所检束的吧。至于他后来常常用那么亲切的笔触去述说那“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他对章太炎的终生敬礼不衰；民国后和蔡元培(亦光复会中坚)的相处甚得；我想，这都和人光复会有关，决不仅是什么单纯的“同乡”或师生的关系所能解释的。
至于在否认者的一方面，论据实在极不充分。周作人只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毫无道理，不在话下。至于王冶秋先生，则举出鲁迅自己所说的：“革命的领袖是要有特殊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以及《两地书》中的几句话来作为“原因”。由引证的完全相同上看来，冶秋先生的结论，显然是接受了景宋的影响而得来的。原来景宋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内，有一段道：
(鲁迅)对于革命的运动，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虽则知道得很清楚，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灼不堪。的确是这样脾气的，他对于相识的人，怕见他的冒险(见《两地书》)。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先生惊佩不置。所以他又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题。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先生也曾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抗战文艺》六卷四期)
景宋先生这段文字，初看去很容易令人误会：以为依照她的意思，鲁迅自然是不会加入光复会了。其实，仔细想想，她的意见，绝非如此，她引鲁迅的话并非用来证明鲁迅非光复会会员。——如果她引那些话是用来作为鲁迅未曾人会的“原因”，那便将解释不通：不错，鲁迅在《两地书》里曾说过这些话；鲁迅是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领导者？他没有自己去或叫人去丢过炸弹，这些都是实在的。然而这何害其为光复会的会员？难道一定要是“领袖”或“领导的人”才会加入；或者，一加入之后，就一定非成为“领袖”或“领导的人”不可吗？事实上，光复会(以至一切政治集团)中并非人人都是“领袖”，人人都抛掷过炸弹。所以，许先生在这段文字里，绝无证明鲁迅未曾人会的意思。“鲁迅是光复会会员，景宋知道得很清楚。所说‘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这一句，系指没有实地去运动那些秘密的会党以及投炸弹，举义旗等事而已。”(许寿裳先生致作者函中语)明乎此，则王冶秋先生根据景宋先生文所作的结语，自然是不可靠的；何况他除了从许文中转录鲁迅的那几句话以外，便别无其他材料和理由呢？
根据上述种种，我认为：——鲁迅的确是光复会会员。鲁迅辛亥前在东京的志行，朋辈，以及辛亥后在国内的出处等等，都证明了许谱的记载，胡文的问答，都是极可信的。
但为了慎重起见，我更特地写信去请教《年谱》的编著者许寿裳先生，问他所根据的是什么？承他复信说：
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
这样，鲁迅之为光复会会员，是毫无疑问的了。P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