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人，蒋介石曾评价他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身边的人自豪称他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学生推崇他为“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有人敬爱他，有人推崇他，也有人批判他，还有人诋毁他……

但是，从没有人能忘掉他。

他就是，胡适。

本书以新资料、新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代大师的真实内心世界。

　　一句句格言，记载了胡适先生的人生历程，今天我们通过它们搭建桥梁，穿越时空进入一代大师的心灵世界，撷取他的人生智慧，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和前进动力。　　另外，本书也致力于展现胡适生活的方方面面：胡适对待弟子严厉而不失亲切的一面，胡适对待情感浪漫而不失忠贞的一面，胡适对待政治关切而不失超脱的一面，等等。通过点点面面的钩沉与绘制，本书以新资料、新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代大师的真实内心世界。

温润是胡适的仁（代序）

胡适喜欢的格言

胡适喜欢的徽州土话

胡适的“诤臣”“诤友”理想和实践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胡适蘸着月光写情诗

“在春风里”——胡适对弟子的教诲与呵护

胡适与吴国桢：谁在撒谎？

胡适与学潮

胡适的演讲

胡适的嗜书癖

“晚上可爱，那是我最好的时间”

戴着“杜威”的眼镜读孔子

艰难的独立之路

胡适的乐观与信心

江冬秀：“最后一位‘福人’”

早在1919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

在谈到科学方法时，胡适说“科学家最重‘假设’”：“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关于“证实”，胡适这样说：“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胡适因此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1952年12月5日至6日，胡适在台北市台湾大学作演讲，题目是《治学方法》。胡适说：“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即方法。对这一方法，胡适在演讲中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

所谓假设，就是当问题出现后，“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所以，倘想解决问题，必须允许人人都可以提出假设，而“假设”有否价值或价值大小则取决于作假设者经验的多寡和学问的深浅。

“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

不过，胡适提醒我们不是每种假设都是值得“求证”的，在“小心的求证”之前，应对各种“假设”进行仔细选择、甄别，“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然后予以求证。

胡适的这一方法源自杜威的《思维术》。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对此做了说明：

“杜威最风行的著作之一便是那本举世熟知的《思维术》——尤其是那一本为一般学校和师范大学所采用的薄薄的原版。在我进哥大之前，我已对《思维术》发生兴趣，也受其影响。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这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由此获得启发：“杜威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其治学十字诀也由此形成。

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听了胡适的十字诀，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地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著名学者萧公权对胡适的十字诀做了深入思考，得出如下结论：  ．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阶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

萧公权提出在“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之间加入一个“放眼看书”阶段，堪称真知灼见，是对胡适治学十字诀的合理而有益的补充。

胡适喜欢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面再加一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就是说，这句话重心在后面的“求证”。胡适认为，如果能重视证据，就不会被人骗。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再次提到了这句话：

“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P12-15

2004年，我在《开放时代》发表了本人第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此后，我对胡适的阅读和研究，虽断断续续，却一直未停。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当今学界对胡适虽不能说已过度诠释，至少也是充分阐释了。如此，对胡适我还有继续阅读与研究的必要吗？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突发奇想，能不能找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胡适，写一篇“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关于胡适的文章？这几乎是妄想。但这个念头却一直纠缠着我，挥之不去，直到那一刻——

我想到那些散落在胡适作品中的格言——如同散落在大海里的星星。那些令我难忘、令我深思、令我回味的格言瞽句，据我所知，当今学界，尚未有人对这些格言做“一网打尽”的整理和“竭泽而渔”的研究。那么，我何不率先对这些闪光的格言来一次耐心的“打捞”？

于是，我马不停蹄地翻阅胡适的日记、讲演、文集。终于，完成了《胡适的格言》一文。此文在《读库》上发表后得到一些读者的赞赏，这也验证了胡适习陶话：无心插柳，尚可成荫；有心栽花，当然要发。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在社会的诸多领域，胡适都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作为教师，胡适得到弟子这样的赞美：“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作为丈夫，胡适倡导过“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话要听从，太太讲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发怒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合得。”

作为朋友，胡适更是赢得“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美誉。

胡适的魅力何在？我想，三言两语恐很难说清这个问题。偶然地，我在董桥的一篇文章里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常用‘温润’一词，中国人形容美玉也爱用这个词，却说不清是什么样子。那老先生在一本书里说，他也没有适当的词句去形容这两个字，只能用实物去体现：比如春天到了，孩子们已然在家里关了几个月了，都想要出来走走，你带他们到公园去，叫他们随意奔跑、追逐。当他们回到你的身边时，你看他们的脸，那就是‘温润’的样子。所谓‘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看它很透很软，你不敢摸它，怕是一摸就会触破了；但若是真的摸了’，它还是很硬呢！这种现象，古人比之为君子的‘仁’。从此，我认识了温润的具体形象，从而也领会文物和文章一样，到了一定的境界，确有那凝脂之美。”

我猛地醒悟：胡适的魅力也许就是“温润”。也许可以这样说：温润是胡适的仁，胡适是温润的具体形象。

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