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塞拉利昂，在那儿估计至少有5万人死在1991至2002年之间的内战。在这场战争当中，12岁的比亚从一个迷恋街舞、爱搞恶作剧的普通小男孩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为了躲避叛军他只得流浪在非洲的沙漠和丛林中。几个月之后，他被叛军发现，被迫成为了一名年仅13岁的职业军人。从此，天真无邪的儿童，一朝之间成为草菅人命的杀人机器。

为了生存，他过着杀人不眨眼的血腥生活，前途与希望似乎已是不可能的奢求。比亚的幸运，在于他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救助下开始正常生活，并在美国完成学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提笔将当年经历一一据实写下，以过来人身分自诉遭遇、呈现了第一手讯息，成就了这本震撼人心的“童兵”传奇。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受伤的人是个妇女。她背上背的是她的孩子，血顺着衣服淌下来，在她身后流了一路。她狂奔逃命时孩子中弹身亡了。幸运的是，子弹没穿透孩子的身体。她跑到我们站立的地方，坐在地上，把孩子放下来。原来是个女孩，两只眼睛大睁着，脸上还挂着戛然而止的笑。子弹头从她肿胀的身体上冒出尖尖的头。母亲俯在女孩身上，使劲摇晃着。她悲痛惊骇至极，欲哭无泪。

这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的一本书，原因不仅是书中故事令人震惊，更是因为这本书明晰地启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责任。人们应当阅读这本书，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世界，认识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关战争的传闻各式各样，沸沸扬扬，让人觉得战事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直到有一天，逃难的人从我们镇子里走过，人们才意识到战争已在我们国家真实地发生了。那些从数百英里之外一路走过来的家庭向我们诉说亲人如何遭杀害，房子如何被烧毁。有人出于同情，要他们住下来，但大都被谢绝了。他们说，战争早晚会蔓延到这个镇子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一听到劈柴的声音或者小孩打鸟用的弹子落到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就会吓一大跳。与这些孩子一起从交战区来的成年人同我们镇子里的大人谈话时，常常精神恍惚。除了疲劳和营养不良，他们显然见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精神受了刺激。那些事，即使他们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相信。我那时认为这些过路人所讲的故事肯定经过添枝加叶。我所知道的战争，不过是书中读过的或电影中看过的，比如说《第一滴血》，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中报道的邻国利比里亚的战况。我那时才十岁，凭我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弄明白是什么夺去了逃难的人的幸福生活。

我第一次接触战争是在十二岁那年。那是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和哥哥朱尼尔、好友塔洛伊离开家，去马特卢章镇参加朋友们的才艺展示。他们俩都比我大一岁。我最好的朋友穆罕默德没有来，因为他要帮父亲修缮茅草顶的厨房。我八岁那年，我们四个人组建了一个说唱舞蹈组合。有一次去莫宾比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说唱乐。我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莫宾比是那家公司的外国人的居所。我们常去那儿的游泳池游泳，看大彩电，还能看到聚集在外宾娱乐区里的白人。有一天晚上，电视上播出的是一组黑人男孩快速说唱的音乐片。我们四人坐在那里，被这支歌迷住了，极力想听懂那些黑人在说些什么。片子播完时，屏幕下方跳出了一行字，“Sugarhill Gang：《快乐的说唱者》”。朱尼尔迅速地在纸上记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周的周末都到那个房子里去看电视，学唱那种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音乐叫什么，但印象却十分深刻。黑人竟然也能把英文说得那么快，那么有节奏。

后来朱尼尔进了中学，他的伙伴教给他更多外国音乐舞蹈的事情。假期里，他带来了磁带，教我和朋友们跳这种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种舞叫“嘻哈”。我非常喜欢这种舞，更喜欢学说那些节奏明快的歌词，能学到不少的英语新词儿。有一天下午父亲回家时，我和朱尼尔、穆罕默德、塔洛伊正在学Eric B.&Raldm的《我知道你有心》。他站在我家土坯铁皮顶屋子的门前，哈哈笑着问道：“你们说些什么，自己能听懂吗？”朱尼尔还没答腔，他就走开了。他坐在芒果树、番石榴树和橘子树树荫下搭的吊床上，把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听，这才是标准英语。你们应该听这种英语才对，”他在院子里大声喊。

父亲在那里听新闻。朱尼尔教我们如何跟着节拍迈步。我们左右脚轮番踏步，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手臂、上身和头部也要同时移动。“这个动作叫‘跑步者’，”朱尼尔说。我们模仿已经背过的说唱歌词。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去做取水擦灯之类的家务活。临走前说些刚从说唱歌词中学到的词语，“安息，孩子”，或者“我闪了”。屋外，鸟儿和昆虫开始了夜鸣。

离家去马特卢章的那天早晨，我们把正在学习的歌词本装了。一背包，口袋里塞满了说唱专辑的磁带。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灯笼裤，里面是跳舞穿的足球衫和运动裤，长袖衬衫下套着无袖内衣、T恤衫和球衣。一般要穿三双袜子，袜筒卷起来，让运动鞋显得很膨大。白天天气太热时，就脱掉几件，搭在肩膀上，样子很时尚。没料到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因为打算第二天就回来，我们跟谁都没有告别，也没有说要外出。没想到，这次一离开家，就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省钱，我们决定步行十六英里到马特卢章。那是个明媚的夏日，太阳不是很毒，一路上天南海北地神聊，开开玩笑，追追打打，路也不觉得很远了。我们带了弹弓，用来打鸟和追打横穿公路的猴子。有几次遇到河流，还停下来游泳。有一条河上架着桥，我们听到远处有客车驶来，就想上岸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我第一个出了水，抱着朱尼尔和塔洛伊的衣服过了桥。他俩以为在车开到之前就能赶上我，但后来发现来不及了，于是掉过头，撒腿往河里跑，刚跑到桥中间，车就追了上来。卡车上的女孩子哈哈大笑，司机按响了喇叭。太好玩了。后来在路上他们想报复我，但没有得逞。

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卡巴提，我外婆的村子。人们管我外婆叫玛米·卡帕纳。她个子高高的，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与长长的脸型搭配得漂亮匀称。站着的时候，她的双手不是搭在臀部，就是抚在头上。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母亲美丽的黑皮肤、雪白的牙齿和脖子上清晰的皱纹是从哪里来的。我外公被大家称为卡莫，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医生。

我们在卡巴提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走最后六英里。外婆想留我们过夜，但我们说第二天再回来。

“你那个爸爸现在对你怎么样？”她问话的声音甜甜的，又充满了担心。

“你又不上学，去马特卢章干什么？怎么这么瘦啊？”她问个不停，但我们避而不答。她送我们到村口，一直看着我们下了山。她把手杖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样就可以用右手向我们挥手告别。右手代表好运气。

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马特卢章，见到了吉布里亚、卡洛科、卡利鲁等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博城公路，那里卖食品的小贩一直吆喝到深夜。我们买了些煮花生，一边吃一边讨论第二天的活动，计划去看一下才艺比赛的现场，先搞个排练。睡觉是在卡利鲁家的露台小屋里。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小床，我们四个人(吉布里亚和卡洛科回自己家了)横躺着睡到一张床上，腿和脚耷拉到床下。因为我个子最小，身体基本能蜷缩到床上。

第二天，我和朱尼尔、塔洛伊待在卡利鲁家里，等候朋友们下午两点放学回来。但他们早早就回来了。我正在洗我的运动鞋，朱尼尔和塔洛伊在比赛做俯卧撑，由我数数。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走到露台上，也加入了比赛。塔洛伊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问他们怎么回来了。吉布里亚解释说，老师说了，叛匪进攻我们家乡莫格布维莫了。学校停课，让大家听候通知。我们一下子全部愣在那里。

据老师说，当天下午，叛匪攻进了矿区。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人们四散奔逃。男人们从工地一路跑回家，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屋子，家人去了什么地方一点音信都没有。女人们一路哭着跑到学校、河边、水塘寻找孩子。孩子们跑回家找父母，父母却在满街跑着找孩子。枪声渐渐密集起来，人们不敢再寻找亲人，匆匆逃出了镇子。

“老师说了，这个镇子是下一个进攻目标。”吉布里亚从水泥地板上站起身来。我和朱尼尔、塔洛伊拿起背包和朋友们一起向码头走去。人们正在从矿区向这里聚集。有些人我们认识，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人在哪里。他们说进攻来得很突然，一片混乱，大家都不知所措，四散逃命去了。

我们在码头上待了三个多小时，急切地盼着能见到家人，或者找到一个见过他们的人。但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过了一会儿之后，那些过河来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了。那天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太阳平静地穿过白。白的云层，鸟儿在树上鸣唱，树在微风中摇曳。真无法相信战争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我觉得这不可能。我们头天离家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叛匪就在附近。

“怎么办？”吉布里亚问道。没人答话。过了一会儿，塔洛伊打破了沉寂。“我们必须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家人，否则就来不及了。”

朱尼尔和我点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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