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中国堪比赛珍珠的中国；她的北平堪比林海音的北平；告诉你真正的传统中古，真正的儿女情长！

寻找1949年之前的那个中国，一部能让你忘掉《大地》和《城南旧事》的回忆录。知识分子之家的奔波流离，战时古老中国的沧桑巨变。

十九岁到美国独闯天下，四十八岁成为桥牌皇后，司徒雷登为她办签证，邓小平与她打桥牌，里根请她补课，父亲杨开道，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这是知名美籍华人、桥牌皇后杨小燕的回忆录。

燕园长大的杨小燕，既有西方的思维和笔触，同时又兼具传统中国的情怀；她既是赛珍珠，又是林海音。一个甲子之后提笔思量，写下在旷世巨变和国难当头下的旧时中国，她十九岁赴美之前的家世、成长、生活和亲身见闻。

从北平燕园的童年往事，写到战时湖南的乡居岁月，再到陪都重庆的辗转求学、离沪赴美前的见闻和情事以及多年后的汉口归家。对旧时中国的好与坏，对昨日经历的爱与恨，她既能身处其中细细品味，又能置之度外慢慢打量。

事过经年，杨小燕浓情淡笔，带我们再回首那个久违的中国。

第一章 汉口：最后的归来

 第一节 燕归来

 第二节 最后一面

第二章 北平：童年往事

 第一节 母亲

 第二节 童年

 第三节 厨师和看妈

 第四节 战火降临

第三章 湖南：逃难与归家

 第一节 天津

 第二节 翕园

 第三节 祖父

 第四节 乡居岁月

 第五节 土匪

 第六节 扫墓

第四章 重庆：陪都岁月

 第一节 初抵山城

 第二节 空袭

 第三节 上学

 第四节 母亲的病

 第五节 李大夫

 第六节 离开

第五章 上海：幕后的繁华

 第一节 沪上岁月

 第二节 我的教父

 第三节 姐姐的婚事

 第四节 未婚夫

 第五节 赴美

附录：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的传奇人生

整整三十二年，我没再见到亲人。从一九四九年的那个秋天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解冻以后，即使我每个月都通过香港给家里寄信、寄钱，母亲也从不给我回信，而是宁愿让小惠寄给我一点简单的乡音。我相信这绝不是由于某种个人的怨恨，而是由于多年以来日积月累的恐惧——现在连中国人自己都把那个年代叫做“浩劫”。

一九八一年九月，当我面对面地见到母亲的时候，她仍然对我们分别的那些日子只字不提。但是，我始终都从台湾和香港的亲戚、朋友那里，听到许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小惠的一生简直是一连串的悲剧：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的时候，李新明为了躲避暴力的种族偏见逃往法国；母亲很快就给她找了个丈夫，而在她那不合法的孩子诞生之前的三个月，丈夫又遗弃了她。“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拉到街上百般羞辱，接着被送到西部的一个农场，最后在贵州省的一所小学当了音乐教师。红卫兵也让父亲在劳改营里干了四年，因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在他曾经担任领导的武汉图书馆把他贬为普通职员。小菁接受了一年“再教育”，然后被派到四川的一个研究室当了土木工程师。只有小英逃避了“下放”，她是个医生。

母亲是绝不谈论这些事的。“这个不许谈！”我到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她就小声告诉我，还让我也把声音放低点，因为居民委员会主任的家就在隔壁。甚至谈起我自己的生活时，也采取了一种最为扼要的方式。她提的问题既含糊又笼统，似乎只是出于礼貌才问的。

我向母亲解释说：我根本没有到那家世界贸易公司就职(其实这些话我早都在信上说过了)，而是直接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护士学校。过了不到一年，我就和沈昌瑞结了婚，然后在贝利沃和西奈山两家医院里实习，当了个负责分药的护士。我和昌瑞做了十八年夫妻，生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接着又和和气气地离了婚。一九六八年以后，我成了魏重庆的夫人，非常幸福。母亲想知道的只有这么多，她再也不想增添更多的负担了。

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也使我感到痛苦，然而这是另一种痛苦。我到家的第一天，就给他插了导尿管，因为他的膀胱胀得厉害。他的舌头也肿得很严重，根本说不出话来。可是我在他床边坐了整整两天，用安慰的声音不停地为他讲述我觉得他想知道的一切：他的三个外孙，我的丈夫重庆，还有我那些护理和临床管理的工作。我真不愿意看见他那么痛苦。他侧卧在床上，穿着一条单薄的棉裤和一件破旧的上衣，那上衣的袖子连他瘦弱的手腕都遮不住。他的床简直根本不能算是什么床，而不过是用两把椅子支起块光木板，上面再铺上层薄薄的棉垫。他脸上、手上的皮肤都透着病态的灰黄。

第三天，我终于说服当地的官员，准备让父亲在次日上午住进武汉医院。在那家医院里将有全省最好的医生来会诊，确定父亲那已经癌变的前列腺是否还可以动手术。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他大概永远也不能回家了。

我真不知道母亲的那些朋友究竟还想不想走了！她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看着我的相册，跟母亲闲聊一些我毫无兴趣的事情。我回到家里的这几天，越来越感到房间狭小，自从母亲让我在香港给她买下的货物寄到以后，屋里简直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了。我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你到哪儿去，小燕？”

“到院子里转转，妈咪，父亲睡着了。”看得出来，我离开屋子使她很不满意，她正想在众人面前炫耀我呢。

真是难以相信母亲会住在这儿——我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位阔太太还在上海住着一套十三问洋房的寓所。我沿着那条旁边有七户人家的公共走廊，慢慢地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少遍。走廊的一端有扇破木门，通到大街上；另一端是个半遮着天棚的庭院，七户人家的公共设施都堆在那儿：一只黑色的铁炉，一个木框的厕所，在正对着我父母那问住房的墙角，还吊着这里唯一的自来水龙头，龙头架早已生满了铁锈。

最后，那些客人总算走了。当她们排成一队，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彼此道了晚安。她们盯着我看的那副样子，跟我这几天见到的所有人一模一样，就好像我是一种什么奇花异草似的。这次旅行，我只带了矮跟鞋和朴素的、黑色的衣裙，但这显然也是白搭——我跟她们不一样，从可以想到的任何方面来说，我们都变得格格不入。

我重新走进屋子，看见母亲像往常一样坐在她那把破烂的靠椅里。她从茶几边转过身子，看着父亲；父亲正艰难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妈咪，”我说，“咱们干吗不谈谈呢？就咱们两个。”她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甚至当我坐在了对面，她还是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母亲本人的气色也很不好，虽然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细腻、光滑，她却显得枯萎了，显得在多年的磨难中垮下来了。

“妈咪！”我又轻轻地重说了一遍。

“现在不谈，小燕。”

“可是等他们明天早晨把父亲送到武汉，我就得走了！”

“是啊。”她叹了口气，仍然死盯着父亲。

“我请求您。”我说，决心要跟她谈谈。

她无力地把脸转过来，“求什么，小燕？”

“我原来希望一切都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之间还是隔着那么远。”她什么也没说。“您能多跟我谈一谈您的生活吗？”

“我不明白你指什么。”

“什么都行！”我说，“三天以来我还没真正听您说过什么。您不是忙家务，就是向邻居夸奖我的孩子，要不就满怀信心地说几句父亲的吉利话，其实咱们都明白他的病已经没多大希望了。”

“你可真变成美国人了，小燕，这么自信！可是我得告诉你，我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你的路呢。”我欢迎母亲的挖苦，因为它猛烈地震撼着我，使我又体会到真正的感情。“你知道，”她说，“我老是奇怪昌瑞为什么丢下你。”

“他并没有丢下我，十多年前我就写信告诉过您，是我们共同做出离婚决定的。”

“是的，”她继续说着，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我想象不出他会欣赏你身上这股劲儿，这股咄咄逼人的劲儿。”

“您说得对，他是不欣赏，他思想太守旧，只会把我的坦率看成一种缺点。可是跟重庆在一起就大不一样了，他从不因为一个女人的力量而感到威胁。”母亲抬起眉毛，点了点头，便又转过身去。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会晤算是结束了，母亲甚至连同我争论的兴趣都没有。不过如果我可以相信她对她那些朋友说过的赞誉之辞，那么我最终还是实现了她的期望：嫁给一个富有而显赫的男人，一个美国的船主，这意味着我已经达到——或许还大大超过了她那条成功的准绳。然而此刻和她坐在那间凄冷的小屋里，我却不知道我们究竟给过对方什么，又从对方那里得到过什么？我想，只凭现在围在她身边的那六、七件家用电器，她能了解我什么呢？我从她身上又得到了哪些永恒的思念呢？甚至连我继承下来的旺盛精力，也是苦乐参半啊。在我从业的那些年里，我把自己逼得太苦了，为了帮着维持家用，我常常在医院里加倍地值班。对待孩子我也是处处小心，二十年中尽量不使母亲在我们姐妹身上犯下的错误重演。此外，我还总是觉得自己不得不从朋友那里寻求赞许——这我当然要直接归咎于失去的母爱。  “我们之间的事不会再改变了，是吗，妈咪？”

“恐怕是的，”她活动了一下肩膀上的肌肉，疲惫地笑了笑，“好了，睡一会儿吧，小燕。”

不到一个星期父亲就去世了；过了没有一年，又轮到了母亲。当我现在回忆起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印象最深的不是父亲那慈爱的目光，而是母亲那惨淡的笑容。因为那一刻我从她脸上看到的，正如我自己感到的一样——那是最后的解脱。P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