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三部曲”是著名军旅作家黄国荣三部小说《兵谣》、《乡谣》、《街谣》的统称。黄国荣自己以其独特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本书是其中的《兵谣》。

《兵谣》直接来源于军营的现实生活，但是，作者却能于平淡的叙事中发现艺术的美与真，从而塑造出别具一格的军人形象，丰富了军事文学的人物画廊。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足可供正在军事文学园地中苦苦探索出路的作家、评论家们所借鉴。

黄国荣的长篇小说《兵谣》的主人公古义宝，纯朴忠厚、勤劳刻苦，带着农民的心计，在部队寻找人生的出路。个人欲念与环境风潮的契合，使他差不多攀到人生的光辉顶点；变形行为与普通灵魂的反差，又让他几乎跌倒罪犯的边缘。从本我到失却自我，再回归到真我，他走出一串奇特的脚印，与领导、恩人、同乡、妻子、恋人、知己，演出了一幕人生活剧。评论界称，《兵谣》是军事文学的新收获，古义宝是人物画廊的新形象。扎实丰厚的生活，朴实老到的文笔，真挚可感的情感，鲜活独特的人物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谁解其中味——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

脊梁——《兵谣》台湾版自序

上卷·人梦

下卷·出梦

跋·上帝给的日子

代后记·一个人的诞生

文兴是古义宝的事迹上了军报以后去的三连。

双顶山是石灰岩，石质不是太好，塌方接连不断，虽还没死人，但已经有三个士兵送医院住了院。黑洞洞的作业口如同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兵们走进这黑洞如同走进魔窟，提着心吊着胆，施工进度直线下降。面对这种生死考验，说教式的政治工作显得软弱无力，甚至起反作用。这个时候干部和党员的以身作则最具号召力。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文兴作为师团工作组成员来到工地，他的任务是要帮连队搞工地文化活动。

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条条山谷里槐树交相掩映填平了沟谷。登高远望，一条条山沟像一条条绿色的河；一串串雪白的槐花挂满枝头，如同一簇簇白色的浪花。山壑到处流溢着浓郁扑鼻的芳香。士兵们每天踏着这一路芬芳去与死神较量。

文兴决定在工地建广播站和工地墙报，让音乐、歌声驱赶空寂和恐惧；让人们在平等的心理感觉中，发挥出人的原在的价值和潜在能力，实现他们的人生意义。

文兴在去连部的路上碰到了古义宝。古义宝发现文兴的瞬间，他的双眼眯缝成两条弯弯的线，两片嘴唇也随之向上向下喜开来。十五米外他的右手就五指并拢，中指自觉贴于裤缝，极不协调地甩着一条左臂向文兴接近。一直走到文兴的跟前仅两步的距离才戛然立定，一声响亮的“首长”吓文兴一愣，文兴赶紧伸手握手，古义宝却右臂迅速抬起构成一个僵硬变形的军礼，反弄得文兴伸出去的手握了个空。

古义宝每天中午都往工地送饭。文兴几乎天天能见到他，他发现古义宝每次见到他总有一点局促和尴尬，似乎有意在回避他。古义宝是文兴带来的兵，对自己的部下关心这是自然的，文兴几次想找他坐下来聊聊，总碰不上合适的机会。古义宝来工地是送饭，谁也没要求他进坑道作业，但他每次分完饭就悄没声地钻进坑道跟班排作业，无论谁劝阻，无论炊事班有多忙，他一直这样坚持着。

文兴不完全明白古义宝见他为什么总是局促和尴尬，倒像是他捏着他什么把柄掌握着他致命的隐私似的，可他并没掌握任何于他不利的东西。尽管他没像赵昌进那样帮助他，但他对古义宝印象不错，单纯老实，勤快上进，挺好的一个小伙子。文兴一看到他那局促样，心里不免生出几分怜悯和同情。不少农村来的兵，都有这样一种自卑心态，因为想找出路，想摆脱贫困的农村改变命运，一面拼死拼活干，一面小心翼翼为人处世，生怕得罪了谁。这就不能不让有正义感的人生出许多怜悯与同情。

文兴是城市兵，是上下公认的没有架子的人。有人认为没有架子的人一般没多大能耐，然而文兴则认为，只有那些不学无术没有真本事的人才怕别人小瞧自己，故意端起一副了不得的架子吓唬人。文兴从来没有过不被人尊敬的感觉，无论是上级是下级是男是女是老是小他都很有礼，别人对他也都很亲近。偏偏古义宝让他感到他与古义宝之间有距离，他想来想去，也许修车那件事让他至今心里有愧疚。

文兴到守备三连检查俱乐部活动，骑的是自己刚买不久的加重“永久”车。古义宝照例每天要到连部门口转转。古义宝看到了文兴的车，但他并不知道是文兴的车。车子没锁，很新，也很干净，只有钢圈上有一些泥水。古义宝推走一检查，发现辐条松紧调得不匀。于是古义宝就把辐条一一作了调整，然后再擦车。他擦得很仔细，车子本来就不脏，他就只好专找那些旮旮旯旯抠擦。文兴的车子是胀闸，古义宝擦闸时为了方便动作，松开了后闸拉条的螺丝。古义宝把车擦好，文兴正好要走，通信员赶到炊事班把车子推走。

三连营房坐落在半山腰间。乡下公路上没多少车，文兴一出三连营门就撒把飞车下坡。下到半坡，没想到旁边岔道上一台拖拉机和一辆马车抢道上公路。文兴急忙刹车，结果车闸失灵。是古义宝匆忙中忘了把后闸拉条的螺丝上紧。车子向拖拉机、马车撞去。文兴慌了，想停停不下，想拐拐不得。眼看就要和拖拉机相撞，文兴撒把一倒，人没出事，只是手和膝盖破了点皮，自行车却坏了，前轮被拖拉机压得变了形。

文兴没跟连里说什么。机关还是有人把这事传给了三连。古义宝心里很内疚，好心办了坏事，很不好意思。古义宝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自打体检那会见到文兴后，他就有点怕文干事，他也不明白，不知为什么一碰上文干事总没好事。

在体检站，刘金根告诉古义宝，说部队一位首长在找他，他很紧张，素不相识，首长怎么会指名要找他呢？

文兴是看到了古义宝写的血书才想找他的。古义宝见到文兴很紧张，文兴就很随便地拉他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很随和地要他实话实说，他为什么这么坚决要求当兵。古义宝非常为难地看着文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说为了保卫祖国，怕首长怀疑他撒谎说假话；说为了离开山区找出路，又怕首长笑他觉悟低不让他当兵。

文兴看出了他的心思，古义宝自然不知道文兴会写小说，更不会想到他找自己谈话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要了解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文兴看他为难，就实话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不是以部队领导的身份跟他谈话，只是随便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不论说什么与你能不能当兵毫无关系。古义宝这才说，家乡太穷，在这山沟里一辈子不会有出息。文兴说，当兵津贴也只有几块钱。古义宝说，部队起码不用愁吃穿。文兴说，当兵也挺苦的，施工打坑道比家里干活还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古义宝很坚决，说苦不怕，再苦也不会比家里苦，人吃饱了穿暖了就是要干活的，再苦再累都不怕。文兴说，当兵也不一定都能找到出路，提干的比例很小，一百个里面也就两三个。古义宝说，那起码也能见见世面，学点东西。文兴就告诫他，因名额有限，身体合格的也不一定都能当上兵。要有两手准备，万一当不上兵，在家也不是没有出路的，事在人为。古义宝再没说一句话，把头埋到了两条腿上。

文兴在工地上吃饭，旁边一帮士兵一边吃着饭一边在说话。

“又进去了？”

“进去了，也挺难为他的，当先进不容易呀！”

“这样的先进我宁愿不当，有什么意思。”

文兴听出他们在说古义宝，就不露声色地认真听着。

“有车不坐，故意步行进城，不知道他算的是什么账？”

“哎！要不怎么能显出精神呢！”

“说穿了还不是为那名声，为那四个兜嘛！”

“别背后议论人啊，人家可是师里树的典型。”

文兴听了这些，心里有些沉重。

吃过晚饭，文兴到炊事班找了古义宝。古义宝像个懂事的大孩子一般跟在文兴的身后，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村子。两个人散步一前一后走着很别扭，文兴停下来等古义宝，可走不了几步古义宝又落到了后面。古义宝自己也搞不明白，他在文兴面前怎么也不能和在赵昌进面前那么自在。文兴只好再停下来等他，让古义宝跟他并排着走。古义宝只好钩着头与文兴一起往前走。

文兴没跟他谈工作，也没有问他学习，却随便地跟他拉家常，问他家里怎么样，问他未婚妻来信没有。本来很平常的问题，古义宝却非常尴尬，竟满脸通红。P17-21

日子三部曲：《兵谣》、《乡谣》、《街谣》修订版终于要重新出版了。本是白话小说，语言也平实朴素，内容不过军人、农民、书商的平常日子，亦无引经据典，更无诗词曲赋，无须赘言解析。但三部曲的第一部《兵谣》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至今已近十五年之久，今天又重新修订再版总有些缘由，所谓序，也就说明一下缘由而已。

其实三部曲重新修订，动因不在今天再版，主要是三年前台湾兄弟李锡东先生要陆续出繁体版，竖排版式页面字数少，《乡谣》和《街谣》厚如陈砖，且作品面世后，自己感到一些不尽初意之处，借此机会，于二○○七年修订了《乡谣》，台湾版更名为《日子》；二○一○年修订了《街谣》，台湾版更名为《书商》；自己一直对《兵谣》的文字不太满意，台湾出版因篇幅合适，当时抽不出时间修订，故文字未作改动，只更名为《突围》，这次再版，咬了咬牙，重新作了修订。再则至今时常有人在我的博客和邮箱里留言。对这三部作品表示喜爱关注，还有不少读者求购但买不到书，读者越是喜爱，我越得对读者负责。

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数《街谣》，不只文字润色，结构上也作了较大调整，篇幅压缩了近六万字。其次是《兵谣》，结构和风格虽保持了原貌，但全书文字在不改变原汁原味的前提下重新逐段逐句过了一遍。《乡谣》只改动了开头章节，全书保持了原貌和原有的风味。

虽是修订，但敝人为文向来一根筋，不达本意不罢休，尤其是《街谣》，原作差不多只当做初稿，费了再度创作的心血。也有朋友劝我，这三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和文坛已有定论，广播连播了，电视也拍了，奖也得了，何必这么劳神费力。这让我想起曹雪芹老先生的那首小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合此意。李锡东老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说，真正的作家跟常人做事真不一样，有时候确实有点痴迷，去年大哥在台湾时，别人都去台中、台东、台南游览了，他却把自己关在王朝饭店的房间里修订《街谣》。

作品是作家的孩子，总希望更多的人喜爱她。

二○一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大慧寺清虚斋

曾经说用三只眼睛看世界，并非标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乡、兵营、都市三块生活令我终生眷恋。我在故乡度过了美丽又艰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胶东半岛海防戍边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现在北京为军队文学艺术创作、出版，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

江南水乡、海防军营、首都北京的环境、文化、大米白面、玉米高粱、牛奶面包、空气、阳光、雨露，养育了我，造就了我。自小到今天，是父老乡亲、战友、同仁朋友与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尝人生的苦涩和甘甜；经受生存的艰辛和残酷，感受人间的欢乐和温暖。是他们给我生活，给我智慧，给我灵感，给我毅力。生活把我与他们融合，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唇齿相依。我不能不关注、凝视、遥望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和懒惰。《兵谣》、《乡谣》、《街谣》，算是对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的一个交代。《兵谣》献给部队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乡谣》献给故乡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街谣》献给书业界艰难创业的同仁、朋友和哥们儿。自己是以这样的一种诚意来写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们叫好，他们读了作品，只要承认我是他们的战友、乡党或者哥们儿，就知足了。

故乡是我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我文学的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根植得深与浅，获取的养分丰富与单调，成长的土壤富饶与贫瘠，决定着作家的写作生命。除了山水、地域文化和风情的熏陶，我以为赋予作家文学天资和灵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爷爷或奶奶。

父母对儿女考虑更多的是责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对立会导致距离。爷爷奶奶则不同，他们给孙儿孙女更多的是疼爱。隔代老小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相互间可以无话不说。家族的历史，村里的故事还有民间的传说，常常是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间永恒的话题。爷爷除了告诉我那些历史、故事、传说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宽厚的性格。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牛头”，现在叫经纪人。做中间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离开了公平、公正，这碗饭就吃不下去。我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从没见爷爷与谁有过纠纷，也没见他跟谁吵过架。就是我娘与邻居发生口角，他也会把我娘叫回家。我记得他总是这样劝我娘：“大小姐，谁对谁错都摆在那里，你让她去说，她不占理再骂人，村上人就会说她，一人说她一句，她三天三夜不睡都骂不够本。”很小的时候，我陪爷爷睡，我问爷爷，我们家的屋子为啥比左右邻居的窄，床要是横着摆，连过道都没有。爷爷说造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把活儿都包给了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墙沟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爷爷跟我说：“忠厚才能有后。人一辈子不能占别人的东西。尤其不能占别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么大，他就该死了。”当时我无法判断爷爷的话是否灵验，可邻居的长辈们不到四十就短寿倒是事实。

爷爷的宽厚影响了父亲，父亲在镇上猪行掌秤，也是一辈子做中间人，完全继承了爷爷的品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宽厚待人成了我们家的祖训。现在想起来，太爷爷活到八十七，因带短工下地抢收麦子中暑而死：爷爷活到八十三，因患肠梗阻医院不给治疗而死：父亲今年已经九十一了，还常跟儿子们搓麻将，八十九岁那年跌断了大腿骨，居然还能长起来，如今走路连拐杖都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馆喝茶聊天。现在再品味爷爷的话，道理深在其中。我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大悲大喜；也没有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深仇大恨；即便写心地阴暗的小人，也总是以规劝的宽容让其反思。这怕是直接受爷爷宽厚性格的影响，可以说是长，也可以说是短。

我们家的生活境况，从太爷爷开始，一直处在叫富不富，叫穷不穷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让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穷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裤子的贫寒，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贫民的同情；这种状态还让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宁愿拿剩茶剩饭喂猪也不给叫花子一口饭吃的势利，我与叫花子一起对富裕小人充满憎恨。同情与憎恨让我过早地成熟，我的情感变得细腻，对人情特别敏感，思维活跃丰富，世事记忆永久。或许就因为这些，我的小说才生活扎实、细腻逼真、人物鲜活，人物、故事才显得新鲜、独到，与别人的不一样。

三部小说。冠以“日子三部曲”，该有点想法。写小说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书写人生。在部队一个青年作家读书班上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比如鲁迅先生的平民视角。他的眼睛始终盯住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的爱与恨都交织在国民的那根脊梁上。无论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倾注着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视角。他的全部作品中，无论是秦始皇、屈原还是王昭君、高渐离，在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艺术光芒，都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视角。他喜欢用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在他的童真目光里，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实可爱。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还是《牛》、《拇指铐》，只要他用这种视角来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独特的，也是叫绝的。

说到底视角其实是哲学，是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窃以为，有些长篇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有的概念、空洞、苍白，有的人物思想大于形象、符号脸谱化，根是哲学思想不够扎实所致。存在决定意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同一性、外因与内因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或许还停留在书本，未能真正成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思维的方法。人物看不出现实、家庭、地位、经济、环境、地域文化、民风民俗、教育等诸方面对他个性形成的营养成分，人物命运和结构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相背离。一个作家的哲学观念尚未确立，便始终无法确定，或者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那么可以断定，他的写作很难创新。没有独特的视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发现，作品很难具有原创性。主题跟别人大同小异，人物似曾相识，结构司空见惯，故事陈旧老套，语言东施效颦。现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还炒得颇响，有的还得这样那样的奖。其实真要是坐下来平心静气问上几句，它写了个什么样的人物？提供了什么新鲜故事？语言有什么魅力？对生活有什么独特发现？表现形式有什么创新？可能有的作品就问成了一摊泥。

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独特的视角，或许只是有了这种意识和追求。我着力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在评论家、作家眼里，从拙作中发现更多的或许是人物、思想、细节、语言、文化和风情。但我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子。他们所遭受的天灾人祸、遇到的命运挫折，碰到的生存困难、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是非、他们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人处世的所作所为，都是生存的客观赋予他们日子的内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过程，他们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着，生命的价值完全涵容在他们平凡的日子里。《兵谣》是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日子，《乡谣》是乡村底层农民的日子，《街谣》是都市下层市民的日子。

一个生命，当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呱呱来到人世间，无论上帝给他安排怎样的命运，官也好，民也罢；高贵也好，卑贱也罢；天才也好，愚蠢也罢；作为人，他活着，都要过日子，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社会的掌权人、政府的权力机构、我们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应该给他们以平等，可现实恰恰给人以不公正、不平等。有的人为了别人过好日子，把艰难和困苦留给自己；有的人则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我只想为那些被不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价值的、为这种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们呼喊，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人过日子的权利。古义宝、汪二祥、闻心源、莫望山就是在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下，艰难地过着上帝给的苦涩的日子。

既然是诉说他们的日子，三部作品就尽力跟日子本身一样自然和真实。不制造人为的悬念和曲折。诉说的功夫，关键在说。叙述，说也。一部几十万言的书，如果能让当代人读完，作者的语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让读者读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语言功夫便修炼到相当的程度。我是作者，也是读者。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它应该让读者随时随地，随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一读，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小说营造的氛围，让其陶冶其中。这是小说的一种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

在《街谣》最后修改的日子里，上帝扔给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亲患肺癌医治无效，于腊月二十六(二○○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点零八分，永远离开了我，我再也见不到用血和汗养育我们的娘。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这是我当兵三十四年中与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尽了一点儿子应尽的责任，但遗憾仍没法弥补，我无力让她活过八十，给她做八十大寿。天意无法抗拒，这是上帝给我的日子。《街谣》的后三章就是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改毕，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母亲一直企盼儿女事业有成，我认定这是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

作者

二○○二年三月二日于黄寺宿舍

《兵谣》多达到的真实和尖锐程度，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它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准(评论家、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文学界对于《兵谣》的意义认识还不足。《兵谣》所塑造的古义宝的形象，正是我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陈建功(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兵谣》是军旅文学中最优秀的“成长小说”。它否定了“国家寓言”式的成长小说类型的同时，也改写了当下“私语”言说的成长小说类型。更难能可贵的是，《兵谣》是在主流话语的范畴之内展开人物的成长历程的。在个人欲望可以不加掩饰地张扬和释放的今天，《兵谣》对古义宝欲望的否定，也是对今天世俗社会无休止的欲望要求的批判和否定。

——孟繁华(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