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是“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之一，介绍了近代天津第一学人严复、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梁启超、中国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由儒入佛的律宗传人李叔同、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一代宗师赵元任、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雷海宗等十二近代天津十二大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事迹。

天津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出自天津。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是“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之一，记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选了十二位学人，但却代表了近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整体面貌。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奋斗经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为荣耀。

总序

序

近代天津第一学人严复

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梁启超

中国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

由儒入佛的律宗传人李叔同

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

一代宗师赵元任

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

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雷海宗

中国社会学的鼻祖陶孟和

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

高凌雯先生修志兴学事略

七、晚年的思想“回归”

严复在英国时，孙中山先生也在英国，中山先生慕严之名，前去拜访。在谈话过程中，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改变民智低下的状况，需从教育人手，不然的话，即有改革，害之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从教育上人手，庶几逐渐更新。中山先生不同意严复的看法，乃婉转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我乃执行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严复又被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他在任上亲手厘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几经挫折，这时的严复阅历已深，对中西文化的观察比较，已较年轻时深刻多了。当时，他与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同居北京，吴的思想十分保守，深惧因新学的传播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归于寂灭。严复却不以为然，他说，新学愈发达，传统文化愈能得到发扬，因为新学只能起到“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后来严复在一首诗里，写下了“乾坤整顿会有时”的话，证明他对中国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一年，他还写下了著名的《与（外交报）主人书》，在这封信里，严复除了为中国规划出新的教育体制外，还精辟地阐发了他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中国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愚、贫、弱，而不是中、西和新、旧的争论，以及用什么、或不用什么的问题。只要能够解决愚、贫、弱，我们就可以“竭力尽气、皴手茧足以求之”，“虽出于夷狄禽兽（顽固派对西人的蔑称），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更不要计其中、西、新、旧。不能改变愚、贫、弱的，“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中国四万万人的遭遇太令人痛心了。这些话曾被认为是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金玉良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严复抵达上海，应上海知交之邀，在青年会讲演政治学，后将讲演稿整理为《政治讲义》，于翌年出版。彼时，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上海创办，首任监督（校长）为马良（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良赴日本，监督一职由严复继任。不及一年，严复即因学校经费无着，向两江总督端方辞职。旋应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又因学生无端闹事，向安徽提学使沈曾植说明情况后，辞去职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严复又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回到天津。在旅途中手批《王荆公（安石）诗集》以消磨时光。他研究王安石是有所为而发的，他认为王安石的“变风俗”，就是自己所说的“开民智”。王安石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失败得比商鞅、比王莽都惨。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上的苟且习惯不易祛，而人们又有妒嫉之性，以至权与名常成为众矢之的。主观上，则是王安石不懂得适用于一郡一州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如同今天适用于甲国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乙国一样。再者，是王安石不了解反对新政而提出另一套办法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支持你、为你唱赞歌的，不一定就对你有利。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的。后来，严复又把眼光扩大到宋代历史上。他提出，研究历史应留心观察社会之异同。古人好读前四史，主要是读其文字。“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主观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可断言也”。可惜的是，严复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直到约半个世纪后，方为国内外的史学家所注意研究。

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严复似乎交了一点儿好运。这一年，清廷增设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开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被定为资政院议员，后来又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督议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过了不久，清廷又钦赐严复这位屡试不第的57岁老人，为“文科进士出身”。其实，严复对此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一天，严复写了一首诗《初七见邸抄作》，内有“生平献玉常遭刖（古代的一种刑罚，砍去双脚），此日闻诏本不图”之句，他那无所谓的心情，于此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第二年，清廷增设海军部，再授严复为海军协都统及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未几，改元民国，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根据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建议，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北大共有学生五百余人，于1911年5月15日开学。严复就任后，于北大的规制颇有更张。如将经学、文学两科合并为一，改为文科，还自任文科学长。后来蔡元培在评价这一改革时，认为严复所为，与德国之“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严复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还应邀参加约法会议和政治会议，每天都要把战事情形译送总统府备览。帝国主义之间的你争我夺，动摇了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信仰。这时他已明白看出，“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这就是说，中国若再盲目取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只能是自取祸乱。

就在这时，袁世凯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丑剧，严复也因此一度陷入泥潭。

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历史上便有些瓜葛。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期间，慕于严复的大名，曾再四相邀，屡致延揽之意。但严复深知袁的为人，采取了萧然自远的态度。袁对此很是不满，说：“严某纵是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由光绪帝的侄子溥仪继位，其父载沣辅政，称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出卖其兄光绪的事一直衔恨在心，所以上台后便把身膺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开缺，要他回籍养疴。对于袁世凯的能力，严复是了解的，彼时新君继位，用人孔殷，严复认为“项城（指袁世凯）乃朝廷柱石，奈何自毁栋梁”。这些话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被认为是知己之言，遂使前嫌冰释。所以袁世凯一上台，严复就当上了北大校长，并非出于偶然。

及至帝制议起，时为袁世凯心腹人的杨度奉命组织筹安会，网罗社会名流，为复辟制造舆论。严复硕学高才，名满都门，自然是首选的对象。对于那时国体的变更，严复是有看法的，他曾说过：“人民程度不及，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无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遂把此话告诉了杨度，说：“此人若为我用，则帝制增色不浅。”于是杨度屡赴旧刑部街严复家中，表示“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甚至不待严复同意，即署名为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且名列第三，并很快见诸报端。严复得知这一情况，预感到大势不妙，想逃回天津租界，但门外早为荷枪实弹的军警所监视，只好杜门谢客，拒绝与外界往来。几天后，梁启超在报上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袁世凯乃密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携支票四万元前往严府，丐严命笔反驳，为严所拒。最后改由孙毓文代笔。

帝制运动失败后，惩办祸首之议，盛倡都下，不少人劝严复外出躲避，但此时他的态度却很坦然，说：于复辟一事，“吾一言未发，一字未写，俯仰无愧，虽被刑，无累神明，庸何伤？”不过严复究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事后检讨此事时，给了自己十六个字的评价：“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前贤。”

晚年的严复，从一生的奋发努力和坎坷经历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感悟。这时，他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推行近代化的政治体制，需以全社会的智识和文明程度为转移。即使西方一切都好，如果无条件地搬到中国来，也是非常危险的。要想拯救纷乱的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历史有过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观点，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方反过来又为不少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新权威主义”。其次，是要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儒家学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64岁的人了。

晚年的严复，身体和精力日渐不逮，自感“精神益断，喘咳支离，每执笔临纸，则昏沉欲寐，万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锐猛，甚可哀也！”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那终生都在迈进的脚步，这就是不断地向前追求。严复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激进与激烈，但他毕竟回到现实中来了。1921年秋，69岁的严复自觉病深，手缮遗嘱，交与儿孙。其中有三句话，是他一生经验与阅历的总结，说得十分恳切：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不久，便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

严复属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跟着严复的思想走，而是严复最终迁就了中国的现实。大学人严复一生对中国的学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贡献是巨大的，但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是非常值得今人回味的。

P39-44

李树人

天津是中国近代以来北方的重要城市，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金融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辉煌的过去，对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天津是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中西文化碰撞，产生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引领下，创造了灿烂的中国近代文化。天津是兴办近代教育最早的城市之一。维新时期，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成立；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刘宝慈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立小学。天津是中国近代报业最先兴起的城市之一。1902年《大公报》即在天津创办；以后又有《益世报》、《庸报》、《商报》陆续出版。天津是传播近代思想的前沿阵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早发表在由他创办的《国闻报》每旬增刊《国闻汇编》上。

近代以来天津出现过众多的文化名人，出生于天津或在天津生活工作过的名人，层出不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有严复活跃在天津的新闻文化界，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躯，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学贯中西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在天津完成了他的《饮冰室合集》。著名的佛教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他早期的文化活动很多是在天津进行的，他在近代艺术如话剧、美术、音乐等多个方面都是开创者，都是走在历史的前头的。著名语言大师赵元任也是出生在天津，他在许多领域特别是语言学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作出过创造性的贡献。中国社会学鼻祖陶孟和也是天津人，他的《社会与教育》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社会学著作。他强调社会学一定要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是中国发现甲骨文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优秀成果的第一人。天津又有戏剧界如孙菊仙、尚和玉这样影响深远的名家。后来，诸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中外史学大家雷海宗、元史名家杨志玖、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大家顾随，古汉语专家马汉麟、裴学海，红学大家周汝昌，殷墟考古专家陈邦怀，戏曲大师杨宝森、厉慧良、骆玉笙、马三立、鲜灵霞等，他们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此外，著名作家老舍、历史学家范文澜、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也都曾经在天津工作过。

由此可见，天津的文化名人真可谓群星灿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这本《十二大学人》是从中选出的代表，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说明天津在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和贡献。这十二位学人出现在天津，足以证明天津是地地道道历史文化名城，那种认为天津仅仅是工商业城市的看法，是片面的。

综观这些学界的优秀代表，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除了时代和他们的天资条件之外，都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1.立志高远，胸怀大志。本书所介绍的各位大师，他们多数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亲自尝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掠夺，他们立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发奋图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励志苦修，努力学习和从事多种问题的研究，为的是改变中国的命运，使国家富强，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明确，因而有无穷的动力，不怕千难万苦，终生奋斗不息。梁启超、严复、王照这些改革派的先躯，他们都有这种品格，他们为鼓动改革而奔走呼号，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而毫不畏惧退缩。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的一腔爱国热情。

2.意志顽强，锲而不舍。书中介绍的十二位学人，他们之所以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定准一个目标，便终生为之奋斗。梁启超、严复等改革家先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放眼世界，吸收各国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积极写文章出书，用以武装国民。严复曾明确说，办报写文章的目的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些先躯者都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饱学之士。他们用有限的生命写出了常人可能用几生都难以写出的华章。如果没有顽强拼搏、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梁启超只活了五十多岁，写出了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超强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的。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为了甲骨文的研究，把一部《说文解字》背得烂熟于心，对各地出土的先秦文物逐一进行考证。辨识各种器物上的铭文，互相参证，才使得对甲骨文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书里介绍的十二位大师，莫不是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如此痴情，如此下工夫。

3.基础牢固，知识渊博。这几乎是一切有成就的专门家所共有的特点。书里介绍的诸位大家，都是自幼即打下了坚固的旧学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非常熟悉的人，都是幼功非常扎实的人。他们个个都自幼熟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同时他们又广泛涉猎，对相关文化知识非常关注、注意学习。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泛。梁启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有着极高的学术水平，对有清以来的学术发展史有着精透的分析。严复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都有很高的建树。郑天挺专攻明清史，但对中国通史也非常熟悉。雷海宗教授既是世界史大家，又是能开中国史课程的少有奇才。为了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精华，他们又非常注意外语学习。他们的外语水平都非常高，有的精通几国语言，这才使他们真正成为学贯中西的人。像严复、梁启超、赵元任、陶孟和、何廉、方显廷、雷海宗等都是精通一国或几国语言的人。赵元任不仅精通英语，而且对法、德、日、俄等国语言也能熟练运用，并懂得拉丁文和梵文。他简直是语言天才，中国各地方言如浙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他都掌握。

4.道德高尚，虚怀若谷。中国传统文人都讲究道德文章。本书介绍的各位大师，都是道德高尚、真正可称得起德才兼备的杰出俊才。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而学习而工作的人。他们都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梁启超那感人的家书，今天都可用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李叔同、郑天挺、雷海宗等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至今感人至深。他们的学生回忆起来都是满怀深情的。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都非常谦虚。这几乎又是一个规律——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虚怀若谷。郑天挺可谓是明清史泰斗式的大师，但他待人、待学问总是持一种谦逊的态度。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他总是先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他当领导就能网络真正有学问的人，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南开大学历史系正是因为有了郑天挺、雷海宗而闻名中外。

本书只选了十二位学人，但却代表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整体面貌。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奋斗经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为荣耀。

2009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