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略作为史实性文献，以人物为主线，力求做到权威性、文献性、学术性、思想性及可读性的统一。每篇传记由生平简介、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道德风范三部分组成，记录了人传人的成长道路、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追求真理的勇气、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深入细致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在相关学科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其意义和影响。他们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们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的奋斗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作物科学领域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具有现实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农业科学学科在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衡量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作物科学是农业科学学科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农业科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全面起步阶段(1949—1965)、曲折与停滞阶段(1966—1976)、恢复与调整阶段(1977—1985)和改革与发展阶段(1986起)四个阶段，本卷入传人的人生经历与这四个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全面起步阶段，党和政府用了很大精力关注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组建了一批农业科研机构，同时，通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强了农业科学教育，为农业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他们中有一批年长者因此成为新建农业科研机构的创建者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另外一些人因此受到了良好的农业高等教育。在持续10年之久的曲折与停滞阶段，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必要的研究工作。在恢复与调整阶段我国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百废待兴，他们怀着振兴我国农业科学事业的雄心壮志、强烈的敬业精神，投入到农业科研和生产中去，他们的工作为以后农业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青年时就立志学农务农，并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稳定的研究方向，他们在改革与发展阶段都已成长为本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我国作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奚元龄(1912--1988)

张必泰(1915--1985)

邓景扬(1916--2000)

程天庆(1918--2007)

范濂(1919-- )

汪丽泉(1919--2007)

程剑萍(1920--1987)

曾道孝(1922-- )

袁宝忠(1923-- )

陈家驹(1925-- )

柳家荣(1927-- )

屠礼传(1927-- )

宋秀岭(1927-- )

林建兴(1927-- )

戚昌瀚(1927-- )

陆炜(1927--1997)

孙善澄(1928-- )

李成荃(1929-- )

田正科(1929-- )

马元喜(1929-- )

许启凤(1929-- )

王象坤(1930-- )

吴纪昌(1930-- )

胡廷积(1931-- )

李晴祺(1931-- )

宁锟(1931-- )

王琳清(1931-- )

胡恒觉(1931--2001)

李文雄(1932-- )

陈国平(1932-- )

周祥椿(1932-- )

陈瑛(1933-- )

李炳林(1933-- )

韩锦峰(1933-- )

黄志仁(1934-- )

余遥(1934-- )

陆大彪(1934--1995)

郝欣先(1934-- )

丁元树(1934-- )

陈伟程(1934-- )

潘才暹(1934-- )

王荫墀(1935-- )

杜振华(1935-- )

苗果园(1935-- )

董钻(1935-- )

荣廷昭(1936-- )

汪若海(1936-- )

王培(1936-- )

盖钧镒(1936-- )

古世禄(1936-- )

万邦惠(1936-- )

吴景锋(1936-- )

刘洪岭(1937-- )

王兆木(1937-- )

宋同明(1937-- )

胡洪凯(1937-- )

俞敬忠(1938-- )

李澈(1938-- )

李殿荣(1938-- )

孙寰(1939-- )

傅寿仲(1939-- )

李守谦(1939-- )

程顺和(1939-- )

徐兆飞(1939-- )

刘忠堂(1939-- )

李心文(1940-- )

杨炎生(1940-- )

吴谋成(1940-- )

郭海鳌(1941-- )

臧士国(1941-- )

精心培育甘薯良种 刻苦攻关攀登高峰

张必泰在密切关注甘薯生产、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十分重视甘薯育种及其方法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选育出51-93、51-16等食用品质优良的甘薯新品种，在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大面积推广。

1962年，薯类研究所被调整撤销，他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粮作系继续从事甘薯研究工作，不久选育成功高产、高抗黑斑病新品种“南京92”，先后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推广20多万公顷(300多万亩)，获江苏省技术改进三等奖。1967—1972年，他又主持选育成功“宁薯1号”、“宁薯2号”，在全国各地推广面积达100多万公顷(1500多万亩)，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江苏省科学大会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必泰担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甘薯研究室主任，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充满了信心，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他根据甘薯在我国作为粮食消费的比重逐步下降、作为工业利用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率先提出了“抗病、高产、高淀粉”的育种目标。这一育种目标在1983年正式被列为国家“六五”育种攻关计划，他被任命为全国甘薯育种攻关协作组组长。他从全国大局出发，广泛团结甘薯同行，开展密切协作。为了组织育种攻关，他与盛家廉先生一起，把多年来全国分散的甘薯科研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结协作的整体。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六五”甘薯攻关在短短几年中成果卓著，荣获国家“六五”攻关成果奖，这与他的精心组织和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必泰十分重视甘薯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无辜地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大帽子，遭受批斗，甘薯科研机构被撤销，他的科研助手被调走，只剩下他一个人，并被监督劳动。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岿然不动，坚持甘薯育种工作，并千方百计地保存了300多份甘薯品种资源免遭丧失，为后来开展甘薯科研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他组织人力开展，并亲自参与国内外甘薯品种资源的大量征集工作，进行整理、鉴定、筛选和利用，为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甘薯种质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探索甘薯育种新的途径，从1977年开始，他先后从国外引进了17种甘薯近缘野生植物，在国内率先开始进行野生种在甘薯育种中利用的研究工作。通过广泛的杂交试验和F1代遗传变异的观察分析，证明甘薯近缘野生植物三浅裂野牵牛与甘薯具有良好的杂交亲和性，并可以筛选到强优势组合。与此同时，他还组织进行了甘薯远缘杂种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

1983年，他利用从日本引进的甘薯新品种“南丰”、“金千贯”、“红小町”等，与国内优良品种进行亲本杂交试验，经过艰苦探索，筛选出优良的杂交组合南丰/栗子香等，从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含有野生种质基因的高淀粉高产抗病新品种“苏薯2号”，该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达33.3万公顷(500多万亩)。这不仅为我国甘薯高淀粉育种开了先河，也为我国在甘薯育种上扩大亲本利用范围提供了重要经验。

1978—1985年，历时7年，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中国甘薯栽培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1949年以来我国甘薯生产、科研的经验与理论成果，为宣传普及甘薯科学和对外交流、培养甘薯科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甘薯科学的一部经典著作。

张必泰十分重视甘薯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对甘薯产量、干率、早熟性、抗病性等特性的遗传规律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研究，明确了甘薯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特点和合理选配亲本原则，为提高甘薯育种效率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甘薯2n配子、组织培养、细胞遗传等方面他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发表了《甘薯产量、干率和抗病性的遗传》、《论甘薯早熟、高产、抗病育种的亲本选配》、《甘薯高淀粉高产育种的配合力分析》、《甘薯遗传距离测定及其在甘薯育种中的应用》等多篇重要研究论文。这是他在晚年对甘薯育种事业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1981年，张必泰参与筹备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遗传研究所，并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协助奚元龄所长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他受组织委派，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农学院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考察访问，着重了解植物遗传育种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广泛收集国外作物遗传育种的最新研究资料，回国后他参考国外经验，为筹建我国第一个农业生物遗传所做出了较大贡献。

热爱祖国孜求事业 言传身教培育后人

1962年，张必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他把自己的命运时刻与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强烈愿望。1980年，他被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1981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必泰治学严谨，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为了甘薯事业，不论严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他从无休息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间和温室，与助手或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从事实际工作。他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不仅从专业技术上不断帮助他们提高，放手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鼓励他们开拓思路、大胆创新，同时，更注重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和业务上给予严格的要求。他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言传身教，深受大家敬重。在他的领导下，甘薯研究室成为全院有名的团结协作、业绩显著的先进集体。他针对当时中青年科技人员外语不过关的状况，一方面鼓励大家抓紧学外语，一方面经常抽出时间到图书馆借阅一些重要的外文刊物，让中青年助手阅读学习，并进行辅导或直接翻译介绍给大家，帮助大家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研究动态。他不仅对身边助手耐心培养，而且对全国各地甘薯同行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对全国甘薯科研工作起到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的甘薯总产量居全球第一，甘薯科研队伍人数和水平也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也是张必泰等老一辈甘薯科研先驱打下的基础。

在张必泰的心里，事业与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很少考虑个人得失。1982年，他在美国访问期间，利用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外汇，为所里购置了计算器、投影机、图书资料，回来后还把所剩的300美元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1984年，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0年，张必泰的老伴不幸去世，他强忍悲痛，振作精神，仍然一如既往地埋头于甘薯事业。晚年，他身患坐骨神经痛和心脏病，又身兼多职，但仍然坚持每天到试验田、网室和同事们一起观察记载，指导研究生。

1981年，张必泰担任了江苏省遗传学会秘书长和副理事长，为开展遗传学学术活动、培养急需人才做了大量工作。

1982年，张必泰主办了全国甘薯培训班，聘请全国知名的甘薯专家来讲课。他为了讲授世界最新甘薯科研成果，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深入浅出地讲解，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他为培养我国甘薯专业人才、促进甘薯科研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4年，他被确诊患胃癌后，先后住院治疗一年多，动了两次手术，但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躺在病床上，他强忍病痛，坚持写文章和翻译资料，指导全国的甘薯育种攻关，利用星期天从医院回家的时间，到田间和温室指导工作。1985年，他带病完成了全国农业大专院校教材《甘薯的营养与施肥》一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甘薯条目的编写，主持他指导培养的我国第一批甘薯专业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等工作。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惦记着全国的甘薯育种攻关进展，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985年3月1日，张必泰在南京逝世。不幸的消息传到正在合肥召开的全国甘薯会议上，与会的人们无不悲痛：

“七十古来少，君去偏恨早。攻关鏖战急，主帅岂可离？

去者不瞑目，留者深悲怵。洒泪酹英灵，遗志誓继承。”

“七十年春秋，五十年风雨，一生心血育良种，鞠躬尽瘁；

一亿亩甘薯，八万万农民，饮水不忘掘井人，伟业长存”。

我国著名甘薯专家，曾与张必泰患难与共、长期共同奋斗在甘薯科研领域的王寒教授满怀深情撰写的挽联，是对张必泰一生的生动写照。

P11-15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学者编写《传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作物卷1和《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作物卷2分别已于1993年和1999年问世。按照中国科协《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总编纂委员会的部署，编纂了《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作物卷3。卷1和卷2入传专家的年龄大体上分别为1920年以前和1935年以前出生，卷3因考虑到需补充一部分1935年以前出生的前两卷未入传的重要专家，所以入传专家的年龄跨度较大，从1912年到1941年。卷1和卷2人传专家人数均为45人，卷3人传专家人数达到70人，人传人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54个农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

从70位人传人所从事的专业看，遗传育种与种质资源专业有53人，约占专家总数的76％；栽培专业有21人，这其中栽培生理18人，栽培生态2人，耕作1人；有2人从事农产品加工、贮存与开发，有1人从事旱作农业技术工作。在以上这些专家中，有些专家从事的专业领域较宽，如有4人既是遗传育种专家又是栽培专家，1人为栽培专家兼农业经济专家，1人为遗传育种专家兼农业技术管理专家，1人为遗传育种专家兼数量遗传学专家。从入传专家所研究的作物对象看，小麦19人，玉米11人，油料7人，水稻和大豆各6人，棉花和谷子各4人，甘薯和大麦各3人，马铃薯、甜菜、烟草和燕麦各1人。与卷2相比，卷3的专业领域有所拓宽，作物种类也有所增加。

农业科学学科在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衡量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作物科学是农业科学学科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农业科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全面起步阶段(1949—1965)、曲折与停滞阶段(1966—1976)、恢复与调整阶段(1977—1985)和改革与发展阶段(1986起)四个阶段，本卷入传人的人生经历与这四个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全面起步阶段，党和政府用了很大精力关注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组建了一批农业科研机构，同时，通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强了农业科学教育，为农业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他们中有一批年长者因此成为新建农业科研机构的创建者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另外一些人因此受到了良好的农业高等教育。在持续10年之久的曲折与停滞阶段，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必要的研究工作。在恢复与调整阶段我国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百废待兴，他们怀着振兴我国农业科学事业的雄心壮志、强烈的敬业精神，投入到农业科研和生产中去，他们的工作为以后农业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青年时就立志学农务农，并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稳定的研究方向，他们在改革与发展阶段都已成长为本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我国作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作物科学是近代农学发展较快的学科，正如庄巧生院士所指出的那样：“作物对象从早期的稻、麦、棉逐渐扩大到粮、棉、油、糖、麻、烟等门类齐全的大小作物，研究内容从笼统的农学分化为围绕育种和栽培两大中心而形成品种资源、遗传育种、耕作栽培、作物生态、生理生化、产品加工等分支学科或领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本卷入传的这70位作物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做出了许许多多突出成就。在作物育种领域：①育种成了众多高产、抗病、优质、广适的大面积推广的主栽品种，如小麦品种陕农7859、扬麦号系列、鲁麦5号、冀麦5418，玉米品种农大108、中单号系列，水稻品种吉粳号系列、长白号系列，棉花品种泗棉2号、中棉所系列，油菜品种宁油7号、秦油2号，大豆品种合丰25、鲁豆4号、诱变30，甘薯品种宁薯1号、徐薯18、南薯88，甜菜品种甜研301，等等。其中的许多品种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科技发明奖，同时创造了多种实用有效的育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作物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②三系或两系配套的杂种优势技术应用在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大豆、谷子、大麦、芝麻等作物上，推动了作物育种科技的发展；③在小麦、水稻、大豆、谷子、大麦等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丰富了作物遗传资源，为我国作物育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将分子育种技术、辐射诱变技术、组织培养技术利用在作物育种中。在作物栽培领域：①在理论上探索揭示了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谷子、烟草等作物生长发育、产量与品质的形成规律；②提出了多种配套实用的栽培技术，如高产栽培技术、简化栽培技术、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等，在河南、山西、四川、浙江、黑龙江、甘肃等地创建了多个高产栽培典范，大幅度提高了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品质；③在耕作学领域，研究了早地农业生态系统及综合增产技术，提出了“以肥调水，提高单产，退耕种草，发展畜牧，稳定生态”的全面发展模式；④开始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作物生产，研制出小麦栽培计算机专家系统。

本传略作为史实性文献，以人物为主线，力求做到权威性、文献性、学术性、思想性及可读性的统一。每篇传记由生平简介、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道德风范三部分组成，记录了入传人的成长道路、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追求真理的勇气、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深入细致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在相关学科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其意义和影响。他们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们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的奋斗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作物科学领域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具有现实的启示和教育意义。在本卷编纂过程中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专家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未能人传，将留待后续卷中补充。本传略的出版得到了各位撰稿人通力合作、入传人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疏漏与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路明

200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