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在1859年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这个理论除了对生物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还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达尔文回忆录》这个译本是根据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所编的《达尔文生平与书信》所选译出来的，是一个选粹。书中以书信的方式对《物种起源》写作、出版前后进行描写，让我们了解了达尔文如何在逆境中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以真理和事实为最高准则，终于对人类科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整个作品文字清新流畅，亲切感人，而在达尔文的一些书信中，精彩的思想和文句也俯拾皆是。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出版《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达尔文回忆录》根据达尔文之子弗朗西斯·达尔文所编的《达尔文生平与书信》选译，其中对达尔文家族、自传和宗教信仰都有详细的描写，特别是摘自达尔文留给自己挚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病中亲自执笔的《回忆录》部分，生动再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朴素、随意，充满人情味的个性特点，《达尔文回忆录》中以书信的方式对《物种起源》写作、出版前后进行描写，让我们了解了达尔文如何在逆境中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以真理和事实为最高准则，终于对人类科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前言

译本序

第一章 达尔文家族

第二章 达尔文自传

第三章 宗教信仰

第四章 回忆我父亲的日常生活

第五章 《物种起源》的基础(1831—1844)

第六章 《物种起源》的发展(1843—1858)

第七章 《物种起源》的写作(1858年6月18日—1859年11月)

第八章 《物种起源》的出版(1859年10月3日—1859年12月31日)

第九章 《物种起源》——评论与批评——支持与攻击(1860)

第十章 进化论的传播(1861—1871)

第十一章 尾声

(这一章所收集的我父亲的自传，是他写给他的孩子们看的，他从未想过要发表。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那些了解我父亲的人会明白这不仅可能，而且很自然。这篇自传有一个标题：“我的思想与性格的发展过程”。自传的落款结尾如下：“1876年8月3日。我对自己生平的写作大约始于5月28日的赫伯顿，此后我几乎在每天下午都写上将近一小时。”由于这是一种私人性的、亲切的叙述，所以一些文字被删掉是必须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说明何处被删节。对少数笔误的改正也是必需的，不过这种改正的数量已被压到了最小程度。)

一个德国编辑写信给我，想要了解我的思想与性格的发展过程，顺带想让我写一个简要的自传。我觉得这个尝试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它也可能激起我的孩子们或者他们的后代的兴趣。如果我祖父也写了些关于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文字，哪怕短小乏味，我认为也一定会激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接下来的这份生平描述，我试图这样来写：就好比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死人，回首我自己的一生。我不觉得这样做有多困难，因为我这辈子快要结束了。这样的写作方式并未让我感到痛苦。

1809年2月12日，我出生在什鲁斯伯里，直到我四岁多几个月，我才有了人生最初的记忆：那次我们去阿贝格尔附近洗海水浴。当时的事件和地点，我只有模糊的印象。

我母亲在1817年7月去世，那时我才八岁多点。很奇怪，关于我母亲的记忆，除了她去世时的那张床、她的紫黑色睡袍以及她那结构奇特的日用桌子之外，别的就没了。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被送往什鲁斯伯里的一家日间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他们对我说我接受学习的速度要比我妹妹凯瑟琳慢，而且我承认自己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个顽皮的孩子。

当我在那所日间学校的时候，我对博物学的趣味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对于各种收集，我情有独钟。我努力学习辨别植物的名字，我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贝壳、图章、免费邮件、硬币、矿石，等等。对收集工作的热情能引导人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博物学者、艺术鉴赏家，或者守财奴，这一点在我身上体现得十分强烈，我没一个兄弟姐妹有这种热情。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它在我心中烙下了永久的痕迹，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后来我的精神被它狠狠地刺激了。这件小事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它明显表明了我在这么小的年龄就对植物的多样性深感兴趣！我对另一个男孩说(我记得此人就是后来成为著名青苔类植物学家的莱顿)，我可以通过给樱草花浇不同颜色的液体，从而制造出不同颜色的樱草花。这当然是个可怕的胡说八道，我也从未实践过。我在这儿也得承认，我小时候经常为了搞笑，编出各种精心谋划的谎言。比如，我曾经从父亲的树上摘了很多名贵水果，然后将它们藏在灌木丛里，再上气不接下气地边跑边喊，我发现了一大堆被偷走的水果。

我第一天上学时，一定是个非常单纯的小家伙。一个叫加尼特的男孩有一天带我去一家蛋糕店，他一分钱也没付就买了一些蛋糕，店主还很信任他。当我们走出商店，我问他为什么不付钱，他马上回答说：“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叔叔准备给咱们镇捐一大笔钱，条件是：镇上的每一个商人，只要见到戴着我叔叔的那顶旧帽子，而且以一种特殊方式脱帽的顾客，不管他要什么，都得免费给他。”然后他为我展示了脱帽的方式。然后他又领我去了另一家商店，那里他依旧被信任，他用那种方式脱帽，要了些小物件，当然不花分文就得到了。我们出来时他说道：“现在如果你想独自去那家蛋糕店(我对这家店的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就把帽子借给你，只要你正确脱帽，你就要啥有啥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慷慨盛情，走进店中，要了些蛋糕，然后脱下那顶旧帽子，就走出商店。店主急速追了出来，我只好扔下蛋糕，为了保住珍贵的小命而逃跑，当我看见我的虚伪朋友加尼特哈哈大笑迎接我时，我惊讶不已。

我可以亲切地说，我是个仁慈的男孩，不过这全部要归功于我的姐妹们的教导与示范。我实在是怀疑，仁慈究竟是自然发展出的品质，还是先天的品质？我很喜欢到处抓鸟蛋，但我从每一个鸟巢里拿出的鸟蛋，从不会多于一个，除非一种情况：不是出于鸟蛋的价值，而是出于炫耀自我的目的，我会全部拿走。

我对钓鱼兴趣强烈，我会在河边或池边花上很多个小时盯着鱼漂。当我在麦尔的时候，有一天我听说可以用盐和水杀死虫子，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就从不放过一条活虫子，哪怕并不总能成功杀死它们。

当我还很小时，差不多是在日间学校或者之前那会吧，我干过残酷的事情，我揍了一条小狗。我相信自己只是为了享受那种力量感。不过这顿揍肯定不重，因为小狗没有号叫，事发地点就在我家附近。这件事情对我的良心影响很大，从我至今仍能记清事发的准确地点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从那以后我长期爱狗，近乎狂爱。狗们似乎了解我，因为我在爱它们胜过它们的主人这一点上，是个老手。

同样是在凯斯先生的日间学校这一年，还有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骑兵战士的葬礼。令人吃惊的是，我今天仍能清晰地看见那匹马，马鞍上悬着战士的空靴子和卡宾枪，墓前还有一团火。这一幕激发了当时的我的所有诗性幻想。

1818年夏天，我去往巴特勒博士在什鲁斯伯里的高等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七年，直到1825年的夏天，我十六岁时离开为止。我在这里读的是寄宿制，因此我得以过上一种真正的学校男孩的生活。但因为此处距离我家也不过一英里远，所以我经常在晚召集令下达后到大门锁上之间的这段不长的时间内，跑回学校。我认为这有利于保持家庭对我的影响，还有我的兴趣点。我记得在我这段学生时代的早期，为了赶上时间，我经常飞快地跑，我的优秀跑步天赋通常让我成功。但当我没有把握时，我就诚恳地祈求上帝帮帮我。我也记得我那时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祈祷而非跑步速度，我惊异于自己得到上帝如此慷慨的帮助。P6-9

这本书是《达尔文生平与书信》的一个选粹，我编选此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留原作中私人性较重的一些东西。为了这一目的，我把大量纯粹科学性质的书信删掉了，或者用寥寥数语简述之。在我父亲生命的某些阶段，科学研究的元素与私人性元素并行不悖。它们遵循着各自的趣味规律一同起起落落。因此《物种起源》的写作与出版的过程，无论对于和我父亲一样对人种演进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对于强烈想要了解这本堪称生物学史上转折点的作品的博物学家。同样具有吸引力。所以，有关这一部分的故事的可查阅的细节，简直太多了。

我以一个大概的年代顺序来组织我的材料，不过父亲研究工作的特点及多样性，让我无法严格依据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他习惯于几乎同时展开好几个课题的研究。他一边进行着理性的、需要组织大量论据的写作，一边将科学实验当做写作间歇的休息、工作的变化。而且，他的很多研究课题都是被废弃了好几年后才又重新拾起的。所以，从对父亲的工作的这种拼接般的编年叙述中，理清每一项课题的来龙去脉，将十分困难。本书的目录将表明我是如何尽力去避免这一结果的。比如，读者将会发现第八章之后有一个断裂，故事之所以从1854年退回1831年，是为了接下来的故事能得以连贯叙述。同样，父亲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也被置于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分开论述。

我在第四章试图对父亲的工作方式进行一个描绘。可以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八年中，我几乎成了他的助手，因此我有机会对他的习惯与方法了解一二。

感谢卡梅伦先生的热忱，他允许我将卡梅伦夫人晚年所得的父亲的照片印制成卷首插画。同样感谢《世纪杂志》的出版者，他们很有礼貌地授予我在第四章题头使用他们的一幅插图的权利。

弗朗西斯·达尔文

1892年8月于剑桥大学

对于如此深奥的问题，我无法假装有所灵光一闪。万物起源的奥秘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人最好满足于做个不可知论者。

——《达尔文自传》

我不怀疑未来人们对它的接受，我们的子孙对我们今天的观念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会和今天的我们对曾认为就是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而产生的化石贝壳的探索一样艰辛。

——给莱尔的一封信(1859年9月)

我相信，在我将自己的一生稳固而持续地奉献给科学事业的过程里，自己的所做算得上正直。我没有过犯下极大罪恶的那种痛悔感，但一次又一次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所做没能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好处。

——《达尔文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