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勃留索夫日记钞(1893—1905)》是一本既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又有独特的文学风格的散文体作品。作者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作为一个跨越十月革命前后的苏联象征派诗人，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的文学人物。《日记钞》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俄国社会大动荡和激变年代的思想、情恋、创作及交游实况；他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赞美革命而又主张艺术独立，诗作具有浓郁的悲观绝望和神秘主义气息。

瓦·勃留索夫是俄国象征派旗手、重要诗人。《日记钞》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俄国社会大动荡和激变年代的思想、情恋、创作及交游实况；他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赞美革命而又主张艺术独立，诗作具有浓郁的悲观绝望和神秘主义气息。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最有文化教养的作家，列宁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诗人”。

中译本前记

《前记》之《后记》

英译者《导言》

勃留索夫日记钞

附录：

诗十八首

追忆勃留索夫

“劳动英雄”

弗拉狄斯拉夫·霍达谢维奇回忆道，在象征主义的和风吹拂下，象征派运动为一时风尚所趋。凡是呼吸了象征主义空气的人，都会逐渐变得孤僻离群，这种离群性将永远成为烙在象征派身上的标记。而另一方面，象征派内部成员之间，象征派作家与他们的作品之间又不可避免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不可能超凡脱俗”，霍达谢维奇写道，“因此，象征主义者也同样逃脱不了个人恩怨或文学作品中的爱憎之网的羁绊”，因此，象征主义既作为一种创作态度，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两者是紧密相融的。勃留索夫认为，象征派诗人应该具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气质。他对此说坚信不移，不仅从理论上加以阐释，而且在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勃留索夫自己当然是充满激情的，但他的这种气质是理性的，缺乏自生性。无论是巴尔蒙特还是别雷，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自发自生的、超理性的奔放无羁都要比勃留索夫的激情来得自然。也许正因为此，勃留索夫为了克服自己超理性体验的局限，不懈地努力着。这种努力本身产生了一种激情，但其努力动机的有意识性又使这种激情仍旧未能超越理性。他采取各种方式以求获得更多的超理性体验，于是，躲进了诗歌、情欲、唯美论、巫术魔法和精神狂乱之中，后来又躲进了吗啡里。在所有这些非理性体验中，情欲是与诗歌最紧密相融的。

勃留索夫作为一个象征派诗人，如果他的诗反映的是他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又是他诗歌创作的素材的话，那么，情欲便是两者间的联接点。因此，他与女性的情爱在经过一番艺术夸张后便写进了诗里，而诗中所描述的情爱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具有生活原型。例如，他自己曾渴望能成为某部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而生活中他又向往自己能像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这位带浪漫色彩的“多余的人”曾使勃留索夫着迷不已。勃留索夫早期的情诗并无惊人之作，诗中的女性也大都寡然无味。他的情诗不是题献给这个某某女士，就是那个某某女士，比如，托尔耶斯，玛娜耶斯或凯特耶斯。他早期的恋人中，似乎只有一位姑娘值得一提，她叫列欧娅——伊丽娜·玛丝洛娃。他们俩的浪漫史只有短短的两个月(见日记，1893.3.10-5.20)，以玛丝洛娃死于天花而告终。在勃留索夫1900年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青春》中，伊丽娜·玛丝洛娃被冠以尼娜·爱丽娜的名字出现：她25岁，而当时的勃留索夫才仅仅19岁。尼娜其貌平平，有一双“神智恍惚”的眼睛，需以脂粉来掩饰其渐衰的容颜。勃留索夫在向尼娜的妹妹求爱遭到冷言拒绝后，马上转而爱上了尼娜，因为，他说：“事实上，对于我来说，爱上谁都是一回事——我只是想为我的诗歌创作寻找一个生活原型，一个可以供我思念的对象。”他的富有魅力的“少年之梦”便因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那段时间他正在读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作品，他坚信艺术之美超过自然之美。尼娜·爱丽娜的夭折使她更进一步成为颓废派诗中完美的颓废派恋人形象，基地也因此成为勃留索夫早期诗作的主题。他对爱丽娜的爱究竟真诚到什么程度？爱丽娜在世时，他似乎并不知道，只是在她死后他才感觉到了他们的爱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在那段时期的日记中(有些未发表)，勃留索夫深切的悲戚之情渗透于字里行间，尽管这种感情是被勃留索夫做过一番艺术加工的。此后，爱丽娜不断地在勃留索夫的诗中出现，直到1916年。勃留索夫出的第一本书即以爱丽娜作为笔名。爱丽娜至少给一位崭露头角的颓废派诗人以启发性灵感，或许还不止于此。

真正对勃留索夫的创作活动以及他的声誉之树立产生较大影响的，并不是伊丽娜·玛丝洛娃，而是勃留索夫后来的另一些秘密情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尼娜·彼得罗芙斯卡娅。他们的关系属于那些紧密地编织成勃留索夫诗网的关系之一。尼娜·彼得罗芙斯卡娅被认为是一位年轻的象征派作家，因为她完全具有颓废型的气质。虽然她的文学才华微不足道，但她却从1903年开始，对勃留索夫在莫斯科的文学生活产生了达数年之久的影响。她的丈夫是谢尔盖·柯瑞契托夫——索克罗夫。作为一位象征主义者，他鲜为人知；但作为一位出版商，他却颇为著名。尼娜爱上了安德烈·别雷，但却把他“输”给了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妻子柳波芙。她于是转向勃留索夫，起初是为了报复别雷，但后来却被卷入了新的感情漩涡。别雷——勃留索夫——彼得罗芙斯卡娅的三角恋爱，对于三人来说，显然·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而这段经历恰好应验了象征派所提倡的生活与艺术应融为一体的学说。对这起复杂的公案，没有详细而公正的记载，但在别雷1903和1904年的诗中，却可以寻见这段公案对其文学创作影响的痕迹。这些诗既反映出他与尼娜的关系，也表露了他对勃留索夫的敌意。勃留索夫的诗集《花环》(1906年)也记载了他的这段浪漫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勃留索夫那本著名小说《热情的天使》的主要章节泼墨的都是他们三人的这段三角关系，尽管小说假借十六世纪的德国为背景。此外，在弗拉狄斯拉夫·霍达谢维奇的回忆录《瑞耐特之末日》(瑞耐特是勃留索夫崇拜的人物，被当作女巫而烧死)中，以及尼娜自己的回忆录(1976年版)中也都有记载。尼娜的回忆录(尽管只是节选)对待勃留索夫的态度是友善的。站在勃留索夫的角度来看，这段插曲无论使他个人损失了什么，却使他的艺术创作硕果累累。他在1906年6月给尼娜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与她之相逢使他的诗歌创作欲再度复燃。勃留索夫创作时，不习惯于把自己素材宝藏中的精华逐一逐一地慢慢提取，而是喜欢一下子就把它们洗劫一空。因此，完成《罗马和世界》后，他感到了空虚。而与尼娜的爱情经历重又使他的素材宝藏充实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富有。勃留索夫再度获得了创作动力，于是，就有了《花环》(然而，这段爱情所产生的效应并未持续很久，1906年6月以后，他的创作和爱情又回到了枯竭状态。)。P21-24

日记是一个人灵魂的展览馆，尤其是一个内心生活丰富和复杂的诗人或作家，又处于历史激变社会转型期的时代，他的精神世界的骣动，更其剧烈和纷繁。又因为作者写作的目的，是留给自己查看的，因此，它真实而纯净，像一个没有浓妆艳抹的妇女，倒显出她的天然风韵以及她的“缺陷美”——她的真实的自我。它是真正的写实文学，不仅是一个诗人或作家的生活记录，也是他的成长史、人格史和创作史的自然形态。至于当时的社会动态、文场风习，这里当然也有其真实的反映和清晰的折射。因此，它又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聚光镜。

这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勃留索夫日记钞(1893—1905)》，我认为就是一本既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又有独特的文学风格的散文体作品。

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作为一个跨越十月革命前后的苏联象征派诗人，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的文学人物。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是属于俄国上流社会的文人墨客。他既是俄国象征派(或被称为“颓废派”或“现代派”)的重要诗人，又是由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风行的俄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和旗手；他在1894年编辑出版的诗集《俄国象征派》，使俄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与发源于法国又波及世界各国的象征主义诗歌遥相呼应，成为世界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而他所创导的这一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又对俄国文坛冲击很大，影响深远，一直到十月革命后的二十年代，当时出现的新一代作家，无论是共产党员或同路人，在创作风格形成上，无不受到这一流派的熏染。象征主义仍红极一时。直到进入三十年代，随着斯大林统治的强化，政府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与限制的加紧和深入，它才从文学地平线上逐渐消失于无形，以后则一直受到苏联官方学者的激烈的政治批判，称为“逆流”，并列入禁区。

作为一个象征派诗人，他注重于抒写入的内心世界，认为象征比形象更能有效地反映世界的真实；他主张“创作自由”，“艺术独立”，讲究为艺术献身的操守。但他又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他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倾向，因此他在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者许多美学观点的同时，又富有社会敏感和生活激情，注意于对本国的民族特点与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观察。他的哲学社会学观点和诗的风格又与象征派的基本观点处于相矛盾的微妙地位。如果说，他早期的奠定了他在俄国诗坛上历史地位的诗作，如《杰作》(1895年)、《这是我》(1897年)以及《第三警卫队》(1900年)，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气息和倾向，那么1906年出版的诗集《花环》，就表现了对革命的积极态度，热中于社会性主题的开拓。他赞美革命，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破坏旧事物，并以这个观点批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此受到列宁的批判，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诗人”。但他仍然不懈地积极探索社会性的新主题，歌颂劳动者。所以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并未像他的同侪或晚辈的众多象征派诗人和作家那样，离开俄国，流亡西欧，而是继续留在俄国，对革命采取坚决的支持态度，并立即参加了新政权，又于1920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卢那察尔斯基合作，主持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成为苏联早期文化教育战线重要领导者之一。在革命后，他作为一个诗人，虽然努力探索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竭力追赶时代的步伐，歌颂列宁和革命，但离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有所差距，从而造成了他的苦闷而矛盾的心态。他的领导职位也终于为另一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所取代。他于1924年10月于孤寂中死去，享年仅五十一岁，成为早期苏联文坛昙花一现的人物。

勃留索夫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最早接触法国象征派诗歌，并翻译了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维尔哈伦等人的作品；同时又广泛翻译了诸如维吉尔、莫里哀、歌德、爱伦·坡、梅特林克等，由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代派的作品。他作为一个天才的文学组织家，在早期作为俄国象征派机关杂志《天秤》的主编，不仅培养了一代俄国象征派诗人，而且把这个杂志办成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刊登了像维尔哈伦这样著名的外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他不仅对亚美尼亚文学有出色的翻译和论著，对于普希金的研究也独具只眼。因此，他作为一个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评论家的同时，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高尔基称之为“俄国作家中最有学问的作家”。虽然他逝世近四十年以后，苏联未曾正式印行过他的作品和研究他的论著，在苏联学者的文学史著作中，他也很少被提及。但他作为一个俄国象征派的代表性诗人，作为一个有才能和独创性的诗人，由于他在俄国诗坛上对主题开拓和风格创新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西方学者的俄国文学史论著中，仍占有自己的篇幅，并作为不断被译介和研究的对象。至于在我国，除过二十年代初期《小说月报》上译介过他的一篇诗论(见1923年7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7号上的耿济之译的《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革命后五年来(1917—1922)的俄国诗坛略况》。勃留索夫在这里被译为布利乌沙夫)外，直到八十年代，才在张草纫、李锡胤两位教授译的《俄罗斯抒情诗百首》(1983年)中介绍了他的九首诗作。一般说来，我国的新一代文学读者，对他还比较陌生。正像这些年来，我们对俄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了解，缺少必要的介绍和研究那样。因为苏联学者，尤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世界性的现代派文学运动，包括对俄国象征派运动，都作为一股文学上的逆流，取断然的否定批判态度。而这种反科学反历史的文艺观点，对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曾发生过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部《日记钞》，虽然是一个抄本，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1893—1905年间，即俄国社会和文学都发生重大动荡和激变年代的生活、思想、读书、写作以至交游的实况，反映了诗人对世界、人生、社会、文学与自我的认识、思考与态度。正像他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我的青春》中说的：“诗人的精神本质上并不比他人的高贵，但他感觉敏锐，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就自传或日记而言，它所感兴趣的不仅是表达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刻画他人的性格和传达时代精神，也是他所关注的。”我认为，作者的这段自白，正好说明这本《日记钞》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至于《日记钞》中对当时俄国文坛上不少大小诗人和作家的生活和言行的描绘与评述更有它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它补充了我们从文学史家的理论性论著中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作为一本散文著作来读，使我们感到赏心悦目，别有风致。

我在好几年前，就决心把这本具有散文特色的《日记钞》译介给我国读者，但终因年老事杂，力不从心，前年才由在我这里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任一鸣同志接手，作为她的研究生作业开始翻译。因为我相信她的外文功力和文学素养，足以胜任愉快地完成这个任务。现在这个译本，只是由我作了必要的校改和文字上的润色，并加注了大部分的注文。鉴于我国读者对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比较生疏，所以关于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俄国象征派诗人和作家，都根据手头现有的中外文资料，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英译者的注文，则酌予保留。

本书根据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英译本转译。英译者格罗斯曼系该大学贝克莱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文学副教授，大概是个俄裔，著有《爱伦·坡在俄国》(1973年)一书，而关于勃留索夫和早期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论著，曾得到英国的学术奖金。

英译者所写的长篇《导言》，对于勃留索夫的生涯和文学事业以至他的诗歌创作历程的论述，都比较翔实，有一定的学术分量，所以也一并加以译介，作为参考材料，以助于读者对勃留索夫的了解；本书英译本附录所收的勃留索夫的二十一首诗，被国外研究家认为是勃氏诗歌创作中的精品；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勃留索夫同时代的两位晚辈诗人霍达谢维奇和茨维塔耶娃所写的回忆录，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不同的勃留索夫形象，都转介在这里，供大家研究、欣赏和参考。

1989年4月中旬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