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宏伟巨著，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包尔康斯基、劳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景物如临眼前，虽是19世纪的小说作品，但流传至今，却没有任何隔阂感，其中流露出来对人性的悲悯情怀，穿越时空背景，仍旧撼动人心。《战争与和平》恢弘的构思和卓越的艺术描写震惊世界文坛，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与和平两大事件为圆心，向四周辐射了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及其众多的人物关系，构成史诗性的重心向四周扩散的圆形结构。小说以事件串联人物，推动多条情节线索交叉发展。以俄法战争为背景，着重通过对安德烈·鲍尔康斯基、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中心人物的描写，回答贵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小说从表现俄罗斯民族同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同人民意愿间的矛盾着手，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努力写入民的历史，把卫国战争写成是正义之战，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这么说，公爵，热那亚和卢卡现在已经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了。不过，我可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您还想告诉我，我们正处于和平年代，要是您还想庇护那个基督敌人(我确信他是个基督敌人)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他所酿成的一切惨祸，我就不再和您有任何关系，您也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哦，您好，您好，我想我把您吓坏了，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说这话的是声名显赫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利尔——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太后的心腹，她是在一八零五年七月迎接首位赴宴的达官贵人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时说的这番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咳嗽了好几天。她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当时的圣彼得堡还是个新词，只有上层人士才会使用)。

所有的宴会请帖在当天早晨由一名红衣差吏发送，内容一律用法语书写如下：

于今晚七时至十时莅临寒舍，不胜荣幸。

安妮特·舍利尔

“我的上帝！您可真尖锐！”那位刚进来的公爵回答道，丝毫没有因为这种接待感到窘迫。他穿着绣花官廷礼服、过膝马裤和短靴皮鞋，胸前佩戴着几枚星形勋章，扁平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他讲着一口优雅的法语，那是我们祖先不仅用以说话而且借以思考的优雅语言。他的谈吐温文尔雅，又具长者之风，是长期置身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权威人物特有的腔调。公爵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低下他洒满香水、油光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怡然自得地坐在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您先告诉我，您还好吗，让您的朋友放下心。”公爵仍然是那副语调，从他彬彬有礼、矫揉造作的关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是嘲讽之意。

“精神受到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这年头，稍微有点感情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能待在这儿，好吗？”

“那英国公使馆的庆祝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必须去那儿，”公爵说，“我女儿会来接我。”

“我还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呢。老实说，所有这些庆祝会啊，烟火啊，让人感到厌烦。”

“要是他们知道您的想法，庆祝会早被取消了。”公爵说，他就像上紧发条的钟，习惯性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想让别人相信的话。

“别嘲笑我了！言归正传，关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派遣，作了什么决定？这些您全都知道。”

“怎么说呢？”公爵冷冷地说，“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既然巴拿马家族已经破釜沉舟，我们也应该全力应战。”

瓦西里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没精打采，就像一个演员在背诵旧台词。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利尔则截然相反，虽然她已经年满四十，却仍然精力充沛，遇事冲动。做一个热心人已经成了她的社会使命，有时即使她不想这样，为了不负众望，她也得装出一副满腔热情的样子。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嘴角总是挂着与她姿色尽衰的面容极不相称的微笑，就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明明知道自己可爱的缺点，却不愿意、不能够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改正。

谈论政治事件时，安娜·帕夫洛夫娜突然激动起来。

“哦，别再跟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并不了解情况，可是我知道奥地利以前不希望、现在也不希望打仗。它这是在背叛我们！能够拯救欧洲的只有俄国。我只相信，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清楚他崇高的天职，也一定会信守不渝。他担负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使命，他是如此善良，如此高尚，上帝也会保佑他。我们的皇帝将履行自己的天职，摧毁革命的邪恶势力，现在这个杀手和恶棍成为了革命的代表人物，革命显得愈发可怕。只有我们才会单枪匹马为那位正义之士讨回血债。请问，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浑身散发着商业气息的英国不会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崇高。英国拒绝撤出马耳他，因为它想知道我们行动的意图。那些英国人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他们没有、也不会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舍己精神。我们的皇帝只想造福天下，别无他求。此外，他们承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普鲁士已经公开宣称，波拿巴无懈可击，整个欧洲都对它无能为力……哈登贝格和豪格维茨说的鬼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普鲁士的中立臭名昭著，不过是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还有我们伟大皇帝的洪福。他一定可以拯救欧洲！……”

安娜·帕夫洛夫娜忽然停下来，为自己的冲动笑了笑。

“我觉得，”公爵笑着说，“如果不是派我们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派您去，普鲁士国王一定会被迫达成协议。您真是能言善辩。给我倒杯茶，好吗？”

“马上就倒。对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又恢复了平静，“今晚要来两个非常有趣的男士，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通过罗昂家的关系，他与法国名门蒙莫朗西家结成了亲戚。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地地道道的侨民。另一位是莫里奥神父，您认识这位学识渊博的人物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您听说了吗？”

“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他们。”公爵说，“不过请您告诉我，”他紧接着问，这种伪装的漫不经心就仿佛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而事实上，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听这件事。“太后想委派丰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这是真的吗？大家都说他是个卑鄙之徒。”

瓦西里公爵一直想为自己的儿子争取这个职位，可是别人却试图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太后为男爵谋得这个差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合上了眼，表示无论是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对太后想要或喜欢做的事指手画脚。

“是太后的妹妹把丰克男爵举荐给太后的。”她只是用悲伤的语气冷冷地说了一句。

提起太后，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上立即流露出无尽的忠诚和由衷的敬意，同时又带着一丝忧伤。只要一谈起她那位至高无上的庇护人，她都会露出这样的神情。安娜·帕夫洛夫娜还说，太后陛下非常器重丰克男爵，果然，她的脸上又笼罩了一层哀伤。

公爵不吭声了，看上去无动于衷。凭借宫廷女官特有的敏锐和圆滑，安娜-帕夫洛夫娜一面想谴责公爵，因为他竟敢诋毁被引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想安慰他。

“谈谈您的家庭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知道吗，自从令媛出入社交场合后，所有人都为她倾倒，大家都称赞她是个大美人。”

公爵鞠了一躬，以示尊敬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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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大代表作跻身世界伟大小说家之列。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图拉省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2岁时母亲去世，9岁时父亲去世，他有三位哥哥都时运不济，生活放浪。托尔斯泰在远房姑母的监护下长大。生活环境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力和沉思默想的个性。出于未来工作的需要，托尔斯泰16岁时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后又转入法律系，然而，他对文学与道德哲学更感兴趣。由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满，19岁时他自动退学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这个母亲陪嫁的庄园，后来被托尔斯泰继承，作家除了短暂的外出旅行，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庄园里度过的。在这里，他自修文学，阅读笛卡尔、卢梭的著作，他发现自己有许多和卢梭精神相似的地方，他发现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是最高的善，在他看来，“人类的进步，社会的法则，不在于什么外在的变革，而在于人的自我完善，在于上帝永驻自己的心中，只要人人完善自我，那么社会的一切邪恶将不复存在。”在进行专业写作之前，托尔斯泰也像卢梭一样，尝试过很多工作——外交、法律、农业、服兵役、教育改革等等。卢梭的思想对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851年，22岁的托尔斯泰追随哥哥到高加索服军役，在高加索的6年生活中，他曾在克里米亚参加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因为坚强的意志力和英勇的作战精神，被提升为准尉。在军务之余，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并开始文学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这段军旅生涯为后来写《战争与和平》积累了生活经验。1856年退伍回到庄园从事农事改革，以失败告终。

1863年，他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主人公奥列宁是一个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作者通过他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苦苦探索。初露托尔斯泰史诗性的风格，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铺垫。这段时期，他潜心研究历史和从事文学创作，企图在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记录了这段时期作家思想上的矛盾。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更趋尖锐。为了找到民族出路和答案，他广泛接触、考察现实生活，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籍，这是他一生最艰苦的精神探索阶段。经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地与贵族阶级决裂，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他的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此时发展到了顶峰。他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许多观点，在《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等论文中得到了阐述。

80、90年代，托尔斯泰进入晚年创作阶段，创作了许多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政论和艺术论文等。这一时期的创作一方面表达和宣扬了作者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对社会的种种罪恶作了尖锐批判。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晚年的代表作。

托尔斯泰晚年致力于“平民化”工作，生活简朴，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他的想法遭到家庭的反对，托尔斯泰于1910年离家出走，途中得了肺炎，于11月20日病逝于阿斯塔波火车站，终年82岁。

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作家创作中的鸿篇巨制，也是作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这些艺术成就在俄罗斯文学艺术独创性方面具有开创之功。  首先，在表现人物行动方面，形成以事件为中心的圆形结构。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与和平两大事件为圆心，向四周辐射了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及其众多的人物关系，构成史诗性的重心向四周扩散的圆形结构。小说以事件串联人物，推动多条情节线索交叉发展。以俄法战争为背景，着重通过对安德烈·鲍尔康斯基、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中心人物的描写，回答贵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小说从表现俄罗斯民族同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同人民意愿间的矛盾着手，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努力写入民的历史，把卫国战争写成是正义之战，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其次，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运用独创的“心灵辩证法”。

心理描写是一种基本的、古老的艺术表现手法，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家欧里庇德斯在刻画女性性格时就已经注意到女性心理描写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到了19世纪，司汤达、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更是把心理描写作为一种很常见的刻画人物的手段。与古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是，托尔斯泰并不单纯地描写人物心理，而是通过描写心理变化过程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演变；他最感兴趣的是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他能描述出一些情感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和内在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托尔斯泰的这种独创概括为“心灵辩证法”。

《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濒临死亡时的心理活动就是通过“心灵辩证法”表现的：安德烈梦见许多人在身边进行无谓的谈话，渐渐地，这些人物全部开始消逝。他起身朝房门走去，他觉得一切都有赖于他是否来得及紧闭房门。但他的脚无法迈动，于是，他知道来不及关门，但仍然徒劳地鼓足全身力量。他陷入痛苦的恐怖之中。这恐怖是死亡的恐怖：“它”就站在门外，但就在他无力地、笨拙地朝房门爬去的时候，这一可怕之物已从另一边压过来，冲破了房门，某种非人之物——死亡——破门而入，于是，安德烈公爵死去。但是，就在死去的一霎那，安德烈公爵想起他是睡着的，同时，在死的那一瞬间，他一努力，于是又醒了：“是的，这就是死亡。我死了，然后又醒了过来。是的，死亡就是觉醒。”突然间，他的心里亮了起来，他感到好像挣脱了以前捆住他的力量，感到了再没有离开过他的那奇怪的轻松。这是作者对安德烈内心世界变化过程的描写，而且是安德烈正在走向死亡之前的心理过程，这种“心灵辩证法”的运用，展示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作者借此很好地展示了安德烈对道德的体悟、安德烈找到精神归宿以后所获得的来自灵魂的升华。

小说中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是一个突出的女性形象。她是作者竭力讴歌的对象。婚前的娜塔莎是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少女，她的嗓音、微笑、目光中都充满着情意。无论她在哪里出现，人们都会立即听到她的欢声笑语。安德烈·鲍尔康斯基由神情忧愁沮丧、闭门谢客两年而变得精神焕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娜塔莎的感染。她是爱的化身——爱父母，爱兄弟姐妹，她也爱为国家负伤的军人；她和下人、女仆相处没有伯爵小姐的架子。尤其在关键时刻，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她勇敢地纠正母亲的错误；匀出车队中几辆大车运送伤员到安全的乡下去；宁肯放弃自家的财产；对负伤后的安德烈悉心护理，无微不至地照顾和爱使得安德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享受到幸福的感情……小说的尾声中，娜塔莎嫁给了皮埃尔。结婚7年间生育了四个孩子。“她不唱歌，不打扮，说话不讲究，主要是因为她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娜塔莎关注的事情是她的家庭，也就是她的丈夫。”西蒙·波伏娃评述道：“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娜塔莎对皮埃尔的盲目的信仰。”小说通过人物心理过程的变化呈现了娜塔莎婚前、婚后截然不同的性格，通过这种前后性格的反差，托尔斯泰把娜塔莎塑造成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表明了作家那“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而在卧室”的大男子主义立场。

在《战争与和平》以后的创作中，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更为成熟。《安娜·卡列尼娜》是“心灵辩证法”运用得最充分的小说。安娜的心理过程在小说中表现为情感与心理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她一方面厌恶丈夫，另一方面又时有内疚与负罪感产生；一方面憎恨伪善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依恋这种生活环境；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感到恐惧不安。作者把她内心的爱与恨、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信任与猜疑、坚定与软弱等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与心理嬗变非常详细地描摹出来，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无穷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人物整体塑造上，而且体现在很多场景或细节上。小说第一部第十八章中写到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火车车厢邂逅，两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看对方。接着，作者从渥伦斯基的视角描写了安娜。这段描写中，作者重点抓住了安娜的脸部表情和眼神，发掘出女主人公潜在的心灵世界。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对女主人公形象刻画上，对其他人物如列文、吉蒂的塑造，也是通过记录心理过程变化来实现的。

第三，在描写人物精神方面，运用“托尔斯泰主义”，塑造一系列“道德自我完善”的典型。

托尔斯泰认为人身上存在着灵魂与肉体的矛盾，他把物质的、肉体的欲望同利己主义联系起来，主张人应该让灵魂主宰肉体从而走向道德自我完善。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诱发人的私欲、滋生人类恶的外在根据，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他通过文学创作对现存制度和现实生活中一切虚伪、荒谬与不人道、不道德的东西进行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揭露和批判。但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斗争，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借助宗教求得仁爱、宽恕、“自我完善”，以此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在安德烈、皮埃尔、列文以及聂赫留朵夫等主人公的身上，托尔斯泰的以仁爱、宽恕、道德自我完善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思想有了更明确的体现。

《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原本是个矜持、傲慢、荣誉感很强的青年贵族，和年轻貌美的娜塔莎订了婚。可是在他出国期间，纨绔子弟阿纳托利·库拉金勾引了娜塔莎。回国以后，安德烈一心想找阿纳托利复仇，但1812年卫国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复仇行动。在波罗金诺战场的救护站里，受了重伤的安德烈看到刚被锯断腿的阿纳托利，一种怜悯和爱的情绪充满了他的心：“同情，热爱我们的同胞，热爱那些爱我们和恨我们的人，热爱我们的敌人，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宣扬的爱，玛丽公爵小姐曾经教过我，可我没有理解……”安德烈完全宽恕了阿纳托利，并且，他感到因宽恕而带来的无限幸福。在战争中，安德烈见到和亲身经历了许多苦难，他变了，他理解了只有爱和宽恕才能给人带来幸福。安德烈在临死前的那段时间里，就一直处在爱和宽恕的心境之中。当他重新见到娜塔莎，他不仅宽恕了她，而且觉得比从前更爱她了。安德烈弥留时的一段思想集中地反映了托尔斯泰的“爱的宗教”：“因为爱，我才懂得了一切。因为爱，世间万物才能存在。爱把世间万物结合在一起。爱就是上帝……”在主张顺从和博爱的农民卡拉塔耶夫的精神启发下，皮埃尔虔信上帝，宣扬“爱”和“互助”，最终找到了人生的真谛，通过道德完善以改造社会。

其实，从早期创作的自传体三部曲、《哥萨克》等开始，作家已经把精神探索作为主人公思想性格的主导方面；《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形象继续了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列文始终被这样的问题困惑着：人为什么而活？如何才能当一个好地主？列文的精神探索在小说结尾处有了答案：为上帝而活，为最高的善而活。《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创作最重要的作品，也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体现得最完整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把人的精神复活看作社会根本转变的起点，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的过程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先后历经三个阶段。首先是善良、真诚、追求理想的阶段。此时，他对卡秋莎怀有纯洁的爱情。然后，他坠入声色犬马、虚伪应酬的贵族生活中，这是“动物的人”压倒“精神的人”的阶段。纯情的卡秋莎早已被他忘在了九霄云外；最后是从忏悔走向复活的阶段。在法庭上，聂赫留朵夫认出了妓女玛丝洛娃就是曾经的卡秋莎后，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当年清纯的少女怎么变成了眼前寡廉鲜耻的妓女？这些年，卡秋莎经受了怎样的人生磨难？谁是推手？聂赫留朵夫不停地拷问自己。他决心悔过自新，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真心诚意地想娶玛丝洛娃为妻，最后，他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这时，“精神的人”战胜了“动物的人”，聂赫留朵夫走向了灵魂的“复活”。聂赫留朵夫由忏悔走向复活的过程，就是人性由失落到复归的过程，也即改恶从善，善战胜恶，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相应地，女主人公卡秋莎从一个怀着美好感情的天真少女，到恬不知耻的妓女玛丝洛娃，她的心灵和思想都经受了重创，她不再相信美好和善良；后来，她在聂赫留朵夫的行为中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并原谅和宽恕了他，为了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途，玛丝洛娃拒绝了他的求婚。作者认为，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爱是人类感情的最高形式。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受到革命者精神的感染，玛丝洛娃又产生了对新生活的热望，她的精神最终彻底复活了。

托尔斯泰通过男女主人公“复活”的描写，强调了“道德自我完善”在改造入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托尔斯泰所制定的这种拯救人类的宗教道德药方是其“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内容，它根植于基督教，又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基督教教义。他以爱的力量消解了基督教的罪恶和苦难的绝望感，以宽恕和爱代替了基督教神秘莫测的宗教感情，以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执著改变了基督教否定现世的精神取向。但另一方面，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日益高涨、人民日益觉醒的时代，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又显得荒唐可笑。